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的习俗
有河南的朋友来，约我在楼下的东北乡村菜馆小酌。从办公楼到菜馆只有几百米距离，风却吹得人浑身发冷。朋友说，今天是冬至。又说，北方的习俗，冬至要吃点儿饺子，就不会冻掉耳朵了。我是移居北京的江苏人，第一次听说，自然一乐：想不到饺子与耳朵会产生如此联系。太有童话色彩了。看来北方过往的冬天确实严酷，使人生怕身体的某个零部件会成为牺牲品。不是还有个传说嘛：黑龙江人在野地撒尿，拿根棍，随时准备敲断冻成冰柱的尿液，以求脱身。当然，那是夸张的笑话。
在馆子坐下，点完菜，又叫一盘饺子。服务员说没有，只有锅贴。这算什么东北乡村菜馆嘛，冬至的这一天，居然没有饺子。估计是南方人开的，打着东北的幌子。朋友无奈：那就改锅贴吧，代替饺子，总算一点安慰。等锅煎成的，而是包裹成春卷的模样（只不过两头露着馅），在平底锅里生煎的，一面已快被煎成焦黄的锅巴了。闭着眼凑合吃吧，朋友说，就当它是改版的饺子。嘿，他直到这时候还没忘掉饺子。吃的习俗，真是深入人心。
下班后去小区物业交暖气费，拎着刚买的一袋生肉，原准备炖粉条的。物业的人搭讪：剁馅包饺子吧？原来他们也知道冬至要吃饺子。他们可是刚从安徽来打工的，这么快就接受了北方的风俗。我也不该马虎呀。没时间包，就去超市买一袋速冻的。总算对得起这个不是节日的节日。一边煮，一边自我调侃：今年冬天，耳朵有保障了。
冬至吃饺子，打着耳朵的名义，满足这张嘴的。馋嘴的人总能为自己的馋找到种种理由。馋说白了是一种瘾。馋嘴的人，瘾君子也。
不仅冬至如此，立秋那天，北方人就要吃点肉，说是长膘，好抵御即将来临的寒气。这莫非是中国特色的“食肉节”？涮羊肉的火锅店，形势热闹起来。这个日子，几乎所有人都像要大开杀戒一样兴奋，吃得满面油光。素食主义者是很难办的。除非他真的打定主意：“永远不做大多数”。但无形中就被大众化的节日气氛排除在外了。好在中国的素食主义者自古就不窝囊，擅长用豆制品，“炮制”出素鸡素鸭素火腿。哪怕仅仅吃个名称，终归体现出了参与意识。重在参予嘛。素食，毕竟不是绝食。
元宵节吃汤圆，端午节吃粽子，中秋节吃月饼……每个节日都有饮食方面的主角，各唱一台戏。好戏连轴转，皇帝轮流做，吃的习俗没完没了，周而复始，中国人的餐桌成了小舞台，中国人的食谱，也就像列车时刻表一样井然有序。虽然变着花样吃、想尽办法吃，仍有其潜在的规律。这规律又跟二十四节气息息相通。即使已进入公元二十一世纪了，中国人的饮食传统，还是按照农历排列的。还是折射出农业社会的影子。
除了全国性的风俗（堪称“国风”），还有地域性的习俗，操纵着各自的子民。譬如饺子，在北京，不仅冬至时吃，大年三十晚上（农历除夕）也要吃的。“借饺子的谐音取新旧交替、‘更岁交子’之意，又因为饺子外形酷似古代的元宝，在辞旧迎新之时吃它，象征着国盛民富‘招财进宝’，寄托着人们对来年美好生活的愿望。还有人在饺子馅中放入银币、铜币以及宝石等用来占卜一年吉祥、顺利。（刘建斌《京华春节食风谈》）而在江南，通常炒年糕，象征“年年高升”。用肉丝炒，用雪里蕻炒，上海还有用螃蟹炒年糕的，如今已成了本帮菜中的一道精品。
北京腊月初八，常常是一年中最寒冷的日子，要熬腊八粥的，腊月初八食粥这一习俗，最早来源于佛教：“据说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出家后，曾游遍了印度的名山大川，以寻求人生的真谛，他长途跋涉，终日辛劳，晕倒在尼连河畔。这时，一位善良的牧羊女用拣来的各种米、豆和野果熬粥给他喝，使释迦牟尼终于苏醒过来，并于腊月初八日得道成佛。
从此，每年的这一天群僧诵经作佛事，还仿效牧羊女以多种米豆干果熬粥敬佛。”（刘建斌语）在我老家南京，没有腊八粥，可能觉得要凑齐黄米、白米、江米、小米、菱角米、松子、红豆、绿豆、黄豆之类太费事；老百姓爱做的是八宝饭，系将糯米干饭蒸成碗状，倒扣过来，浇上红枣、核桃仁及各色果脯熬成的糖稀，酒后热气腾腾地摆在桌中央，大家你一勺我一勺挖着吃，香甜糯软，无论从视觉还是味觉都是一大收获。
