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言道，天下名山僧占尽。这里的“僧”，当为泛指，不仅仅单指佛教中的和尚尼姑，也包括道教里的道士仙姑等诸多宗教信徒。位于湖北省丹江口市境内的名山武当便是典型的一例，它是我国土生土长的道教所敬奉的玄天真武大帝（亦称真武神）的发源圣地。这里的二观、八宫、十二亭、三十六庵、七十二岩皆为道教建筑；在山野间、庙宇中日常修炼的也是道教信徒；就连它的名字“武当”，也是道教的产物，相传真武大帝在此修炼得道升天，有“非真武不足以当之”之说，武当山即由此而得名。
千百年来的道教氛围笼罩在武当山上空，浸润着这里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形成了一种强大的道“场”；同时，武当山俊秀绮丽、巧夺天工的自然风光也为道教的生存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环境，一根幼苗在肥沃、湿润的土壤中发育成长，历经风霜雨雪，吸收日月精华，走过无数循环往复的春夏秋冬，日益茁壮，不断繁殖，渐至长成了一片苍翠欲滴的茂密森林。山因教而得名，教因山而丰蕴，山与教连成一体，水乳交融，互为影响，相得益彰。
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一直以为道学是道教的前身，而道教就是道学的进一步发展。实在难以想象，与宗教并无多大关系的古代着名哲学家、思想家老子怎么就被道教选中奉为一教之主，一部本来没有多少宗教味道的《老子五千文》何以成为道教的主要经典被道教信徒尊称为《道德真经》，并长期作用、影响、决定、改变着中国广大民众的思维信仰、道德准则、心理特点与生活方式；对那些头戴冠巾、身穿道袍、足着云履，飘然穿行于山川田野间的道士在民间经常使用的占卜、符录、旗幡、禁咒等所谓治病、招魂、去邪、镇魔的神秘方式，我一概视为封建迷信；于乡民们在日常生活中虽不怎么强烈，却时时透露出来的宗教信仰方式也抱了一种大不以为然的态度。直至１９８８年５月，我在友人的陪同下游了一趟武当山，这才多少理解了道教的“综罗百代，广博精微”（纪晓岚语），改变了过去一直存在着的偏见，并引发了我对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等其他宗教的浓厚兴趣，还做了一点有关宗教方面的比较与研究工作。
撇开道教不谈，仅就武当山的自然风光而言，它方圆八百里，面积广大，气势磅礴；奇峰孕秀，高险幽深；云缠雾绕，千姿百态。武当山共有七十二峰，峰峰矗立，气势巍然，遮天蔽日，宛如一座奇特原始的巨大峰林。人行山中，即被山的海洋包围吞噬，大有“沧海一粟”之感，个人的渺小与自然的伟大形成一种强烈的对比。对上天的崇敬之情，不知不觉油然而生，弥漫心头难以挥散，于是，人类最初的宗教情感就这样悄然萌生了。最为奇妙而又令人困惑不解的是，座座山峰虽相互争雄斗奇，但全都俯身颔首，如众星拱月般地朝向主峰天柱峰。天柱峰海拔一千六百一十二米，鹤立群峰，一柱擎天，引得“万山来朝”。这等奇妙的自然景观不得不使人联想到天间等级分明的神仙座次（当然还有人间严格的封建秩序），此情此景，小民们当然也只有顶礼膜拜、叩首臣服而已。
武当山的多姿多彩，还有攀猿栖鹤的三十六岩，跌珠扬波的二十四涧，吞云吐雾的十一山洞，神奇怪异的十石九台，孕日育月的十池、九井、九泉、三潭……其风景之美，颇有无峰不秀、无水不碧、无洞不奇、无岩不险之妙，更兼雄、险、峻、幽、奇、秀之绝。
“采石片片玉，折枝寸寸香。”武当山地处华中腹地，占尽南北地利，多种动植物都能在这里生活生长。珍禽异兽出没山野，奇花异草万紫千红，茫茫林海郁郁葱葱……明代时期，医圣李时珍曾带弟子专门来此采药，《本草纲目》所载一千八百多种药草，就有四百多种生于武当山中，故此，它又享有“天然药库”之誊。
