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先生的长篇小说《京华烟云》得以在内地出版，确如出版者所说，“是做了一件应该做的事情”。也许这事还应做的更早一些，但现在做了，同样不失其有益价值。
我以为，《京华烟云》在我国的现代文学中是可以称之为为数不多的大书之一的。可惜的是，由于历史的原因，这部1939年在美国出版的小说却长期不为作者故国的广大读者所知悉、了解。如今，当它蓦然间像一块碑石一样树立在读者眼前的时候，人们对它的出现不免会感到新鲜和惊讶。
林语堂先生在《京华烟云》里以70万言的篇幅，描绘和反映了中国自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直到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爆发其间社会生活的纷纭面貌，为年轻人甚至后人了解认识这段历史生活提供了一册文学资料。这一点不应忽视。可是，从全局上认识《京华烟云》里的社会历史生活，我们就不难发现，尽管林语堂先生对历史生活力求持有客观真实的态度，但这些历史的存在在经过了他本人的淘洗、分辨以后，又通过文学手段传递出来，就明显地渗透着他对历史、对人生的认识和理解内容。这些内容既体现着作家的历史观，也体现着他的文学观。
当林语堂先生把几十年动乱的中国历史生活图景和几个家庭变故情形具体形象地呈现到我们面前的时候，他对社会人生的认识归结也相应地明确起来。他女儿林如斯说浮生若梦是此书的主旨。”“浮生若梦”既是《京华烟云》的“主旨”，实际上也是林语堂先生自己历史观和文学观的表现。这样一来，在林语堂先生的《京华烟云》中就出现了一种矛盾的现象一方面他在力求客观真实地再现历史生活；另一方面他却试图让这些客观真实的历史生活为他的历史观和人生观服务。从前一方面看林语堂先生不失一位正直的历史学家；可从后一方面看，林语堂先生却显然扮演了一个软弱颓唐的角色。前者令人敬重，后者让人惋惜。
“浮生若梦”，这是在纷纭的社会矛盾生活与多舛人生途程面前发出的悲哀叹息。它在判断上既失去了辨别的标准，同时也削减了奋争的力量。以这样的思想来认识社会和人生，就会把一切事情变得糊涂以至神秘起来，似乎社会更替、权力转移、天灾人祸、政治斗争、人生顺逆等等一切都是不可知，既不知何始，亦不知何终，如庄周所言“莫知其始，莫知其终”，幸也天然，灾也天然，成败不在人而在于天。这是有着分明色彩的道家哲学。林语堂先生以此主观唯心主义的哲学思想来看取社会人生，就非常自然地使自己由客观的社会存在走进了某些带有虚无主义的幻境。
比较充分地体现了林语堂先生思想的是姚思安与他的女儿姚木兰这两个人物。在血缘上这两个人物是父女关系，在思想上这两个人物之间又存在着承受和传递关系。而在《京华烟云》中，这两个人物也是贯穿始终，作者对其描绘也较多。认识他们，至关重要。
姚思安仰承祖荫，父亲去世时“留给他的万贯家财之中，有若干药铺，在杭州、苏州、扬州、北平，有药铺，有茶行，从四川贩卖药材，从福建、安徽贩卖茶叶，另外还有若干家当铺”。也许正因为有这样丰厚的家财，年轻时，姚思安也像不少富家权贵子弟一样，“喝酒、赌博、骑马、击剑、打拳、玩女人、养歌女、蓄娼妓、浪荡江湖、交结公卿”，弄得家庭乌烟瘴气。可是，在他三十几岁娶了妻室之后，却突然神秘而彻底地变了。在家人看来，他过去那种乌烟瘴气的行为没有了，这固然是个好事，可从此他“对生意业务也竟弃置不顾”，却未免有点深不可测了。姚思安为何有此突变呢？也许是因为他对年轻时的荒唐行为有了某种认识或厌弃，也许是因为生意上的过分顺手和家财十分丰厚使他感到平淡腻味，仰或是突然遇到了什么智者得其指点，这些我们都无从知悉，亦不必主观猜测。但是，从此姚思安先生似乎变成了“一个真正道家的圣；贤”却是真的。