我与三强相识七十载，两度同窗，终生相交。后来，在我一生中的几个关键的转折时刻，三强都曾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在国外时，是三强满腔热情地向我宣传新民主主义，介绍共产党领导下的解放区的情况，叶先生为此尽了极大的努力，后来成就大的要算钱三强和何泽慧、于光远了。虽然许多年不曾见面，但我们师生二人却没有任何套式的寒喧，只默默地相引着走进房间
我与钱三强是最要好的同学。鼓励我尽早回国迎接新中国的到来；建国后，最崇敬的老师
在清华大学理学院那一大批才华横溢的先生中间，我最崇敬的就是叶企孙先生。
叶企孙先生出身于书香门第。父亲是清朝举人，曾在早期的清华学堂讲授过国学课程。叶先生留学美国，曾获芝加哥大学理学博士和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在攻读博士期间，他曾与导师合作测定出了普朗克常数数值。这一成果后来被国际物理学界沿用了达16年之久。
叶企孙先生是一位在学术上造诣极深的先生。他思维敏捷，教学方法灵活独到，讲课从不照本宣科。他虽有很重的上海口音而且又口吃，但却丝毫也不影响他把那些基本概念讲得清晰易懂。叶先生极善于把握关键。他负责讲授的热力学是最难懂的课程之一。每当讲到重要的关键地方，叶先生总是不厌其烦地反复强调、重复讲解，直到学生真正透彻理解了为止。
叶先生讲课最突出的特点还在于他十分注重跟踪国外最新研究成果，注重开拓学生的眼界。他讲同一个课题，每年所举的例子都不相同，甚至不同班次的都不相同。因为他总是要在自己的讲义中随时补充进最新的例子和最近的发展成果。这种授课方式很接近国外那些高水平的教授。很多年以后，我们这些清华的老校友们提起叶先生授课的这一特点时，还总是津津乐道、赞不绝口。
叶先生的考试也与众不同。他常根据学生的不同情况给学生出不同的题目。有一次考统计物理学时，叶先生给我单出了一道题。他先给了我一本德文版的统计物理学专着，让我先把这本专着看完后，再根据专着中的论点写出一篇有自己见解的文章。接过叶先生递过来的专着，我心里直打鼓，我只在礼贤中学学过一点点的德文，凭自己那点可怜的德文底子不仅要读完这本专着，还要读出自己的见解来，实在有点勉为其难。但叶先生却似乎毫无通融余地。逼得没有办法，我只好起早贪晚，整天抱着德文字典一个字一个字地抠，费了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才把那篇专着啃了下来。没想到，这次统计物理学的考试，竟会使我的德文水平在极短时间内上了一大步台阶，为我打下了良好的德文基础。
叶先生独身一人，没有家眷，身边只有一个老男佣。我和同学们无事时常喜欢往叶先生处跑。叶先生的书卷气很浓，没有多少客套话和格外热情的表示，但也绝没有冷淡和生分之感。他喜欢与学生们探讨问题，一进入学术方面的话题，叶先生就显得格外的机敏活泛了。一般情况下，叶先生是个很原则的人，决不是什么事都可以随便通融的。但学生们遇到困难时，却常会想到去找叶先生，因为大家对叶先生的人格、人品有一种很深的信赖。我们班有一位叫郁钟正的同学，当时在生活上十分拮据。大家为此找到叶先生，希望叶先生能帮他想个办法，找点事做，帮他度过难关。叶先生当时并没说什么，但事后却真的为郁钟正同学介绍了一份到中学代课教书的工作，使他能挣点薪水以补贴生活了。那时，清华大学在读的学生是不允许在外兼职做事的。这件事在当时是很破例的，可想而知，是三强推荐我负责筹办光机所，在学校的方方面面做了许多的工作。但事后叶先生却从未提起过。那位曾被叶先生帮助过的郁钟正同学，就是我国着名的哲学家、经济学家和社会学者于光远先生。
“七七事变”后，叶先生积极支持我党在冀中根据地的抗日活动。他通过曾给他当过助教的冀中军区供给部研究所所长熊大缜，一面介绍清华大学学生到冀中根据地参加工作，一面筹集资金为吕正操部研制黄色炸药、购买电台和医药用品。蔡元培先生曾在日记中记载过叶先生四处筹款的活动。蔡元培先生写道：致孙夫人函，由企孙携去。企孙言平津理科大学生在天津制造炸药，轰炸敌军通过之桥梁，有成效。第一批经费借用清华大学备用之公款万余元，已用罄，须别筹，拟往访孙夫人，嘱作函介绍，允之。
“一二·一运动”时，叶先生以西南联大常委会主席的身份主祭在“一二·一运动”中牺牲的四烈士。他亲自出面与当时的云南省主席、昆明卫戍司令交涉，要求保护学生，允许学生抬棺游行，并积极组织法律委员会处理惨案控诉事件，伸张正义。
