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后各省的响应，也是当地颇有名望的旧官僚、旧军人在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他们仅以推翻满清为宗旨，并未触及封建政权内部的基本结构，只是走走改头换面的过场而已。而阳夏之战以袁世凯的胜利而告终，更加意味着北方作为君临万邦、四夷宾服的天朝中心依然没有改变。
阳夏之战中，如果没有宋锡全率领的鄂军第一协官兵私自离汉，没有湘军的撤回，没有军政府的内部矛盾，其结果恐怕要好得多。那么，也就没有袁世凯的挟威和议。汉口虽失，只要能够保住汉阳，辛亥革命的发展历史也会重新改写。武昌首义成功，湖北军政府成立，在民主人士的心目之中，武汉俨然已成民国首都。只要阳夏战争取得胜利，在当时民国的建都之中，作为仅次于上海的全国第二大城市武汉，又具国之中心与九省通衢的交通便利，必当首选。
可实际情况却是拟定南京，而袁世凯又凭借手中的政治、军事优势不肯南下就位，于是，北京仍为中国的首都。那是一块被皇权浸润透了土地，即使那些生活在皇城脚下的臣民，经了一种日积月累的潜移默化，也有着一种莫名的自大心理狂热，打上了“群临天下”的皇权烙印，他们将发生在北京的皇上登基、出巡、祭祀等封建仪式看成是一种提高自己身份的荣幸。今日的北京人身上，我们还能明显地感到他们这种带着首都人对外省人难于言表的优势心态。而南京，也曾是六朝古都，皇权意识相当浓厚。只有武汉，从未被哪朝哪代定都，它崛起于近代，其经济发展与文化氛围又代表了一种融入世界文明的趋势，当为最佳的国都之选。可是，它却错过了这一千载难逢的机会。此后的湖北，辛亥革命所形成的中心地位与优势也就永远地消失了。新政中断、新军解体，湖北再次变为一个落后的内陆省份。而随着后工业现代化的到来，人类交往联系渠道的多样化、立体化，武汉原先所具有的航运、铁路等重要交通地位日渐丧失，区位优势也不复存在。如何抓住新的机遇，实施国际城市发展战略，重现昔日的“东方芝加哥”风采，已成为今日武汉人所面临的一项严竣任务。
然而，即使阳夏战争革命党人取得了胜利，也并不等于辛亥革命完成了民主革命的历史任务，中国几千年的封建残余一时根本无法彻底清除。
辛亥革命在全国各省会及大中城市闹得沸沸扬扬、轰轰烈烈，但是，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中国农民却仍是平静如水，压根儿就没有半点改变。而幅员广阔、生活贫困、文化落后的农村正是封建统治、封建专制、封建残余得以生存、盛行的温床，这块广柔的土地没有翻耕，仍是板结着的封建土壤，民主也就无从谈起。
于立宪派而言，他们本身所倡导的就是“以君主之法，行民权之意”。梁启超主张民权学说，但“以为中国数千年之积习，且民智未开骤然予权，固自不易”，只能实行英、日等有君主的民权国家，不能实行美、法等取消君主的民主国家。他们所立所行，仍想保有一个权力无边的皇帝。
而以黎元洪为代表的旧军人、旧士绅则更不懂得民主所为何物。１９１２年４月，孙中山卸任后应邀来到辛亥革命的首义之地武汉巡视，在与黎元洪会面时，他曾问道：“你对三民主义有何看法？”
黎元洪闻言，不禁莫名惊讶地反问道：“三民主义？什么三民主义？”
“你知道我们为什么要推翻满清王朝吗？”孙中山又问。
黎元洪笑了：“这个我自然知道啦，因为满清不是我们汉人，所以要推翻它。”
当孙中山告诉他光推翻满清还不够，这只不过是实行了民族主义，下一步还要进行五族共和的民主政治时，黎元洪道：“推翻满清，赶跑皇帝，选了总统，不就是实行民主政治了吗？”
孙中山继续开导说：“选总统不过是一种形式，如果表面挂着总统招牌，换汤不换药，骨子里还做着皇帝，就不能说是民主。”
黎元洪不高兴地说道：“孙先生，就是换块招牌，换碗汤水，依我看这就很不错的了。连我都不知道民主是啥玩艺，老百姓就更不用说了。”
不仅黎元洪，就是革命党人、军人也少有懂得民主含义的。
即使在海外生活过三十多年的革命党领袖孙中山，对西方的民权与自由学说也缺乏基本的的理解。