我来北京之后，鱼米之乡的八宝饭远了，也改喝腊八粥了。腊月初八，没时间熬粥，就去便利店买一听易拉罐装的，用微波炉加热了，象征性地敬一敬佛，同时也安慰一下自己：在异乡过得还是蛮有情调的嘛。我快被异乡给同化了。
吃的习俗，多多益善，增添了流水般的日常生活的情调，使无趣的日子变得有趣了。新鲜的食物，因为古老的习俗而沾染上几分历史感、文化味，乃至神圣性。即使在无神论者的国度，也需要信仰的。“民以食为天”，中国人，以饮食为宗教，以饮食为信仰。这构成他们一日三匝、重复修炼的功课。习俗使吃由形而下转变为形而上了。五千年中华文明，如果剔除了饮食文化，多多少少会显得苍白，或假太空。
只是，随着现代化的到来，某些习俗，快要失传了。还以北京为例，早先有谚语：送信儿的“腊八粥”，要命儿的“关东糖”。当代的白领，已听不懂了。腊八粥送信儿比喻春节将至，关东糖则是祭灶王爷的必需供品，从腊月二十三祭灶起，债台高筑的人开始发愁怎么应付债主上市追账。灶王爷是谪仙，深入万户千家厨灶之间，了解各种善恶情况，每年腊月二二三日上天向玉皇大帝打“小报告”，三大晚上再返回，对各家进行奖惩。它是离老百姓最近的一尊神。烧什么，吃什么，全在其眼皮底下，祭烘供上黏性很大的麦芽糖，又叫糖瓜儿，为了粘住灶王爷的嘴，也算小小的“贿赂”。这体现了很有趣味的人神关系。
现在，祭月二十三，还有谁祭灶吗？吃惯了巧克力的孩子们，不知关东糖为何物，更不知灶王爷是谁。
即使大人，也不认为自家精装修的厨房，会有一尊神的存在。其实，相信神在屋顶下与自己共呼吸，未尝不是一件很浪漫的事。只是，浪漫也需要力量的。现代人已无浪漫的力量。实用主义，对古老的习俗造成最大的破坏。
灶王爷，灶王爷，你吃过汉堡包吗？
灶王爷，灶王爷，你见过煤气炉与抽油烟机吗？
生命的革命，是从厨房开始的。
鱼图腾
中国人的年夜饭，家家户户都要烧一条鱼，供着，节日过后才吃。取“鱼”与“余”的谐音，象征着“年年有余”。这条鱼需完整，有头有尾，以表示做事要有始有终，才能功德圆满。全家人的心愿都寄托在这条鱼身上了：它已超越一般食物的概念，而成为幸福生活的标本。辞旧迎新之际，谁不希望家有余粮、家有余钱呢？谁不希望年年如此呢？由这个细节即可看出，中国人一直是一个生活在希望中的民族。
它之所以有希望，仅仅在于它从不绝望；哪怕承受着苦难或贫困，也能跟一条象征主义的鱼相濡以沫，获得心理上的安慰。这就是它的希望所需要的最小本钱。而希望本身，却构成它最大的生命力。在几大古老文明中，似乎只有中华文明如鱼得水、年复一年地延续到今天，每一道年轮都清晰得像刻出来的。如果没有精神上的东西支撑着，很难保持这种周而复始、以不变应万变的秩序。
根据传统习俗，这条带有礼仪性质的鱼，最初用鲤鱼，后来才推而广之，用哪种鱼都可以。为什么鲤鱼是首选？因为中国人的信仰中，鲤鱼最吉利。《神农书》里有一“排行榜”：“鲤为鱼之主。”还有人说：“鲤鱼都是龙化。”“黄河鲤鱼，习性逆流而上，一旦跃过位于今山西的龙门，就摇身变成龙了。当然，此乃中国人为鱼类所臆造的最优美的一个神话。连理智的孔子都信这个。特意将自己的儿子命名为“鲤”。能说他不是望子成龙吗？鲤鱼在中国，堪称鱼类的“形象大使”，年画上描绘的大多是鲤鱼，增添了喜庆的气氛。
我个人认为：跃跃欲试跳龙门的鲤门，跟周游列国的孔子一样，可以构成古老黄河文明的图腾。所谓“狼图腾”，其实是舶来的，并非本土所有。符合中国人品性的，还是“鱼图腾”。道家始祖庄子《逍遥游》，开篇即说“北冥有鱼，其名为鲲”，根据其描述，此种神奇的鱼比当代的航空母舰还要大得多，而且能化身为高飞九万里的鹏鸟，绝对算壮志凌云。这跟鲤鱼跳龙门的传说异曲同工，只不过更为豪放。“鱼图腾”细化为“鲤鱼图腾”，就较接近后来占主流的儒家思想了：达则兼济天下，贫则独善其身。学而优则仕，历朝历代的科举制度，使“鲤鱼图腾”由梦想兑换为现实。龙门之上是官场。
“鱼图腾”，中国特色的“变形记”。不管老庄还是孔孟，本质上都属于精英文化。来自于大众，又时刻准备着脱离大众，转而领导大众。“鱼图腾”的幕后，隐藏着的实则是“龙图腾”。中国人，不都自称龙的传人嘛。