北平解放前夕，国民党政府派飞机到北平，准备把文化界的名人接到南京去。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叶先生都在拟接人员名单之内，但叶先生却没有和梅贻琦一起走。叶先生早已对国民党失去了信心，对共产党抱着深切的希望，他拒绝了国民党的邀请，毅然留下来等待北平解放。全国解放后，叶企孙先生又担任了中科院数学物理化学部常委、中国自然科学史研究会副主任，为我国的科学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但是，在文革期间，叶先生却受到了熊大缜冤案的牵连被捕入狱了。
熊大缜是叶先生的助教，我至今还依稀记得他的模样，记得他是个极有热情的小伙子。他在“七七事变”后不久，就怀着满腔热情奔赴冀中根据地参加了抗日工作。据说，他在根据地担任供给部研究所所长的时候，积极联络并组织知识分子研制黄色炸药，为抗日工作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曾多次受到吕正操将军的表彰。但不幸的是，在1939年的锄奸运动中，熊大缜却被错打成特务分子，被内部处决了。
叶先生始终不相信熊大缜会是特务。他宁肯保持缄默，也决不肯对熊大缜说一句不公正的话。于是，叶先生也被怀疑为是国民党CC特务，被拘捕入狱，在监狱里整整关押了一年多。
听说叶企孙先生入狱的消息后，我很震惊，也很难过。但我那时正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无法前去探望他。后来听说叶先生被放出来了，我的情况也稍稍有了一些缓解，我才悄悄地去看了一次叶企孙先生。
那是七十年代初，记得是在一个秋冬相交的夜晚，我敲响了叶先生的家门。年过七旬的叶先生打开门后，不由愣在了那里。显然叶先生的家已经很久没人来过了，先生原本就不热闹的门庭，如今早已冷落得近于封闭。三强长我两岁。
先生仍旧孑身一人，他终身未娶。我们师生相对而坐，许久无言。当时叶先生虽然从监狱释放出来了，但仍处于继续接受审查的阶段。我们一时都不知该说什么是好。外面正是秋冬之交的落寞时节，窗外瑟瑟的秋风把枯叶操纵得漫天飞舞，初冬的寒意趁机推搡着门窗，从破败的缝隙中哄挤进来，肆虐地占据了一切空间，心的每一个角落都被填塞得满满的。许久之后，我们才慢慢地谈了起来。已经记不清那一夜我与叶先生都谈了些什么了。但有一点我却清楚地记得，整整一个晚上，我就没有从叶先生的口中听到一句怨言！这是我绝没有想到的。我以为处在当时情况下的叶先生，应该有足够的理由委屈和不满。但是没有。即使面对我，叶先生也始终没说过一句抱怨的话！
离开叶先生家的时候，天色已经很晚了。走出大门外，我忍不住又回头看了一眼，黑暗中久久地立着叶先生那郁郁的孤独身影。先生是明显地衰老了。我的心里突然有些惶然，真不知道前面等待先生的还有些什么，真不知道先生独自一人能否平安地走过这个凛冽的严冬。
我没想到，那个夜晚竟会成为我与叶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那以后不久，我就得到了叶先生病逝的消息。但那时我自身的处境也险恶起来，已经不可能前去吊唁祭奠了。
叶先生的问题到死也没能搞清楚。直到八十年代以后，熊大缜的案子查清了，有关方面为熊大缜进行了平反昭雪工作，叶先生的问题也随之得到了解决。此时，熊大缜已默默地含冤九泉四十余载，叶先生也已经故去几年了。
我八十一岁时，在接受采访中曾与人有过这样一段对话：在您的一生中，哪位先生对您的影响最大？
叶企孙先生。
他对您的影响是否主要是在治学方面？
不！不仅是做学问，更主要的是做人。
做人？
对，做人！叶先生做人真诚正直，不温不火。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他从不哗众取宠，也绝不趋炎附势。
您最钦佩叶先生的是什么？
他有一颗诚挚的爱国之心。只要是对国家民族有利的事情，他就一定要倾尽自己全力去做，而且无怨无悔。我常记起与叶先生的最后一次见面，即便在那种情况下，即便是面对我，叶先生对他自己受委屈的事也没有一句怨言。没有一句怨言！
钱三强--莫逆相交七十载
清华大学理学院对进物理系的学生选择十分严格。能考进物理系十分不易，而即便是进了物理系，也随时有可能被淘汰转系。有时一个班级竟会有一半以上的学生在中途就被淘汰掉。初入学时，我们班上共有24名同学。第一个学年下来，就减到了12名。而到最后毕业时，仅剩下10名同学了。这10名同学中，开拓祖国光学事业。我们两人在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中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与我的性格截然不同。他在学校十分活跃，不仅学习成绩突出，文体方面也非常优秀。其实，我与三强在小学时就是同班同学，但是在大学同窗两年以后，我们俩还谁都不知道有这回事。