他有一套处世的道理，自以为“正直自持，则外邪不能侵”，他相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要听天由命，要逆来顺受”。为了躲避战乱，他把许多古玩、文物埋到园中地下。当女儿木兰提起他昨儿说那都是些废物的话并表现出一种十分不理解的时候，他立即对女儿说：“你若把那些东西看作废物，那就是废物”。孩子怕走后东西被他人掘起，他对孩子们说：“物各有主”，“若不是命定的主人掘起来那些宝物，他只能得到几缸水而已”。从姚思安这一套带点神秘疏淡色彩的处世道理中，我们确实可以窥探到一位道家信徒的行为和内心波动。“敝屣富贵，淡薄利禄”，这正是道家的创始人之一庄周思想的主要内容。起初，姚思安对于“道”的追求还大多停留在理论上。但是，随着社会上的战乱频繁和家庭的动荡不宁，他对于“道”的追求日见强烈了。当发生在中国大地上的政治、军事冲突以及权贵们的纷争日见尖锐时，当眼看着自己曾寄于厚望的长子体仁对自己及家人的期望和劝说无动无衷，走上了在他们看来是违背祖训和圣教道路的情形时，姚思安终于义无返顾地告别亲人，离开了舒适的家门云游去了。
作为“道家的女儿”姚木兰更是作者林语堂先生钟爱的人物。作者把自己许多美的祝愿和精神的追求都寄托到她的身上，企望她能在道家思想长期的熏陶下成为一个年轻的信徒。当木兰小时因躲避战乱而突然丢失，后又在德州巧遇父亲的知交曾文璞老爷并得以相救时，木兰的终身命运似乎就同曾家连结起来了。以后，她果然嫁给了曾荪亚。对此，木兰虽然不是没有过疑惑，可是由于父亲的指教和传统伦理观念的影响，她真“相信个人的婚姻大事是命里注定的”，“好多不由人做主的事情发生，演变，终于使人无法逃避这命定的婚姻”。在她遇到烦恼的时候，她曾对父亲姚思安的超然淡泊流露出深深的羡慕之情。后来，当动乱的社会生活搅得她的家庭亲属无法宁静的时候，她又决心放弃北平富足舒适的生活南下杭州，寻求一种闲适的农家布衣生活。
诚然，姚思安、姚木兰父女在不同地接受道家思想的过程中，或许在某一段时间内可以找到精神、情感的暂时平衡，得到些微小的满足。但是，作为一种哲学，道家哲学毕竟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产物。这种哲学也许看到了客观世界中存在着的种种尖锐矛盾和斗争，然而在这种斗争面前，它主张的不是立正义、驱邪恶，而是悲观厌世，在否定客观世界的同时夸大主观力量，试图在虚无中找到自我的超脱与平衡。所以，道家的始祖老子主张“绝学”、“弃智”，把所谓的“小国寡民”作为理想的社会。道家的这些愚昧落后的主观唯心主义思想是一种弱者的哲学，是在广大繁乱的客观世界面前无能的表现。自然，这种哲学也并不能使姚思安、姚木兰父女完全摆脱客观世界里发生的矛盾和纠葛，走向彻底的平静境地。姚思安本人似乎对“道”知之颇深，行之也诚。但是，在他云游10年突然归来后说出的一段话，却使我们看到了他的真正目的。他告诉孩子们：“我这旅行，一半是游山玩水赏风景，一半是自我求解脱”。由此看来，姚思安对于“道”的追求根本还在于寻求“自我解脱”。事实上，在一定的社会人生中，完全想用主观力量来解脱自我并不是容易做到的。姚思安云游10年归来后，不是又被社会矛盾的风浪和家庭动荡的水流缠裹到生活的江河中来了吗？他对素云说的一席话不是与日本的侵略和中国人民的抗战有关吗？他在木兰与荪亚爱情生活中进行的奔波不是对他人感情生活的介入吗？至于姚木兰，她更是很少脱离开客观生活得到主观的静穆。当她不得不与荪亚结婚的时候，她却从心里爱上了孔立夫；当她力图超脱的时候，自己的女儿阿瞒却在段祺瑞执政府院内请愿时被军警枪杀；当她试图过平静安逸生活的时候，外界却动乱不停，连自己心爱的立夫也被捕在押使她焦急万分；当她想像父亲一样冷静淡泊遵循道家圣教的时候，她却在深夜去狱中探望立夫时抑制不住自己的感情，并且准备以不惜失身为代价救立夫出来。直到最后，当日军的铁蹄漫延到更广大地区以后，在逃难的路上，木兰终于失去了“自我”，把自己汇进了民众的潮流之中。