明朝嘉靖年间，皇帝朱厚趈册封武当山为安邦定国的“治世玄岳”，将武当山列为“四大名山皆拱揖，五方仙岳共朝宗”的“五岳之冠”。武当山获此殊荣，我以为除了它那雄奇险峻、瑰丽多姿、优美如画的自然风光与蕴藏丰富的自然资源外，更多的因素还在“道教”二字。
道教是中国地地道道的本土宗教。它形成于东汉顺桓年间，而作为一个成熟的宗教体系出现，已是两晋南北朝之时。
在论及道教时，鲁迅曾经说过：“中国根柢全在道教……以此读史，有多种问题可迎刃而解。”“人往往憎和尚、憎尼姑、憎回教徒、憎耶教徒，而不憎道士。懂得此理者，懂得中国大半。”
鲁迅对中国传统文化认识之深刻，不仅一针见血、一语中的，即在今天，仍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
千百年来，在中华大地上盛行的两大宗教一为道教，一为佛教。佛教由印度西传，属外来宗教，唯有经过一番“加工改造”，才为普通民众所接受。而道教则为正宗“国货”，土生土长，宗教体系独特，典籍文献丰富，信仰内容具有民族特色，对我国的历史、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清代以后，道教虽然渐趋衰微，但道教观念、道教信仰已深入民间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形成了一种强大的心理定势与行为习惯，直至今日，仍有一定的影响。
其实，道家与道教，两者各自有着截然不同的内涵。道家纯属个人信仰，是一种源于老庄哲学的思想方式或人生态度，道家奉行独立遁世、个性自由、顺应自然的原则，常与隐士联系在一起，大多生活在穷山僻壤之间；道教是一种具有正规仪式的宗教流派，类似于国家的组织机构，相信鬼神，画符念咒，宣扬迷信，等级森严。
道教的前身也并非道家，而是巫术与方术。
远在殷商时代，就有了卜筮吉凶、祈福禳灾的巫师，他们掌握龟筮，被认为能够沟通神天。西周时期，人们对鬼神的信仰进一步发展，形成了天神、人鬼、地祗的鬼神体系。这些都为道教沿袭继承，并成为道教多神崇拜之源。
战国时期，方士出现，他们采仙方、炼仙丹，传播只要服食仙药仙丹即可升天成仙的神秘方术。后来，又吸收邹衍的阴阳五行学说，形成了所谓的“方仙道”与“神仙家”，成为道教信仰神仙、信奉修仙得道之源。
任何一门教派，都需要博大精深的哲学思想作为它的构架与支撑，否则，就不能成其为严格意义上的宗教，道教自然也不例外。在由鬼神崇拜与方仙信仰向道教的衍化过程中，它吸取或者说移植了老庄思想与黄老学说。
道教之所以选中老子奉为教祖、选用《道德经》作为主要经典，恐怕与其中的神秘因素、意旨相近不无关系。
老子姓李名耳，字聃，究竟生于何时何地，传说与记载不一，其身世阅历也众说纷纭。《史记》曾言：“老子百有六十余岁，或言二百余岁，以其修道而养寿也。”又说老子西出函谷关，“莫知其所终”。模棱两可的说法与不知所终的结果为宗教的创立者提供了想象发挥的余地，留下了神化的空间与可能。
而《道德经》中言近旨远、无法证伪的神秘内容更是比比皆是：“道之为物，惟恍唯惚。惚兮恍兮，其中有象；恍兮惚兮，其中有物；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谷神不死，是谓玄牝。玄牝之门，是谓天地根”；“玄之又玄，众妙之门”，“善摄生者，陆行不遇兕虎，入军不被甲兵”……就连拉开全书序幕，奠定全书基础的开篇也是如此：“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不仅神秘，更与神仙家的幻想颇为接近，其自然适意、超然世外、追求永恒的人生哲学与道教的守神保精、养气全真、追求长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
