竹笋
有人说，竹笋不仅是一道美食，更是一种雅食。很符合文人雅士的心情与口味、松、竹、梅被称作岁寒三友，竹子自然成为清高的象征。中国有竹文化，竹笋是竹文化中脍炙人口的一个“零件”。它使竹文化的韵味进入饮食领域。或者说，构成竹文化的一部小小的世俗读本。苏东坡有诗：“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无肉使人瘦，无竹使人俗。不俗加不瘦，竹笋加猪肉。”谦谦君子，总能为自己的馋找到种种借口。竹笋加猪肉，既解了馋，又不至于太失去境界。类似于“大隐隐于市”的说法。这样，鱼和熊掌就可兼得了。隐士们的自我安慰，确实比阿Q之流的精神胜利法更为高明。
人们经常拿竹笋与猪肉相提并论，在于它们是最佳的荤素搭档。李渔说竹笋：“以之伴荤，则牛羊鸡鸭等物，皆非所宜，独宜于豕，又独宜于肥。肥非欲其腻也，肉之肥者能甘，甘味入笋，则不见其甘而但觉其鲜之至也。”在这一搭配中，笋是唱主角的，肉纯粹为他人作嫁衣裳。“比蔬食中第一品，肥羊嫩豕何足比肩。但“将笋肉齐烹，盒盛簋，人止食笋而遗肉，则肉为鱼而笋为熊掌可知矣。”
苏东坡的妹夫，黄庭坚，也有诗：“南园苦笋味胜肉”。假如让他从二者中取舍，结果是不言自明的。早在唐代，白居易的《食笋》诗就表明态度：“每日逢加餐，经时不思肉。”笋能使嗜好者忘掉肉的，或三月不知肉味。在无肉的情况下，将笋单独白煮（略蘸酱油而食），或素炒，也能品尝到其真趣。“从来至美之物，皆利于孤行，此类是也。”（李渔语）看来笋与肉的关系，也能分能合。正如好小说，不见得都有或非有“性描写”。洁本”的竹笋菜，照样耐人寻味。
李渔认为笋之所以“能居肉食之上”，其至美之所在，仅仅是一个“鲜”字。有经验的厨师，连焯笋之汤都舍不得倒掉，每做别的菜，就兑一点进去，相当于味精了：“食者但知他物之鲜，而不知有所以鲜之者在也。”笋之调味，快达到魔法的境地了。连残汤剩汁都能画龙点睛，把一道新菜全“盘活”了。至于这种奇妙的笋汤（又叫笋油）的提炼办法，袁枚在《随园食单》里详细记载：“笋十斤，蒸一日一夜，穿通其节，铺板上，如做豆腐法，上加一枚压而榨之，使汁水流出，加炒盐一两，便是笋油。其笋晒干，仍可作脯。”
林洪的《山家清供》，给鲜笋起了个外号，叫“傍林鲜”：“夏初竹笋盛时，扫叶就竹边煨熟，其味甚鲜，名傍林鲜。”根据他的讲授，鲜笋最好现摘现吃，一分钟都别耽误，就在竹林边，用芳香的竹叶为燃料，当场煨烤；可见环境或氛围也能激活、增添新笋那天然的鲜美。这绝对是最正宗的“绿色食品”了，不仅就餐环境是一片绿林，烹饪方法也是返璞归真的。不知竹林七贤之类古老的隐士，就地取材，是否使用这种“叫化鸡”式的吃法？鲜笋之可口，堪称“植物鸡”（前面提到的笋汤，也堪称“植物鸡汤”）。
另一本书，《四时幽尝录》，也大加赞美：“每于春中笋抽正肥，就彼竹下，扫叶煨笋至熟，刀戳剥食。竹林清味，鲜美无比。人世俗物，岂容此真味。”想来只有超凡脱俗的人，譬如隐于山林者，才能体会到竹笋至真的味道。而所谓的“真味”，其实于平淡中见神奇。有一颗淡泊的心，才能遭遇这种潜伏的神奇。貌似温文尔雅的竹子，原也有尖锐且敏感的棱角，只不过藏戒得足够深、足够隐蔽。与竹笋未受污染的鲜明相比，我们生活中的诸多食物，堪称麻木的、愚昧的，甚至腐朽的。
竹笋因出产季节的不同，可分为春笋、冬笋。冬笋的味道比春笋还胜一筹。正如少妇与少女相比，女人味更深。郑权桥爱竹成癖，不仅画竹，还为竹笋写诗：“偶然画到江南竹，便想春风燕笋多。”
