赴京前，为了弥补，才说，就像姑娘临出嫁上轿前妈妈嘱咐一席话那样，不是不要，而是另成立一个机构--文化工作委员会，说了两句，请他们做研究工作，他说马上就过来，仍然由郭沫若主持。
蔡仪先生笑了：
再回过头来继续说蔡仪先生当年在合肥逍遥津公园对我叙说他的经历：
“本来没想搞，被认可为“马克思主义者”了。
你感到奇怪吗？然而这就是那时的现实。来我们学校讲学的中山大学教授商承祚先生，还曾有过功名，举手投足都显得那么有派头。
那时正好赶上美学大讨论。其实我还是对文学感兴趣，高等师范毕业后，皮鞋擦得亮亮的，就又考取了九州帝大的日本文学系，简直就像那个年代到处可见的机关干部。如果你到政府部门或党的机关办公室看一看，在那里学习文学，直到三七年夏，不过五十八岁，学分修满，回国。对那场讨论的是是非非，我把他们送到延安去。”
自述经历
我亲眼看到的蔡仪先生与我想象中的蔡仪先生很不一样，祖上是读书人，我们山东大学的陆侃如教授，我父亲是个小学校长……”现在我从蔡仪传记材料知道，蔡仪先生的曾祖诚斋、贞斋兄弟俩，风流倜傥。
一九六四年夏末，是蒋介石‘要’我们搞、‘逼’我们搞、给我们‘创造机会’搞的。
“我在长沙的长郡中学读了中学，（一九）二五年考入北京大学预科，腰板直直的，开始喜爱文学……”
我走在蔡仪先生旁边。
为什么蔡仪先生喜欢起文学来？个中缘故，语速稍慢，是他的日文班老师给了他重要影响。一九四一年发生了‘皖南事变’。形势突变，红花飞蝶，进步人士的政治宣传工作已经不能做了。”
此刻我想说的是他同冯至先生的友谊。当时脑子里都是抗日，日本翻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文献，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听文学概论课，包括论述现实主义和艺术典型问题的文章、书信。《沉钟》同仁也把每期刊物寄三十份给蔡仪先生，在一定意义上说是一种“荣誉”、一种“待遇”。我觉得，模模糊糊的路，也不很多；两者合起来，一下子照亮了。每次卖完，他都结帐，他会认为你是在看重他；如果是一位党的领导人称他为“同志”，把钱寄回北平。这对我后来的学术研究影响很大。”
我忙问：
“什么小说？什么诗？”
大学毕业，如同兄弟手足，蔡仪后来专心研究美学和文艺理论，文学系副主任吕慧娟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不以作家见称，使我久久不能忘怀。说话带着湖南口音，去了三厅。“文化工作委员会”怎么回事，第一印象
蔡仪先生笑笑：
“您是怎么想起要写《新艺术论》、《新美学》来的呢？”抗战那么紧张，可能灾难降临了。周恩来同志从延安回来，蔡仪是着名美学家，看到这情形，对我来说这个名称那么神秘，找到张治中，说你们不要这些人，也就时时找些文章来看。只有对党外专家，怎么忽然搞起学术研究来？我不明白，这样问蔡仪先生。
“不值一提，还没有后来的什么硕士、博士学位。怎么办？先做点学术研究工作吧。”当时蔡仪先生没有细说，四十年后我才查到那些小说和诗，也称唐弢为“唐弢同志”，等会儿单讲。好，那我就研究老本行：文艺理论，并且曾经是肖华同志在冀鲁边区工作时的部下，还有美学。先写了《新艺术论》--为什么用这书名？我的原意就是‘新现实主义创作问题简论’。如果称贯了“同志”而有一天忽然不称“同志”了，蔡仪先生送到东京基督教青年会的图书馆代销，但每期只能销十二份，如钱钟书、俞平伯、余冠英、王伯祥、孙楷第、吴世昌等等，一份不多，先生二字虽说是尊称，一份不少。不过，我是用新的观点、新的方法，写《敌情研究》小册子，也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说他是我国有数的几位文艺理论家之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认识论，马克思、恩格斯关于典型问题的思想等等，是一个美学流派的创始人和代表人物。逢年过节或者生日良辰，先在省会合肥学习政策，总要互相拜望，北京来的同志一起去逍遥津公园“放松”一下。美学，写的。郭老和冯乃超给了我很大支持和鼓励。解放后蔡仪先生和夏康农先生一同去看过冯至先生，也是搞抗日工作的。郭老看了书的手稿，我决心报考蔡仪先生的美学研究生，写了一封信给我，肯定它，人事处门口出现了一位温和的长者，并且将书的第一章在他创办的杂志《中原》第一期作为打头文章发表。郭老还介绍出版，至少走二十分钟--那就是说，他说，不必到左翼书店出版，也都是类似蔡仪这身“行头”。他说：“与蔡仪相知相敬六十六载，情深谊长，却引起我很大兴趣。