鲤鱼之吉祥，还在于它见证了最早的“真龙天子”，黄帝。《河图》：“黄帝游于洛，见鲤鱼长三丈，青身无鳞，赤文成字。”据说鲤鱼额头有字，是鱼中的帝王，或龙的化身：“额上有真书王字者，名‘王字鲤’。此尤通神。”（见《清异录》）
中国的神话中，能化而为龙的，除了鱼之外，还有马。马也是“龙种”，正如鲤被封为“稚龙”（婴儿期的龙）。因鲤鱼有五色，古人还拿马来相比：“赤鲤为赤骥，青鲤为青马，黑鲤为黑驹，白鲤为白骐，黄鲤为黄雉。”跳龙门的黄河鲤鱼，浑身火红，属于赤鲤，正处于“转型期”。
孔子所谓“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脍”当指生鱼片。
中国人吃生鱼片（犹如今之三文鱼），很早的。切脍，越细越好，首先仍是鲤鱼。尤其宋朝，用现捞上来的黄河鲤鱼作生切鱼片，因宋太祖爱吃而流行为东京汴梁的一道名肴。“黄河鲤鱼，是以压倒鳞族，然而到黄河边活烹而啖之，不知其果美。”（梁章巨《浪迹三谈》）中州（今河南）一段的黄河鲤鱼，在当时堪称“顶级美味”。它执掌牛耳之际，长江流域的武昌鱼，尚且默默无闻，或根本上不了台面。古人“宁饮建邺水，不食武昌鱼”。直到当代，毛泽东写诗：“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武昌鱼的身价才大大提高，今非昔比。我以为黄河鲤鱼与武昌鱼，可分别作为黄河文明与长江文明的吉祥物。
从什么时候开始，中国人春节时供奉的千年之有“鱼”，不见得非用鲤鱼不可？我猜测是唐朝。因唐朝皇帝李姓，与“鲤”谐音，而举国禁止捕食鲤鱼。老百姓置办年夜饭，当然也必须用别的鱼类代替。否则是违法的，要吃官司的。
鲤鱼在唐朝，地位最高，真正跳进了人间的“龙门”，皇帝共命运，喻示着大唐之宏伟气象。《大业杂记》：“清泠水南有横渎，东南至砀山县，西北八通济渠忽有大鱼，似鲤有角，从清泠水入通济渠，亦唐兴之兆。”后来，唐玄宗游漳河，亦曾见赤鲤腾跃，“灵皇之瑞也”。他老人家一高兴，就给鲤封了个爵位：“赤公”，并且下令写进“宪法”里。鲤仿佛成了唐朝李姓皇帝的“无房亲戚”，不仅无人取虐待，在世俗中的知名度乃至荣耀，似乎列于将相之上。
直到李唐政权垮台后，鲤才重新成为食物，端上百姓的餐桌。
鲤，做皇帝国戚的感觉，很好吧？
鲤，是否至今仍想“梦回唐朝”？
在中国，鲤的命运，本身就像一小部额外的“史书”。通过它，甚至可以“解构”历史，“解构”中国的图腾。它不仅是一条古典主义的鱼、浪漫主义的鱼，更是一条现实主义的鱼，乃至象征主义（后现代？）的鱼。它自始至终都游泳在隐喻之中。光与影，形而下与形而上，共同制造了鲤的幻象，制造了鲤的喜怒哀乐。虽然它，作为实体，却浑然不觉，逗留于江山与水草之间，根本不知晓自己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导演”是谁。
中国人的想像力，赋予了鲤以更多的背景、更多的情节、更多的内容。
武昌鱼
武汉的招牌菜，自然非武昌鱼莫属。“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毛主席的诗句，为它做了活广告。武昌鱼就这样一下子跳进了龙门。众所周知，毛主席多次来武汉，有两大爱好一直没有变：其一是横渡长江，其二则是吃武昌鱼。看来水性好的人，必然爱吃鱼。但光爱吃还不行，能写出诗来才算真本事。
真实，毛主席的这两句诗，化用了三国时期东吴的民谣：“宁饮建邺水，不食武昌鱼。”东吴（公元222-280年）共经历四位皇帝，先建都武昌（湖北鄂城），后迁都建邺（江苏南京），又还都武昌，再迁建邺。一直在武昌、建邺两地荡秋千，所以才有了横向的比较。这首民谣，肯定是赞成定都南京的派别所传唱的。反对派听了会怎么想呢？我估计会撇一撇嘴：武昌毕竟有鱼吃，长江下游的南京呢，恐怕只能喝白开水了，傻瓜才会这么选择！且不论孰是孰非，至少能看出：武昌鱼在一千七百年前就出名了。武昌和南京的关系，在东吴人眼中，有点像鱼与熊掌，二者不可兼得，只能狠下心来取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