老子被道教捧为至高无上的教主地位，约在东汉时期，特殊的时代背景也决定了道教的这一抉择。西汉时期，儒家定于一尊，并形成了它的准宗教形态——儒教；公元前３０５年，印度传教士第一次将佛教输入中国，经过一番改造，约于公元1世纪的东汉初期受到民众的普遍欢迎，不仅成为中国的主要宗教，更有一统天下之势。就当时的地位与影响而言，能与儒教孔子、佛教释迦牟尼相抗衡的，唯有老子而已。因此，老子被道教神化尊为教祖，也就在所必然了。
没有佛教的影响，道教也许长期仍然处于一种仅仅充满了神仙鬼怪的散漫无序状态；没有佛教的在中华大地的广为传播，也就没有道教的危机之感与应急反应，老子与《道德经》被抬到至高无上的地位并得到信徒们的普遍认可恐怕一时难以实现；没有佛教的挑战，道教缺乏强大的凝聚力与亲和力，也就不会形成严密的组织与团体；没有佛教的参照系统，道教根本不可能很快制定出整套严格的宗教教义、规范仪式与相应的传授系统……
说到底，道教是在外来佛教刺激下而产生的一种本土宗教。
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正式道教团体于公元１０６年由张道陵创建。张道陵的五世祖即西汉时着名的道家与军事家张良，其家族长期以来都喜欢道家哲学，他本人就是一位炼丹术士兼巫师。张道陵以道家的思想和形象为基础，依照佛教虚构一个诸神世界，通过除灾治病、驱邪逐魔、制造奇迹等方式吸引信徒，他将神话、哲学、迷信揉为一体，创立了一个异常成功的宗教组织“五斗米教”——凡入教者须捐赠五斗米，故名。五斗米教发展迅速，很快变成了一场能够发挥政治作用的群众运动，并在四川与陕西交界之处建立了一个政教合一的半独立王国。
张道陵因创立道教被后人尊为张天师，他的成功经验也被其他巫师、术士视为法宝而广泛运用。因此，道教内部又产生了许多繁衍迅速的不同流派。公元3世纪后，这些流派变得更加精细复杂，他们修建道观，吸收儒、释精义，包融医药学、生理学、养生学等多门学科，改革旧规，着书立说，广收门徒，传授教义，并极力向上渗透，交接帝王，参与政治活动，取得统治阶层的大力支持……诚如葛兆光在《道教与中国文化》一书中所言：“在成熟的道教体系中，不仅有一套完整的神谱，有一套复杂诡秘的仪式，有一套真伪参半、科学与迷信混杂的健身术与药物学，有一套严格的、合乎封建伦理纲常的行为规范，还有一套足以似是而非地解释一切自然与人生问题的哲理。因此，它脱下了巫觋粗陋破蔽的外衣，从民间迈入了殿堂……”经过一番艰苦努力，一股蔚为壮观的道教“洪流”汇成了，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奔腾不息。
武当山的巍峨雄伟及其“万山来朝”等独特景观，不知不觉地蕴育着人们原始而朦胧的宗教情感。据武当山志记载，早在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康王时代，这里就吸引、聚集、活跃着一批具有原始宗教意识的信徒。道教诞生后，武当山被尊为“仙山”与“道山”，承袭祀奉真武神，并使之人格化，演绎出一段“铁杵磨针”的训诫故事。
相传净乐国太子得到玉清圣祖紫元君的启示，入武当山学道修炼。学了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得道成仙，不免心灰意懒，就想出山还俗。下到半山腰间，突然看见一个老太婆蹲在井边专心致志地磨砺一根碗口粗的铁杵。太子感到奇怪，不禁走上前去问道：“请问太婆，你磨铁杵做什么？”老太婆答道：“磨绣花针。”太子不觉大吃一惊：“这么粗一根铁杵，磨得成绣花针么？那不是太难了吗？得磨到什么时候啊？”这时，老太婆慢慢回过头来，两眼紧盯太子，意味深长地笑着说道：“铁杵磨绣针，功到自然成。”太子闻言，顿时恍然大悟，马上转回深山继续修炼。原来这个老太婆不是别人，而是太子师父紫元君变化而成，特地前来点化他。太子受到启发，不论严寒酷暑，都认真修炼，从不懈怠，终于得道升天，成了北方的真武大神。