符中士先生向西方人介绍本土饮食，经常碰到一件难事：翻译们译不出竹笋这个词，只好勉强译成“竹子的嫩芽”或“很嫩的竹子”，以至洋人常常发出“竹子也能吃吗”的疑问。原来西方人不仅不吃竹笋，英语里甚至没有竹笋这个单词。而在中国，《诗经》时代，竹笋就成为食物：“其蔌维何，维笋及蒲。”
从竹笋的待遇，能看出东、西方饮食文化的巨大差异。中国有竹文化，或者说得玄妙点：竹图腾（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折射到餐桌上，吃竹笋也上瘾。而欧风美雨，盛行的是“肉图腾”（女作家潇语），譬如牛排，构成其精神之盾；法兰西人甚至连小不点儿的蜗牛都不放过。以草食为主的民族和以肉食为主的民族，各有各的崇拜，也就各有各的发现与收获。这是两张不可能重叠在一起的美食版图。
我在想，是否有必要教会西方人吃竹笋？我本人倒很愿意做竹文化的“传教士”。竹笋在饮食中堪称“国粹”（甚至无法翻译），也是我百读不厌的“圣经”。它与《诗经》同时诞生，并同时成为中国人的“必读书”。
南有年糕，北有饺子
春节是中国最大的节日。作为节庆的传统，年糕与饺子，各占半壁江山。大抵是南方人习惯吃年糕，北方人更讲究吃饺子。年糕也渗透到北方，但比较单调，只有南方人才能将其做出众多的花样。至于饺子，很明显属于北方的产物，南方也开饺子馆，一般都要打出“北方水饺”的幌子，以示正宗。这犹如某些店铺强调“手工饺子”，与流水线上生产的“机器饺子”相区别。古典的食物，制作方法愈原始愈好，仿佛这样才能保持原汁原味。在江南一带，卖年糕，包装纸上也常印有“水磨年糕”的字样。
虽然中国早就大一统，饮食风俗，还是有地域性的。正如“南米北面”、“南糕北饼”、“南甜北咸”之类演绎，说南有年糕、北有饺子，不能算错吧。尤其过大年之际，它们都是象征意味浓郁的符号化食品，堪称餐桌上的吉祥的经典。即使现有生活条件好了，山珍海味常常喧宾夺主，但因为年糕与饺子对节庆的意义远远大于其滋味，仍无法废黜。
想一想，祖宗八代都是借助这古朴的食物过年的，后人也就不太敢或太愿意叛逆了。哪怕在生活的其他方面，皆以“新人类”自命。估计全家老幼去肯德基、麦当劳吃年夜饭以庆团圆的，应该比较少见。像年糕、饺子这样的“文化遗产”越多越好，已彻底变成中国人的传家宝，不至于失传的。
年糕的名字起得好，喻示着“年年高升”。似乎多念叨几遍，以诚则灵。不仅听起来顺耳，吃起来，味道也不赖。唇齿之间，能咀嚼出南方稻米天然的醇香。而且因其黏性大，口感独特。江浙人家，大年三十晚上总要在八仙桌上摆一盘年糕，作为供品。我小时候，经常把蒸熟后又冷透变硬的糖年糕，切成片，放进嘴里，当时香糖来嚼着玩。奶奶说：“小耗子”又在磨牙齿了。甜年糕，以及一种荤油年糕，可当零食吃；做菜，一般选用清水年糕，无色无味的。
吾乡人办酒席，最后和盘托出一道炒年糕，既是下酒菜，又作为主食。用黄芽菜炒，用雪里蕻炒，如果再加上肉丝，更棒了。上海人把这道菜做到了“顶级”：螃蟹炒年糕。用螃蟹作配料，年糕够荣耀的。螃蟹的鲜香，通过滚烫的汤法，浸透了切成薄片的年糕。有人说：吃螃蟹炒年糕，打你耳光也不会放下。不信试试？
旧日北京春节风俗，也有热气腾腾蒸年糕的，呼应着包饺子，以示米面充足、家有余粮。我想，这作为陪衬的蒸年糕，恐怕是南方人带来的习性。那时候的北京城，南方人已不少了。他们不会因为饺子而忘掉年糕的。更不会因为来到天子脚下，就忘掉故乡。
包饺子，是惟一一处显示出北方人灵巧、南方人笨拙的地方。我指的是手工方面。即使苏州姑娘，能在丝绸上刺绣工笔的花鸟，也不见得包得好饺子。北方人，却能将饺子捏合得天衣无缝，有款有型，用熨斗熨过一般挺括饺子之吉利，很重要的一方面，是其造型，酷似古代作为“硬通货”的元宝；吃饺子，近似于仪式，象征性地在“招财进宝”。另一方面，借饺子的谐音，取新旧交替、“更岁交子”之寓意。
