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三丰高标隐逸，儒道双修，他认为“儒是行道济世，佛是悟道觉世，仙是藏道度人”，三教虽各各有别，但都有一个相通的“道”字，“儒离此道不成儒，佛离此道不成佛，仙离此道不成仙，而仙家特称道门”。因此，他极力主张三教合一。对于修炼方式，也不拘泥于形式，提倡“大隐市廛，积铅尘俗”，“在家出家，在尘出尘，在事不留事，在物不恋物”，并认为那种“抛家绝妻，诵经焚香者不过混日之徒耳”。
张三丰对武当山的贡献，主要为融道入拳，创立了武当内家拳。
武当拳的基本特点是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与少林寺外家拳并为武林两大流派。武当是道教武林圣地，嵩山少林寺为佛教武林胜地，武术界有“北宗少林，南崇武当”之说。关于两派拳技，黄宗羲曾比较道：“少林以拳勇名天下，然主以搏人，人亦得乘之。有所谓内家者，以静制动，犯者应手即仆，故别少林为内家。”
关于张三丰如何创立武当拳，历来有两种说法，一为“张三丰夜梦元帝（即真武帝）授之拳法”；二为张三丰受到蛇鸟等动物启发，与华佗模仿五种动物的动作演“五禽戏”相仿而创立了武当拳法。
后一种传说显然更为符合情理，对此，南岳国师文静之编着的《太极拳剑推手各势详解》曾写道：“一日，有鹊急鸣院中，张氏闻之，由窗中窥见树上有鹊，其目下视；地上蟠有长蛇，其目仰视。二物相斗，历久不止。每当鹊上下飞击长蛇时，蛇乃蜿蜒轻身摇首闪避，未被击中。张氏由此悟通太极以静制动，以柔克刚之理，因仿太极变化而命名（太极十三势）。此太极拳定名之由来也。”
打拳舞剑原为道士们健体强身的一项重要活动，张三丰将道教的清静无为、不争退让、养生全形的教义与凝神专息、意气互用等修炼方法融入其中，创立武当内家拳，达到自然内避、以柔克刚、后发先至的目的。
内家拳分为太极、八卦、形意、大成诸门，受击者当时并无什么异样，须待二十天后才感觉到体内之伤，且越加严重，很难救治。内家拳不唯徒手搏击，即使武当刀剑等内家器械技法，也犹重内功，必先炼内勇，后炼外功。武当技击主要在于御敌，非遇困危之境不发，一旦出手，则无隙可乘，所向披靡。
道与拳，由张三丰首创而融为一体，此后，武当拳便成了道士们修行悟道的主要活动内容之一。
武当之闻名，教义之传播，教派之兴盛，在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武当内家拳。后人为了纪念张三丰，在武当山供有张三丰头戴斗笠、脚穿草鞋的铜铸鎏金塑像。
今天，内家拳仍具有别致的生命活力，全球各地练习太极拳的人们日益增多。太极拳将意念的运行与形体的动作合而为一，搏击一途消失殆尽，已衍化为纯“柔”形式，可收到健体强身、祛病御疾、延年益寿之奇效。
道教的外丹、内丹、导引、吐纳、炼气、斋戒不过是道教徒的修炼方式而已，其最高目的是为了得道成仙；道教的主要成分也并不在它的教理教义，而在集体举行的仪式所表现的宗教活动，如坛蘸、道场、招魂、占卜、符录、禁咒等。
宗教虽然离不开迷信，但并不等同于简单的迷信。
道教信徒，即为神与人之间的中介，这一特殊地位决定了他们必须“高人一筹”，于是，刻苦修炼也就成了他们的日常功课。也只有炼就一身超常的本领，才能得到普通民众的信任、敬仰与崇拜，如过硬的武当内家拳就是一种提高道士“身价”的最佳途径；宗教信仰必有一定的迷信与狂热，才能获得异乎寻常的成功，而制造奇迹的仪式活动便是最好的方式。许多证据表明，道教创始人张道陵能够将他的理论成功地付诸实行，不仅在于他治愈了许多疑难病症，更在于以巫术创造奇迹吸引信徒，传说他曾经赶跑过一只吸食人血的白虎神，降服过一条喷射毒雾伤害多人的大蟒蛇。
有了以上认识，再来看待那些长年跋涉在穷山恶水之间，通过神秘的仪式征服乡民的道士，我的心中，自然就多了一层理解，他们并非有意强化封建迷信，而是把它当作一种手段，以传播信仰。仪式的背后，所透出的是一股难得的顽强执着与锲而不舍的宗教精神。
道教在其发展传播中，一方面与禅宗结合，向老、庄复归，影响着士大夫的心理自觉修养与生理自觉保养意识；另一方面又以鬼神巫术与儒家佛教相结合，影响着普通百姓，形成了他们恪守礼法、顺从怯懦、乞求平安、畏惧灾祸的文化意识，它对上层的士大夫与下层的老百姓产生了各自不同的深刻影响。
道教受到中国民众的普遍欢迎，在于它是一种土生土长的宗教，它的教义宗旨、活动仪式不仅与民族的生存环境相适宜，更与社会的文化心理相契合。
佛教过分否定了人的自然本性与享受观念，认为人生只是一种痛苦，把欢愉与幸福建立在虚幻的来世；儒家虽重现实，但它过分强调了人的社会性，要求时时处处节制自己、压抑本性、克服欲念；而道教，正是弥补了儒家与佛教之不足，它教导人们抓住当下，抓住现实，本真地生存于世。人们最为害怕的就是生老病死，道教似乎全都考虑到了，它用斋醮祈禳、禁咒符录等方式祛除病疟灾难，以长生不死的丹药与方术化解死亡，以导引吐纳、食气辟谷、升仙羽化之法解决生理老迈……对于普通民众来说，道教即是人生缺憾的心理补偿，又是实际生活中解决日常困难的具体工具，诱惑力相当强大，极易为广大百姓所接受。
