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规模宏大、结构复杂、制作精巧，象征着侯王的权力与尊贵。但因曾国所处的属国地位，它又不得不屈于“九龙之钟”、“十龙之钟”之下。曾侯乙编钟的每一甬钟与钮钟，不仅大小有别，并有明确的等级秩序。同音区而不同组的钟变化音结构不同，同一音高的相应各钟又存在着分值的细微差别，哪件挂于上层，何件居于中、下层地位，相当严谨，不得随意僭越。曾侯乙编钟首先是作为礼器而存在，然后才算得上是一件乐器。因此，它的视觉意义重于抽象的乐音。人们见到庞大的编钟，不得不被它的富丽堂皇、雄伟壮观所震慑；而那轰然作响的音乐，更是在人们的心中鸣响起一种宗教般的肃穆之情。曾侯乙编钟，是典型的王者之物，它不可能深入民间，为挣扎在温饱线上的普通大众所拥有、享用。编钟，作为一个庞大整体的系列，只要缺失了其中的一部分钟叶，哪怕只是其中的一件，它的音响就要逊色，或是难以成调；它的排列组合稍不到位，也要影响到旋律与节奏；而演奏时，若是缺少一个乐工，或是技法不够纯熟，配合不够默契，流出的乐音也要大打折扣。因此，从编钟的铸造、运输、安装，到调音、演奏，每一程序都相当精密，只要某一方面出错，将会影响整体效果。而编钟的每一部件又是那么沉重，在具体操作处理时难免出现偏差。因此，它不仅难于流入民间，即使宫廷间的传承，也相当困难。只要某一环节发生断裂，就会导致失传。再则，编钟由它的初始阶段发展到曾侯乙编钟这样庞大精美，除了继续增加它的钟数、重量、体积、纹饰，铸成所谓的“九龙之钟”、“十龙之钟”外，实在难以想象，它将如何继续向前发展。事物一旦达到顶峰，就会停滞不前，开始衰退，编钟的发展便是如此。“九龙之钟”、“十龙之钟”惨遭毁弃，曾侯乙编钟埋入地底，铸造方法失传，往后发展下去，编钟的历史也就中断了。作为一件曾经存在过、辉煌过的古乐，在相当漫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成了后人遥远的追忆。因此，它的出土问世，满足人们的怀想渴望，再现中华古国乐中之王的熠熠风采，引得万人瞩目、举世轰动，也就在所必然了。
如果我们稍微展开一下探讨的笔触，看看汉唐时期我国音乐的辉煌与衰落，将会发现许多令人深思的音乐现象。
汉朝音乐之发达，仅从皇家置有音乐机构“乐府”这一点就可得以证明。乐府中，不仅有普通的演奏乐工，更有一批采诗作赋、作曲的第一流创作人才，如优秀的辞赋家司马相如就曾供职于乐府，着名音乐家李延年曾为乐府协律都尉。据《汉书·礼乐志》记载，公元１０６年汉哀帝罢乐时乐府已达八百二十九人。如此庞大的专业机构，拥有第一流的音乐人才，存在了一百零六年，不仅推动了民间音乐、边塞音乐、礼仪音乐、军乐、舞蹈的发展，创造了不少优秀的乐种，而且对后世的音乐、文学、舞蹈影响深远。特别是乐府歌辞，既留下了许多优秀的诗歌瑰宝，还创造了一种独特的文学体裁“乐府诗”，在中国古代文学史上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
唐朝皇家乐署更是盛况空前，分为梨园、教坊、鼓吹署、大乐署等多种专业机构。据《新唐书·礼乐志》所载：“唐之盛时，凡乐人、音声人、太常杂户子弟一隶太常及鼓吹署……总号音人，至数万人。”如果加上皇室以外各贵族王公、地方官衙及士大夫们“衙前乐”与“家乐”人数，唐代从乐者人数之多，当为中国历史之最。唐代涌现出了李龟年、李鹤年、曹妙达、白明达等史籍有名有姓的优秀音乐人才近百名；还对前代进行了革新，按演奏方式（坐与立）及演奏场合将“十部乐”改革为坐部伎、立部伎、雅乐等独特的形式；创作了《秦王破阵乐》、《太平乐》、《霓裳羽衣曲》、《荔枝香》等优秀歌舞作品……
然而，汉、唐音乐每当达到极盛，就开始走向衰落，其原因何在？
汉、唐音乐靠皇家提倡、以国库为后盾、通过“运动”的方式以达兴盛。一旦皇家的兴趣转移、经济萧条、战乱爆发、运动消失，人才流失，便会突然跌入低谷。