中国人相信饺子能带来财气，带来好运。如果这算作迷信，也是一种很美好、很积极的迷信。人生甘苦，总应该有一点点精神寄托的，如果它兼而给你带来口腹的享受，倒未必是坏事。人们还将抽签的习俗引进饮食中，包饺子时于馅里埋藏铜钱、银币、宝石、珍珠之类小小的吉祥物，占卜各自的时运。吃饺子的过程，跟抽彩票一样激动。瞧瞧谁能中大奖？更使通俗的饮食多了一份浪漫的憧憬。这才是最好的调味品呢。
在清朝乃至民国，水饺又叫“煮饽饽”。“夏令去，秋季过，年节又要奉婆婆，快包煮饽饽。皮儿薄，馅儿多，婆婆吃了笑呵呵，媳妇费张罗。”这是清代李光庭《乡言解颐》一书中收录的民歌。看来包饺子有助于融合婆媳关系。一笑！
北方还有谚语：“三十晚上吃饺子--没有外人。”以示亲密无间。可见饺子是除夕之夜各家各户庆团圆的必备之物。我的朋友伊沙，写过一篇针对央视春节联欢晚会的“酷评”：《这锅饺子怎么煮》。他把老牌的春节联欢晚会，比喻为一锅“文化饺子”，是否有新意，关键还看包的什么馅儿。三十晚上北方人不吃饺子，会觉得没有过年的气氛。正如现在的中国人，假如不看春节联欢晚会，一定很空虚。
在节奏慢的时代，全家人围坐一桌包饺子，东聊西扯，是一项很有情趣的集体劳动。包似乎比吃还过瘾。尤其春节，家庭成员悉数在场，其乐融融；谁若缺席，会让大伙儿有“遍插茱萸少一人”的感伤与思念。哥们姐们，新年钟声敲响之前，一定要赶回家里吃一碗饺子哟。这样的习俗很有人情味的。能遵守的话一定要遵守。
不仅平民百姓，连清代的慈禧太后，都把三十晚上包饺子，当成不可省略的礼仪。叶赫颜礼·仪民，写过一遍《清末宫廷过新年》，回忆前朝旧事。“除夕之夜十二点的钟点将过，太后命众人齐至殿上，排好长案后，由御膳房将事先预备好的各种素菜端上桌，众人一齐下手做素馅都饽饽，于是切的切，剁的剁，大殿之上霎时叮儿儿乱响。切剁好后，都交到太后面前，由皇后、妃子、大公主等人拌馅儿，口味咸淡，由太后决定。天到亮时，饺子已包齐。太后命众人退回更衣，重新梳头打扮。
不大工夫，众人回到殿上。太后坐在案端，皇后等人都站在案旁。太后命宫女把煮好的煮饽饽端上来，太后说：此刻是新年、新月、新日、新时开始，我们不能忘记去岁的今日今时，今天我们能吃一碗太平饭，这就是神佛的保佑，列祖列先的庇护。说完，命大家用膳。大家向太后叩头谢恩。吃罢煮饽饽，天才大亮。”
慈禧太后吃饺子时，确实挺虔诚的：谢天，谢地，谢祖宗。她恐怕想不到：大清帝国，这只包了两百多年的大“饺子”，捉襟见肘，不久就要“漏馅”了。一旦“漏馅”，再无法弥补。
火锅的褒贬
火锅是寒冷的冬天里的救星。因为它有一副“热心肠”。尤其大年三十晚上，热炒端上桌没多久，就变成凉菜了；一家人如果支起火锅，围炉而坐，弥漫的热雾中，顿时显得喜气洋洋。随便拍一张照片，都可命名为“全家福”。火锅带有自助的性质，只要备好了料，就不再需要专门的厨师，守在厨房里；筷子在空中你来我往，不是搛菜就是添菜，好不热闹。它自然是老百姓年夜饭的首选，或首席代表。可以自始至终热情洋溢地陪伴你们一家人看完央视的春节联欢晚会。没有比它更耐心的了。
火锅的魅力还在于它的丰富性。荤的素的，生的熟的，都可同时或先后下锅煨煮。各种滋味，彼此渗透，又相互补充，反而诞生出诸多新味道。直至最后的那锅汤，变得像“鸡尾酒”一样繁复、醇厚。正好用来下粉丝，下面条，或盛碗热汤蘸着馒头吃。总之，精华全浓缩在里面。
中国的火锅，使人们省了许多事，又增加了很多乐趣。