孙中山一生都与革命、战争相联，他最关心的是国家的统一、民族的团结与国家的富强，他曾说过：“我们是因为自由太多，没有团体，没有抵抗力，成一片散沙……要将来能够抵抗外国的压迫，就要打破各人的自由，结成很坚固的团体……”孙中山把民权与个人自由分开，又把分散疏离的个体农户解释成享有过多的自由，并以此推导出中国革命的目的不是争自由，而是争取民族的独立与富强。同时，他还强调忠孝治国，在《三民主义·民族主义》中认为“国民在民国之内，要能够把忠孝二字讲到极点，国家才自然可以强盛”。以我们今日的眼光来看，当然会认为他所强调的忠孝没有摆脱旧道德、旧文化的范畴。只有当公民充分享有自由权利，具备完全的独立人格，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国家的社会政治生活，真正的民主与法制才有可能出现。
孙中山在国内的组织运动，起先主要依靠的就是秘密帮会，他最为注重革命所需要的组织与纪律，极端夸大政党和政府的宣誓手续。在南京临时政府组阁时，他极力反对宋教仁的内阁制，而取独揽大权的总统制，这也为日后袁世凯的独裁奠定了一定的基础。
辛亥革命的过程，自始自终更是带着浓厚的封建色彩。士兵对官长的效忠，黎元洪的登坛誓师，黄兴的登台拜将，都是中国封建专制文化改头换面的展演。
辛亥革命消灭了外在的皇帝，却一时难以革除中国民众心头的皇帝；它推翻了满清王朝与几千年的封建统治结构，却一时难以建构新的适合中国传统文化的政治结构。这不仅是武昌首义中一群三十岁左右的新军义士无法解决的难题，即对那些资历深厚、赫赫有名的革命党领袖而言，无疑也感到深深的棘手与困惑。
武昌首义爆发，黄兴从香港回国，突然与张謇等具有浓厚传统文化素养的立宪派头面人物相遇，两相交谈、了解，黄兴“即歉然自以为不如，还视同党，尤觉暴烈者之只堪破坏，难与建设”。
只破不立，没有美好而完整的建设，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权，引发的只有危机与混乱。
而中国的封建土壤又过于深厚，封建意识与残余势力一有机会，就会死灰复燃。辛亥革命提出的民主课题经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弘扬，后被压倒一切的民族救亡运动覆盖，直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爆发，中国还在轰轰烈烈地上演着一出全民狂热的封建悲剧。人人喊万岁，个个奉圣旨，从上到下只有一个头脑在思考，只有一个声音在回荡。人们不仅受到外在的专制束缚，在灵魂上还要“早请示晚汇报”，时时处于检讨反省的洗脑状态。封建专制之强之烈，几乎达到了“史无前例”的极点。
噩梦醒来是早晨，改革开放后，人们才意识到那是一场民族的悲剧与灾难，才陷入了痛苦的反思，才重拾辛亥革命的话题。
灾难与悲剧为什么总是接连不断地出现在中华民族头上？我们何时才能变得更加智慧理性？何日才能真正步入世界民族强林？
反思历史，我们付出的代价实在是太大了，交的学费实在是太多了。
今日，当我们站在历史的制高点审视辛亥革命，尽管它差点沦入“改朝换代”的模式之中，但它毕竟不同于中国历史上历次暴风骤雨般的农民起义，它是一次国家的暴力机器军队与具有西方先进民主意识的知识分子相互结合的产物，将中国革命推向了一个崭新的高度。
尽管辛亥革命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但它推翻了满清，消灭了皇帝，使中国人民的思想得到了一次大的解放，懂得了怎样行使自己手中的权利争取真正意义上的民主与自由。
尽管辛亥革命未能完成民主的革命任务，但它所提出的问题在经历了一段历史的怪圈后又重浮水面，凸显在我们眼前，令我们时时警醒，促使中华民族的有志之士不遗余力地献身于未来的现代化民主建设。
……
辛亥革命蕴藏着丰富的社会、政治、历史、文化内涵，它产生的影响之巨、覆盖的内容之广、包容的课题之深构成了一座我们无法绕开的高山，具有永恒的历史价值与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