音乐的传承与延续相当脆弱，那一个个抽象的音符仿佛一个个活泼而调皮的精灵，它们在天地宇宙间、在人们的心灵间跳动飘舞，似有形而无形，似有音而无音，似可抓握又难于驾驭，稍纵即逝。音乐与其他门类的艺术如文学、美术、书法相比，其传世性显得更为艰难而脆弱。汉乐府的音乐早已湮灭无闻，但《孔雀东南飞》、《陌上桑》等乐府诗一直流传至今；此后的相和歌、清商乐、燕乐、词乐也都先后失传，如宋词的音乐形式只剩下了一个个汉字书写的词牌名，而作为文学形式的词作尚能脍炙人口，影响着一代又一代后人。
音乐的传承一靠记谱，二靠乐器，三靠人才。
古时没有录音设备，要想将灵动、飘荡的音符固定下来，只有依靠乐谱。可是，中国几千年一直没有记谱。到三国时期，才有了文字谱；而工尺谱最早则见于《梦溪笔谈》一书。这两种记谱法都不甚科学，勾勾抹抹的文字谱仅作一种提示，无法翻译；工尺谱虽有了唱名，但既无节奏，也无时值。今日的简谱（阿拉伯数字谱）与正谱（五线谱）都是从西方传入中国的。没有科学、先进、精确的乐谱，乐曲一旦失传，也就无从把握、恢复了。
乐器的流传，与材料、质地关系相当密切。一般而言，竹木皮革类易毁易失，金石类可长存久远。但像编钟这样庞大、繁复的重器，固则固矣，也不便流传。因此，除了材料质地外，重量、体积、繁简等因素对乐器的流传也不可忽视。
音乐人才除了勤奋，天赋尤为重要。往往得需几代音乐人的努力、长期的影响作用，才能诞生一个伟大的音乐家。可这样的音乐天才，在封建帝王眼里，不过他们脚下一个可以踢来踢去的奴才，可凭至高无上的权力随意支配他们的生死。如我国古代着名音乐家、汉乐府协律李延年，自己没有半点罪过，却在公元前87年受兄弟牵连而惨遭杀害。社会每有动乱，音乐人才也成了军阀们屠刀下的可怜羔羊。而中国音乐最讲究的是口授心传，从不使用笔墨记录。于是，一代音乐人死去，这代人所发展、创造的音乐也就随之消亡了。
我以为，音乐的传承延续最重要的一点还在于民间化。民间是一块广阔无边、潜力无穷的肥沃土壤。只有影响民间、深入民间，音乐“火种”才有可能长存不灭。而中国古代音乐，严格来说都属宫廷音乐，为封贵族阶层所拥有享用。每有战乱，王宫贵族首当其冲，对音乐的破坏也就最为厉害。并且每一次改朝换代，新的王朝都要做出一些否定前朝的姿态与行为，即使前一朝代的音乐没有多少破坏，也要遭到新建王朝的否定。
音乐民间化，涉及到一个普及与提高的问题。
在随州，出土的编钟除曾侯乙编钟外，还在均川、安居等农村的一些东周平民墓地中发掘了不少小型编钟。这说明当时的随人喜好编钟已成一种时尚，不仅王室拥有，普通民众也视家庭经济状况铸造或大或小的编钟。近年来历史学家发现，随州古城的框架也酷似一叶编钟，显然为古代建筑学家有意为之，《左传》曾载“随民喜乐”由此可见一斑。然而，这种时尚跟我们今天所说的普及与提高的涵义完全是两码事情。全民普及编钟，在此基础上提高到曾侯乙编钟的水平，才是真正的普及与提高。而那时的实际情况，却是民间受王室的影响，把拥有编钟作为一种时髦，风行民间。
只有在普及的基础上得到提高，才不至于出现断裂，才有可能绵绵不绝地向前发展。而封建统治者对民间音乐禁锢至深，翻阅《资治通鉴》等史书，皇宫每有喜庆，才许民间歌舞休息几日。封建君主、王公大臣们可日日歌舞欢宴，而普通百姓连放歌奏乐也得皇帝恩赐。好不容易允许歌乐一番，又要受到礼教的束缚，讲究什么中庸平和、不温不火。而民间乐人，更是被视为低贱的“下三烂”职业。在一个没有歌舞的死气沉沉的社会，很难想象音乐会有长足的发展与美妙的前景。即使皇家音乐，明朝后，也开始走向严肃、古板、呆滞的极端。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常被后人称道的康熙、雍正盛世，却是中国历史上最不重视音乐的枯燥时期。
曾侯乙编钟埋在地底两千四百多年不锈不蚀、不残不缺，出土后还能演奏各种乐曲，且音域宽厚深广，乐音优美响亮，这实在是人类考古史、音乐史上的一大奇迹。
曾侯乙编钟刚出土，就于1978年的建军节在驻随州炮师某部举行了一场原件音乐演奏会。音乐会以《东方红》开场，接着演奏了《楚殇》、《一路平安》、《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等中外名曲，最后以一曲《国际歌》落幕。音乐会持续了两个多小时，观众如痴如醉，许多人禁不住热泪盈眶。