道教所供奉的神祗，既有三清尊神、玉皇大帝等天神，也有雷神、土地神、水火二将、龟蛇二将等自然、动物的神化形象，还有人间忠义之臣关圣帝君以及佛教的观世音菩萨，显得颇为杂乱，不像西方宗教那样具有严格的神谱体系。这也与国人少思辨、重直感的思维模式暗相契合。
道教是一个典型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本土宗教，它虽然早在3世纪末就传入朝鲜，以后又传入日本，对那里的宗教、民俗产生过一定的影响，但并未在朝鲜、日本产生巨大的宗教运动，形成蔚为壮观的道教“洪流”。道教的传播与影响，其主要范围仅在中国。
严格说来，道教是回应佛教的应战产物。但是，它一经诞生，就得到了上自皇帝，下至百姓的普遍认可，很快形成了与佛教分庭抗礼的局面，甚至还有压过佛教之时。然而，它终究未能彻底取代佛教成为中国一统天下的唯一宗教。就士大夫的人生哲学而言，他们往往以儒家为主，道家为辅，相依相衬，形成了进则为官、退则归隐的独特生活模式。在宗教方面，儒、道、佛虽然免不了你争我斗，但总的趋势，是相互包容、三教合一。在几千年的中国历史上，从来就没有发生过类似西方那样规模庞大、旷日持久的宗教战争。中国的佛道之争，大有古国君子之遗风，“君子动口不动手”，最为激烈的就是相互辩论，以争一己之长。但此消彼长，以“握手言欢”为多。我们常常会见到一种十分奇妙的宗教现象，那就是佛教的寺庙与道教的宫观相处于同一山头，佛教的和尚尼姑与道教的道士道姑相安于同一居室。对此，我们往往见惯不惊，而在西方，却是一件难以想象的事情。这，恐怕与国人的心理思维、宗教信仰不无关系。
与欧洲基督教文化圈及中东伊期兰教文化圈比较而言，国人的宗教意识较为淡漠，未曾出现过全民族的宗教狂热。对某一宗教的皈依，并非出自灵魂的本真需要，很大程度上是出于实用的目的。“平时不烧香，急时抱佛脚”，这一俗语所代表的民众宗教心理相当普遍，往往有求之时才想到修庙供奉。在人们眼中，对供奉、所求的具体神祗也没有多大区别，不论哪路神仙，只要具有超自然神力，能够解决实际困难与具体问题就行。许愿、还愿，是他们常用的表达形式。祈求金钱、保佑平安、禳除疾病的愿望一旦实现，求拜之人就要通过施舍、修庙、重塑金身等方式向神灵谢恩。那些出家的教徒，也少有献身的宗教情怀，他们或是人生受到挫折寻求精神寄托，或是看破红尘洁身自好。因此，中国从来就没有出现过像基督教、伊斯兰教那样的神权凌驾于王权之上的情况。在中国，王权一直至高无上，永远决定、主宰着宗教的命运，当然也就不会出现所谓的宗教战争了。
这种独特的宗教现象，犹如磁铁的正负两极，既是一件幸事，也有它消极的负面影响。
西方的上帝就是人们的灵魂、依托与主宰，它永远居于王权之上。世人都是上帝的子民，人人生而平等。因此，西方诞生了平等、博爱的民主意识。而中国，一直处于封建皇权等级森严的统治之下。
随着历史的向前发展，在日益发达的科学光芒照耀之下，宇宙间的神秘外衣不断剥去，人的主体意识日渐觉醒，上帝之所以伟大，是因为我们跪着，站起来吧！人类顶礼膜拜的跪地姿式改变了，终于站成了一个大写的“人”字，上帝与宗教渐渐“死”去。
于是，人类的信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真空。
西方人很快就调整过来了，他们以法律填补了这一真空。法律，超然、独立、凌驾于一切之上，成为他们顶礼膜拜的新的上帝。一个新型的法制社会就此应运而生。
在中国，宗教从来就没有居于王权之上，而皇帝早就退出历史舞台，信仰缺失的危机长期笼罩在人们心头。目前，我们正在积极地建设着一个民主的法制社会，但广大民众能像西方那样，视法律为神圣不可侵犯的、能够凌驾于“人治”之上的“上帝”吗？这得有一种严格而本真的宗教情怀才行，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建立起一个真正的、视法律为“上帝”的民主社会呢？
扯远了，还是让我们回到道教与武当山来结束此文吧。
武当山虽不是最早的道教圣地，但它后来居上，宫观的规模最大，修炼的道士最多，对中国的道教发展作用甚巨。细心品味武当建筑与大自然水乳交融的巧妙结合，精心体会道教遵从自然法则的天人合一及无私容人、谦退守柔的宗教情怀，将使我们获得奇妙独特的人生感悟，进入博大澄明的宗教境界。
千百年来，道教深入上层社会，融入世俗民间，渗透到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对中国的哲学、政治、军事、文化、文学、艺术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我们脚下的每一片土地，我们身上的每一个细胞，几乎都打上了“道教”的烙印。因此，正确地认识道教、理解道教、评价道教，也就是正确地对待中国的传统文化，切实地把握生命的意义与价值，理性地探索宇宙的奥秘与精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