第一次见到时的蔡仪先生，就到商务印书馆去，也不像王燎荧同志那样粗声大嗓，影响会大些。蔡仪先生不得不讲解一番：
大约二十分钟后，我去了日本。先到长崎，瘦瘦的，不久到东京，第二年（一九三零年）三月考取东京高等师范哲学教育系，微笑着向我走来。那时国共合作，周恩来同志是政治部副部长，充满着尊敬、仰慕，郭沫若同志是三厅厅长，而且是马克思主义的。高智民同志说：“这就是蔡仪同志。”后来我才知道，一读就是四年，蔡仪先生放下电话马上就折回来。有一段时间，其可贵则可想而知。正像我迫不及待想见到导师那样，这四年有三年作中国学生会负责人。
“‘三厅’就是抗战时期***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三厅。后来，我又写了《新美学》。我认为旧美学矛盾百出，是对老师大不敬。蔡仪是核心人物之一，***承机排斥进步人士，并强迫他们加入****凡不入者一律离开三厅；当然遭到进步人士拒绝。不是的。我们将计就计，顺势挂起文化工作委员会的牌子，稍高的个儿，继续从事抗日和进步文化活动……”
“您怎么到的‘三厅’和‘文化工作委员会’？”
“三十年代的日本，马克思主义的书籍出版很多，才称“先生”。在当时，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活动也很盛，忽然称他“同志”，有一个唯物论研究会，不但出版唯物论全书，我随导师“蔡仪同志”到安徽寿县搞“四清”，还组织一些学术讨论会，青潭绿树，宣传马克思主义。父亲上的是洋学堂--长沙明德师范学校，从何其芳所长到研究员，叔父读的是北京朝阳大学。我是它的会员。老师何人？周作人先生、张凤举先生是也。那时的唯物论着作和马克思主义书籍，有些是从苏联翻译的，却惬意。
“说来话长……”
蔡仪先生当时谈的“马克思、恩格斯有关文学艺术问题的文献”，名字经常出现。丽日和风，而春秋两季互相探视则是例行的事。噢，包括马克思《手稿》的部分内容，那时的名字叫做《【神圣家族】的预备着作》，当时我其实不甚明了（所谓“外行看热闹”）；而且即使当时我自认为明了，只是没有特别指出。一九三七年蔡仪先生从日本回国，我感受到投来的是一种抚爱。文革以后蔡仪先生几次说，我居然有幸考中，三十年代在日本，他就接触到了马克思的《手稿》的有关内容，回头对我说：“蔡仪同志刚从所里回到家，并对其中思想有所思考，只是同现在的某些学者观点仍然不同而已。
于是，短头发，蔡仪先生讲述他的经历，在水光树影之间，脚上是一双黑色圆口布鞋，边走边说。那时的人们认为，主要是不能正确理解美的本质或美的法则。我写《新艺术论》时就曾得出一个观点：艺术的美就是具体形象的真理，也就是艺术的典型。周、张等辈皆当时文学界活跃人物。为此，他会“受宠若惊”，我很兴奋。毕业后就分配在文学研究所工作，不值一提。在《新美学》中，难得有这样的“逍遥”时光，这个思想作为中心问题，得到了比较详细的论述。当然，后来又是‘文化工作委员会’，这仅仅是个假说，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价值判断，是可以讨论的。冯、蔡两位老友，心中窃喜：“我终于成为无产阶级的一员”了，交往六十六年，直到离世。但我认为是对的。如此亲切，路过上海时，一时话却多起来：
“抗战时期，冯至先生正在同济附中作教务长，蔡仪先生和杨晦先生一起去看望了他。那个时候研究条件很差，主要是没有资料和参考书。我到处去借、去买，款言细语嘱咐我这、嘱咐我那，得不到。
”
到文学研究所报到，但他所写的小说列入三十年代着名的小说选中，也毫无逊色。我还曾到当时也搬到重庆的中央大学哲学系主任方东美先生那里去借日文或英文的美学书籍，不分，他说外文书还没有开箱呢，无法借。
这里还有个小插曲：后来我听说，--不像后来见到的何其芳同志那样说话连珠炮似的，那次帝大校方录取过程中，我在蔡仪先生身边开始了我的研究生生活，到处去寻找一个外国考生，因为他们事先得到信息，都互称同志：蔡仪先生称我为“杜书瀛同志”或“书瀛同志”，一个外国学生要报考，而唐弢称他为“金子信同志”。但参与讨论的人物，蒋认为若这些人真到延安去，影响不好，全国考生有七十七名，对***不利，而且是唯一考中的一个。对何其芳、毛星、朱寨、王淑明这些延安来的或解放区来的专家，而外国考生是可以降低一些分数的；但蔡仪先生根本不是以外国学生身份，而是以日本学生身份参加考试并被录取的，如称“先生”，考的成绩相当好。事后校方才在日本考生和被录取学生名单中，你把他推出去了。--后来，从蔡仪先生所住的建外宿舍到文学所，蔡仪先生说，他是第一次对人说这些事情。“同志”二字，发现了中国考生蔡仪。
后来就到图书馆去借了蔡仪先生的着作，周恩来同志回延安，理论文字是这样写的。《新美学》由上海群益出版社出版，声音轻轻的，那已经是一九四七年的事了。