四川有麻辣火锅，香飘八方，四季皆宜。还有种鸳鸯火锅，中间用铁片隔开，一半是红油汤，一半是清汤，正如王朔小说标题：《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泾渭分明，看上去像八卦图。在北京，最流行的是涮羊肉火锅；当然，也涮肥牛或其他肉类。来过北京的人，没有谁不知道啥叫涮羊肉的。
满街都是。一些店铺的玻璃窗上，都贴着纸剪的一个大大的“涮”字。十五年前，我自南方投奔京都，到到“涮”字，想当然地误念作“刷”羊肉。闹过笑话。相信以后，还会有外来户闹类似的笑话。北京，是我的一字之师。
涮羊肉，本来叫“野意火锅”，据说随清兵入关而传入中原。但绝非满洲八旗子弟首创。我曾猜测成吉思汗的时代，蒙古人就学会涮羊肉了。游牧时，或征伐昌，将金属头盔倒扣在篝火架上，烧开水，投入切成薄片的冻羊肉，边涮边吃，只需蘸一点盐粒。这样羊肉熟得极快，节省烹饪的时间。属于“战时快餐”。如果是真的，想一想也够浪漫：蒙古人靠涮羊肉充饥、御寒，发动了一场征服欧亚大陆的“闪电战”。
后来读到朱伟的《考吃》，才知道涮肉火锅早在辽初期即已风行：“内蒙昭乌达蒙敖汉旗出土的壁画墓，据考就是辽初期墓葬。壁画中有三个契丹人围着火锅，席地而坐，有的正用筷在锅中涮羊肉。火锅前有一张方桌，桌上有盛配料的两个盘子，两个酒杯，还有大酒饼和盛着满满羊肉的铁桶。“契丹人被满族的先祖--金人所灭绝，火锅这一遗产却被后世一代代继承。到了清代，乾隆是最爱吃火锅的一位皇帝，几乎“不可一日无此君”。他不用打仗了，四处游山玩水，各地“招待部门”知道他的嗜好，都提前准备好火锅。乾隆几次举办千叟宴，也以涮肉（包括羊肉、猪肉、鹿肉）火锅慰劳数以千计的“离退休老职工”。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晚来天欲雪，能饮一杯无？”白居易的这首诗，我少小时即能背诵。也是听朱伟先生讲解，所谓“红泥小火炉”，原来指火锅。唐朝的火锅叫“暖锅”，系用陶土烧制而成。李白、杜甫、白居易等人，可以边吃火锅边写诗，难怪豪情万丈。又有多少首唐诗，是在温暖如春的火锅边诞生的？
符中士《吃的自由》一书，说除了中国，世界上很少有人喜欢火锅，而中国人热爱火锅，原因很多：“最主要的，一是火锅能够最集中典型地体现中国人大一统的思想。二是火锅可以使婚姻与血缘关系为基础组成的大家庭，几代同桌，长幼同锅。心往一锅想，劲往一锅使，融融和和，尽享天伦之乐。”他努力挖掘火锅现象后面隐藏的博大的文化前景。中国的每个家庭或氏族，都是以血统为汤料的“火锅”，讲究人丁兴旺、香火不熄。
中国的每座城市，都是三教九流汇集、包罗万象的“火锅城”。至于地大物博的中国，及其五千年文明，更是一口永远沸腾着的大火锅，什么都可以丢进熬煮，包括异族文化。但不管是最野蛮抑或最先进的民族文化，一旦丢进去，终归会被感染得本土化了，或汉化了。毕竟，这是一锅陈年老汤，混杂着最腐朽的东西，以及最神奇的东西。从积极的意义上来理解，这口大火锅海纳百川、吞吐自如，吸收了古今中外各种营养。但在某些消极的时候，它又像一口大染缸。甚至，你都弄不清它的本色是什么。
鲁迅当年，批判国民劣根性的时候，恨不得把这口锅给掀了。他眼睛尖，看见阿Q、孔乙己、祥林嫂、华老栓等等，全在这锅汤里烩着。他觉得中国人不该只顾着喝酒了，应该吃药！虽然这口火锅已习惯了换汤不换药。鲁迅惆怅地放下筷子，把自己怒向刀笔丛中觅得小诗，作为一味猛药，丢进锅里。从此，这口大火锅里又多了一丝药的苦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