“木兰心中涌起一阵强烈的情绪，是一种快乐感，一种光荣感，她想那是必然无疑的。她的激动为前所未有，这种激动，只有个人融进伟大的运动中，才会感觉得到。她记得她看孙中山先生在北京的殡仪行列时，她心里有这样的激动；那时的激动像现在的感觉，但是没有这么强大，不像现在这样振动她的身体，这样振动她的心灵。使她这样激动的，不仅仅是那些士兵，还有那广大的移动中的人群，连她自己都在内的广大的人群。她感觉到自己的国家，以前从来没有感觉得这么清楚，这么真实；她感觉到一个民族，由于一个共同的爱国的热诚而结合，由于逃离一个共同的敌人跋涉万里；她更感觉到一个民族，其忍耐，其力量，其深厚的忍耐，其雄伟的力量，就如同万里长城一样，也像万里长城之经历千年万载而不朽”。如今的姚木兰已不再是个道家的信徒了，而是一个与千千万万的抗战民众一同奋进的中华民族的子孙。她也像许多后方民众一样收养孤儿，解救他人困苦，一同燃烧着抗日的烈火。
细心的读者在读《京华烟云》时，或是在读过笔者以上的分析论述后会发现，姚思安、姚木兰父女在遵循信守道家思想上并不彻底完全，父亲晚夕的困惑与女儿最后的游离都十分有力地说明，“道”并未能完全把他们征服，而使他们无法完全脱离并不得不参与到里面的却是社会和人生。这两个人物思想行为上出现的这种分裂现象是他们生活环境影响的结果，但主要还是作者林语堂先生自己社会观和世界观矛盾的结果。林语堂先生的本意是要把这两个人物塑造成为理想的道家信徒，从小说一开始就为他们定下了明显的发展方向。可是，当他把自己理想中的这两个形象放到实际生活中去描绘和表现的时候，实际生活的情形却与自己的理想、发生了冲突，存在着较大的距离。他本来以为，只要给人物找到一条虚空一切、淡远社会人生的去所以后，人物就可以逐渐丢弃尘念，疏远俗习，归于道规，走向彻底的清静世界。然而，事实上并非这样，处身于实际生活中的人是无法摆脱每时每刻发生在周围和身边的许许多多的矛盾冲突的。他也许会对这些矛盾和冲突表示强烈的厌烦，但终究却必须伴随着矛盾冲突的发展走下去，乃致直接参加到这些矛盾冲突中。林语堂先生在自己的小说中既不想放弃自己的理想，又不愿闭上眼睛回避真实的历史生活事件，完全以虚构的手段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之，他笔下人物与自己理想发生的这种矛盾就是无法消除的必然存在了。由于这种矛盾的存在，我们时常可以发现，作者在把人物推向自己理想境地的时候，其描写就大多流于说教和概念化，而人物一旦归到生活中来的时候，其描写就非常自然、具体而生动。这种矛盾可以说贯穿小说的始终，它一直伴随着时间的推进和情节的发展，不时地在冲突和消长，双方都表现出了十分坚定的努力，试图说服对方。但是，到了最后，理想不得不屈服于现实，作者不得不正视生活实际，人物终于摆脱了不切实际的主观理想，扎根到现实生活的沃土中。不可忽视的还在于，《京华烟云》中这种矛盾现象的出现，在实际上转变了作者的创作意图和作品的社会效果。若是林语堂先生不顾一切地把姚家父女塑造成自己的理想人物，成为虔诚的道家信徒，从而使自己“浮生若梦”的创作主旨得以实现，那么《京华烟云》将会是一部浸透着浓厚宗教色彩，可能产生很大消极作用的教籍了。现在，小说所表现的客观内容和人物的实际行动，事实上在很大程度上已违背了作者的创作主旨，这不正是宣告了道家思想的无力吗？这样一来，《京华烟云》所表达的历史生活内容和作者艺术描绘的人物形象就不仅使读者在了解历史生活方面有益，而且在对人物形象的认识中也是可以得到许多启示和促进作用的。
《京华烟云》通过众多具体生动的形象，广泛而又深入地描绘和表现了当时人们生活观及道德伦理观的冲突与演变，从而使其表现的历史社会生活更见丰富和深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