1979年，外交部邀请各国驻中国外交使节及其夫人，在武汉欣赏了编钟演奏的古今中外名曲，反响强烈，受到高度赞赏。
1983年，湖北省歌舞剧团创作了一台古朴、粗犷、浪漫的《编钟乐舞》，成为与《丝路花雨》、《仿唐乐舞》并驾齐驱的反映中国古代文化的优秀之作。湖北省歌舞团曾带着他们的保留节目《编钟乐舞》访问北美，受到当地观众及政府首脑的热烈欢迎与高度赞扬。
１９８４年７月，形似声似的全套曾侯乙编钟复制成功。
１９９７年７月１日，曾侯乙编钟（完整复制件）在香港回归的庆典演出《交响曲１９９７：天地人》中大放异彩。
如今，曾侯乙编钟已有四套复制件，它们在频频出访中蜚声海外。最新的一套铸于１９９８年，经测音显示，其优秀率创下曾侯乙编钟复制件的最高标准，现已陈列在台湾省台北市孙中山纪念馆。
……
曾侯乙编钟在地底沉寂了两千四百多年以后，依然那么青春勃勃、活力斐然，它的身影与音响通过现代化的先进传播手段，几乎充满了世界的每一角落。
曾侯乙编钟从它的铸成之日起就决定了它的“王者之气”，它震惊过两千四百多年前的远古；它自１９７８年出土至今，牵引了无数世人的目光；我们完全可以预见，它还将在人类未来的岁月之河里永远“风光”下去。
写到这里，我不禁想到了胡风一段震聋发聩的话语，他曾在《三十万言书》中写道：“我们的祖先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我们应该当做劳动底成果去看，当做智能发展底结果去看……这个灿烂性，是人民内容和人底意义还没有被民主革命的光所照亮出来的历史性的内容。在这个灿烂的古代文化里面，固然包含有表现了我们祖先底作为人的梦想和追求的一些精华，但更多的却是我们祖先底作为治人者的残酷的智慧和作为治于人者的安命的道德，更多的是这种汗牛充栋的，虽然是我们祖先创造出来的却又压死了我们祖先的糟粕。如果不加以清理和批判，把作为思想材料的文化遗产完全升为优良的传统，只是囫囵吞枣地去继承和发扬，这一个沉重的包袱是要把我们压得透不过气来……”
我之所以大段引用，是想将胡风的思想完整地套在“灿烂的古代文化”之结晶——曾侯乙编钟之上。
曾侯乙编钟是封建时代的杰作，它代表了那一时代的生产、技术、文化等方面的高度成就，也反映了那一时代的多重特色，形式与内容相互契合，融为一体。编钟和奏，固然反映了盛世的平和、安宁与富足，能够唤起国人强烈的历史情怀与民族的自豪情感。但是，编钟所尘封了那些封建符号也会随着一个个跃动的音符迸射而出，与国人脑中几千年来一脉相续至今仍然存留的封建细胞一拍即合。“文革”时期，中国大地最为流行两首歌曲一为《东方红》，一为《国际歌》，虽同为“社会主义歌曲”，可内容与形式却大相径庭。在此，我们不妨将这一中一西的两首歌曲稍加比较：以形式而言，《东方红》为民歌，曲式古朴、单调；《国际歌》为典型的西洋乐曲，具有现代的基本音乐要素。在内容方面，《东方红》颂扬的是中国几千来的忠君思想，每当它的旋律响起，我的眼前就出现了一群憨厚愚昧的民众跪在封建君王的膝下山呼万岁、乞恩求告的情景；而《国际歌》则否定了“神仙皇帝”与“救世主”，它所高扬的，是挣脱禁锢、解放思想与人类的平等，人人都应自力自主，人人都可创造历史，人人都是历史的主人。
封建社会，在中华大地淤积得实在是太久太久了；封建的东西，如封建思想、封建人格、封建制度沉淀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与心理深处，稍不留神，就会死灰复燃。
对待曾侯乙编钟，在惊喜、赞叹、欣赏之余，我总是对它保持着一定的距离。用“敬而远之”一词形容虽不怎么恰当，但至少反映了我的一种心态。
面对曾侯乙编钟，我的灵魂曾为之颤抖，我的心灵也曾大声地疾呼与企盼，但愿封建音符不要附着于“千古绝响”之上，但愿曾侯乙编钟经过一番洗礼能与今天的时代精神合拍，但愿我们所倾听的编钟之音，永远清脆亮丽、纯粹明净，不要含有其他任何杂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