“铁杵磨针”，不仅需要时间，更需要毅力与耐心，对教徒们的意志无疑是一场严峻的考验。道教正是凭了这种“铁杵磨针”的精神，修炼传播，深入民间，扎根大地，成为一个影响中国文化至深的宗教。如今，“铁杵磨针”已家喻户晓，成为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寓言。
后人为了纪念，便在老太婆的磨针之处建了一座纤巧玲珑、布局紧凑的“磨针井”道院。
武当山，也因真武大帝在此发迹发源而成为着名的道教圣地。
中国的宗教虽然没有形成、出现与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类似的政教合一局面，但是，统治者的支持与扶植对宗教的生存与发展必然起到重大的乃至决定性的影响。
中国古代皇帝对待道教与佛教的态度，不外以下情况：要么一概排斥，要么听之任之；要么抑佛崇道，要么废道事佛，要么佛道并举。
一概排斥与听之任之的情况极为少见，因为统治者本身也需要宗教作为精神寄托，或是利用它稳固自己的统治。更多的是则是徘徊在佛道两者之间，统治者的每一次重视、提倡与推崇，都会带来该教的兴盛发展；反之，当权者的压抑、控制与打击必将导致佛或道的停滞衰落。
唐太宗李世民登基后，自称老子李耳后代，追封老子为“太上玄元皇帝”，兴道抑佛，道教大盛。武当山被列为七十二福地，天下闻名。唐贞观年间，李世民颁敕修建五龙祠，不仅揭开了营建武当道场的序幕，而且首开皇家建庙祭奉之先河。
唐代以降，宋朝帝王尤其推崇真武神，武当山建筑规模更大更甚；元代帝王自称“受命天地合德”，“大兴老氏之教”，元世祖忽必烈曾下诏改观为宫，武当山的道教建筑也有所发展；及至明朝，武当山的道教建筑达到了它的鼎盛时期。
历朝历代营建武当山最得力者，当数明成祖朱棣，武当山现存的道教建筑，大多是那时修建遗留下来的。
公元１３３９年，时为燕王的朱棣以“清君侧”为由，发动靖难之役，从燕京（今北京）带兵打到金陵（今南京），夺了皇帝宝座，迁都北京。朱棣为朱元璋第四个儿子，他以叔父的身份赶走侄子建文帝夺取政权，此举显然有悖封建法统。一时间，“以臣弑君”、“同宗相戮”的民间舆论传播朝野，他本人也觉得帝位来路不正，常常惴惴心虚。为了稳固统治，消除不利影响，达到名正言顺、心安理得的目的，朱棣绞尽脑汁，选中真武神美化自己，使得统治地位变得“合理合法”。他自称南征途中曾多次得到真武显灵助阵，保佑他顺利进军金陵；又说从南京迁都北上，是因为北京乃北极玄天上帝真武之神镇守的地方；还暗示他自己就是真武转世……大造一番声势之后，他又不惜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修建真武大帝的发源之地——武当山。
明永乐十年（１４１２年），朱棣征调军民工匠三十多万人在武当山大兴土木，营造宫观。历时十二年，工程方告完工，耗资百万。从原均州城至武当金顶，建筑线绵延一百四十华里，建成三百处三十三个建筑群共二万多间宫观庙宇，分为八宫、二观、三十六庵堂、七十二岩庙、十二祠、十二亭、三十九桥，构成了一幅“亘古无双胜境，天下第一仙山”的立体画廊，被称为“补秦皇汉武之遗，历朝罕见；张宫阙之胜，亦环宇所无。”
明成祖当年修建的这个极其庞大的道教建筑群，历经五百多年的历史沧桑，一部分毁于战乱破坏，一部分沉于建国后修建的丹江水库。现今所存，虽不及原先十分之七，但武当山道教宫观规模之庞大、气势之恢宏，仍居全国第一，并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