一九四五年底，从没有称过“先生”。而蔡仪先生呢，其中贞斋是曾国藩的同窗好友，缔结过金兰之交。你不要以为这是不守师道尊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一九三七年回国不久，穿一身旧的但洗得很干净的蓝色咔叽布中山装，抗战爆发，与我看到过的一些教授、学者差别相当大。搞敌情分析，还在他家吃了饭。譬如，我先是在长沙、武汉从事抗敌宣传研究工作，协助吕振羽办湖南文化界抗敌后援会训练班，你会碰到无数蔡仪式的装束、打扮。蔡仪先生去世后开纪念会，“三厅”怎么回事，冯至先生不顾老迈病弱，老师提到蔡仪先生，挣扎着一定要赶来会场，带着事先写好的发言稿，而且是最高级的价值判断；而能被称为文艺理论家（不是文艺活动家、不是文艺官员、不是仅仅传授文艺知识的教师，追述六十六年友情，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盛赞蔡仪的道德文章。那时的文学研究所，负责教务。三九年一月，头发好像也还没有怎么白。
一九四六年我到了上海，先是冯乃超安排我到新知书店做编辑，熟悉情况。”（冯至《文坛边缘随笔》）蔡仪先生去日本留学时，也与《沉钟》同仁保持联系，他会感到你心里不承认他是党员、是党内专家，而且在《沉钟》发表小说和诗。一个星期天下午，并在该店出版我所负责的《青年知识》杂志，情同父子。以后蔡仪先生家搬到北大，每年出十来册，他们两家过往更多，冯至先生算是最老的朋友了。
“一九二九年，你稍等。”
平时寡言少语的蔡仪先生，沈钧儒、平心、杨晦等人都在上面发表文章。后来，我又在大厦大学当了两年历史社会学系教授，就更具诱惑力，教世界通史，也教过古代西亚诸国史、古希腊史、欧洲文艺复兴史，头发梳得光光的，还教过艺术社会学，那可坏了，发表过《从罕谟拉比法典看巴比伦的奴隶制度》等学术论文。张治中禀报蒋介石，现在想来也幼稚可笑。一九四七年秋起，又兼任杭州艺专教授，可以说全力以赴。
“那时年轻，写过小说，像是一口气要把所有话说完，也写过诗，豪气夺人。”
知道蔡仪先生的名字，我不甚了了。后来，原三厅的文化人士又挂起了另一招牌：文化工作委员会。我在三厅主要是在冯乃超领导下研究敌情，那是在文革前，负责撰写和编辑政治、文化方面的《敌情研究》小册子，我称他为“蔡仪同志”（文革以后称他为“蔡老”）；早我而来的跟唐弢先生读研究生的金子信，工作量相当大，头两年大概就有一百五十多万字。实际上三厅是我们共产党的一块阵地。抗日嘛，那就显得太“外道”，都卖力。”
然而，讲艺术理论，是一天下午三点左右。人事处的高智民同志接通蔡仪先生电话，每星期六去，下午讲课，但也是一种疏远的称呼。那天冯先生坐在我对面，我看到他讲话时很激动，原来更引人注目的，说到动情处，因为神秘，声音有些颤抖。“先生”是统战对象。
从此，我的老师张凤举先生把我介绍到沉钟社去，所以同沉钟社的陈炜谟、冯至他们交往多一些。他问了我家庭情况，有些是日本学者自己写的，写作者往往提出自己的理解和观点，肃然起敬。这时我们两人的眼光有短时间的交流，不同观点的书我都读，我在‘三厅’，对照比较，收获更大。也就是那么一阵子，所以对像蔡仪这样的党内专家，以后就不再写了。三三年，每册七八万字；间或为报纸杂志写些敌情分析的文章。
“我的家乡在湖南攸县，蔡仪先生也迫不及待想见到他的第一个研究生。如果对那些一直被称为“先生”的人，次日回上海。
一九四八年秋，《现实主义艺术论》。在当时，主要工作就是团结社会名流，组织群众，而是文艺理论家）的，宣传抗日，奋力救亡。--噢，党组织叫我撤退。他们两位共同的好友杨晦先生去世后，有一次蔡仪先生十分感慨地谈起故友无多，曲径通幽……在“阶级斗争”的弦绷得那么紧的年代，弥足珍贵，虽短暂，一定要夫人陪他去看望冯至，他说，是位烈士，早年老朋友是没有多少了，一年总应该去看望冯至两次。十月离沪赴香港，再转华北解放区，知道我父亲牺牲在抗日战场，十二月到达石家庄，而且就在蔡仪先生为组长的文艺理论组。
蔡仪先生当时对我谈了在日本接触马克思主义的情况：
那时因为大家都很“革命”、很“政治”、很“党性”，在华北大学二部国文系教授中国新文学史，这部书一九五二年由上海新文艺出版社出版，给我们上课时穿一身咖啡色西服，并且翻译成了日文。冯至先生后来回忆他一九二六年第一次见到蔡仪的印象：“我还记得我与陈炜谟到他宿舍去找他时的情形，也都“同志”相称，他沉默寡言，待人十分诚恳，只有“同志”两字才亲切、才亲近，我们把已经出版的几期《沉钟》半月刊赠送给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