上大三时，我和三强的关系已经十分密切了。有一次，我俩坐在窗台上闲聊天。聊着聊着，我俩突然发现，我们都曾在孔德学校读过书，而且是在同一个班级！当时我们都感到十分奇怪，为什么同学几年，互相之间会没有一点印象呢？说了半天才弄明白，原来问题出在我们各自的名字上。三强的名字是后改的，他在孔德学校时的名字叫钱秉穹。后来，是他自己为了自励自勉，执意更名为“三强”。我自然不会想到大学里的这个钱三强就是孔德学校的那个钱秉穹了。而我在孔德学校时，是一直被同学们错称为“王大行”的。我名字中的“珩”字太生僻，初上学时，同学们都不认识，就随便读做了“行”。反正名字已经叫开了，我也就将错就错没去纠正。因此，在三强的的印象中，他的孔德同学里当然只有一个叫王大行的，而没有我这个叫王大珩的人了。
我最佩服三强的是他灵活的学习方法和活跃的思维能力。上大学后，我一直是班上公认的好学生，书读的扎实，考试成绩也好。三强则与我不同，他的分数虽然不及我，但他读书多，知识面广，思维活跃，学东西灵活。第一年普通物理课程结束时，先生从下一步将要学习的课程中找出了几道难题，让学生们自己去琢磨推敲。开始我一头钻进了死胡同，思路一直打不开。正在我死抠死算怎么也解不开这几道题的时候，碰巧三强与我谈起了他最近读到的几本相关的书，谈起了书中最使他感兴趣的一些论点和自己的体会。虽然，三强谈的问题与我所做的题目没有直接的关系，但他的思维方式和论点却提醒了我。与三强谈过话后，我发现自己的思路仿佛突然间打开了，很快就把那几道题做了出来。从此，我就十分喜欢与三强在一起。我觉得三强身上有许多我所不具备的优点。
大学三年级时，全班10个同学组织了一个“读书会”。读书会要求每个同学都要准备一个课堂以外的题目，拿到读书会上为大家讲解。我经过认真地准备，从经典材料中选择了一个热力学中与辐射有关系的题目。我的题目做得很出色，在读书会上讲的也很成功。我本来觉得自己还不错，但听了三强做的题目后，我立刻发觉了自己的差距。当时，核物理学的研究刚刚开始，三强选择的就是这一先进学科中有关人工放射性方面的题目。仅从各自不同的选题上，就看出了我与三强的高下之分。三强的眼睛总是盯着前面新的东西，热衷于了解新学科的发展方向。而我更多的则是死读书，喜欢抠书本，钻研过去的理论。所以，一提到三强，我就总忍不住这样对别人说：“你们看看，我就是个死读书的人。三强就是比我强。三强书读得多，读得活，看问题具有创见性。”
我正是从三强那完全不同于我的新鲜、活跃、无拘无束的学习方法中，看出了自己思维中的拘谨、保守倾向，开始意识到父亲的封建家长式教育给我留下的阴影。我的父亲和三强的父亲同为一代知识分子，又都是留日归国学生，但他们的思想观念却截然不同。三强的父亲钱玄同是北京大学教授、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主任。他是“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主要参加者，又是《新青年》杂志的编委，一直积极从事国语运动和语文改革活动。早在日本留学期间，钱玄同就与鲁迅相识，他们曾做为同学在一起听章太炎先生讲授文字学。鲁迅先生的第一篇小说《狂人日记》就是应钱玄同之约为《新青年》撰写的。钱玄同属于同代知识分子中思想比较活跃，对旧传统观念的反判意识比较强烈的那一部分人。因此，三强的家庭中的学术氛围和民主空气就比较浓。而我的父亲在同代知识分子中却是属于那种比较保守的，传统观念和封建色彩比较浓厚的一类人。在三强的家里，父子可以对话，可以在一起平等地探讨问题。但在我的家里，父子间是不对等的。父亲对我采取的是灌输式的教育方式，始终在我面前保持着绝对权威。这两种不同的家庭氛围和教育方式必定会造就出不同的人。应该说，能悟出这一点，对我是十分重要的。这使我开始有意识地摆脱封建式家庭教育给自己带来的影响，有意识地培养自己的创造性思维。这使我有可能通过反思家庭给我带来的思想樊篱的束缚，开始突破自身的局限，为我今后将要从事的科学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可以说，这一思想的觉悟是我开始走向成熟的标志。而在这一思想的觉悟过程中，三强对我的影响无疑是至关重要的。
我很喜欢三强床头上悬挂的一条横幅--从牛到爱。这条横幅是三强的父亲钱玄同先生在三强考入清华后，特意为他写下的，以此勉励三强刻苦学习，攀登科学高峰。其中的牛是指牛顿，爱是指爱因斯坦。在我的记忆中，这条横幅一直随三强所在悬挂不离。无论是在清华读书时，还是在国外留学期间，三强走到哪就把这条横幅挂到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