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坚决要求上山下乡，跟着毛主席干革命！”
17岁的中学生龚定路把咬破手指写在白纸上的决心书放在哈尔滨市51中军宣队队长的桌子上，那位军人吃惊地望着满脸稚气的他，郑重地说：“你的决心让我感动，可你想到边疆的兵团和农场，肯定不行！你父亲的问题太严重了，他是被判了刑的历史反革命！”
龚定路含着眼泪走出学校，眼泪止不住流了下来。他不理解爸爸怎么是反革命，妈妈说，爸爸当过国民党的军医，参加过赴缅甸抗日作战的远征军，在解放军围困长春时，起义参加人民军队，1952年转业到市立第一医院当主任治师，后来还被派到道里区医院当过业务院长。没想到爸爸的“历史问题”竟成了他革命道路上的一座大山，要爬过去，是这样的艰难！
1968年9月的那一天，他也赶到火车站为奔赴边疆的同学送行，列车启动了，他还向同学招手。两个同学伸出手，一把把他拉进车窗。那时小定路只有1.5米高，体重只有35公斤。同学们马上把他藏匿到座席下，龚定路暗自高兴，他终于混进了革命队伍。当火车到了安达站，定路忍不住要上厕所，随车的军代表发现了他，把他劝下了火车。而站台上巡逻的民兵把他当成了“登大轮”（在火车上偷窃的小偷）的，把他押进了车站的拘留所。在经过“狱头”的暴打后，他被安排到尿桶边睡觉，每天三个窝头的伙食让他知道了饥饿的滋味。不过，他和那些人学会了唱“新苫的房，雪白的墙，墙上挂着毛主席的像……”三天后，拘留所搞清了他的身份。重见光明的定路，用身上仅有的一块三毛钱买了13个馅饼，一口气吃下，然后登上南去的货车，又回到了哈尔滨。
一次苦难屈辱的旅行，熄灭了他心中革命的激情。本来他是可以到农村插队的，可他一点儿热情也没有了，妈妈也不想让他去，因为怕他靠挣工分养活不了自己。那一年的秋天，哈尔滨进入了动员的高潮，谁家有孩子没下乡，学校就组织锣鼓队天天在你家窗下或门口敲锣打鼓。定路的两个哥都在城里念中专，他自然是下乡的对象。于是，那可怕的锣鼓声在他家住的那栋小楼前从早响到晚，吵得四邻不安。1968年12月8日，也许为了把邻居从噪音中解救出来，龚定路跑到派出所，把自己的户口迁了出来，在登上那栋小楼时，他忍不住流下了眼泪。这是他最后一次眼泪，在以后的岁月中他再也没有流过泪。邻居的一位姥姥抱着流泪的小定路说：“孩子，别难过，到农村以后好好干，早晚能回来的！只要不怕吃苦，世上没有办不到的事！”定路擦掉眼泪，把这话深深地刻在自己的心上。
12月10日，在那个大雪纷飞的日子，龚定路和28个同学登上西去的列车。满车厢一片哭声，只有他一个人注视着窗外的风雪默默无语。这个在苦水中泡大的孩子，并不惧怕困难。因为父亲的入狱，他家的生活一落千丈，他不到十岁就和哥哥去拾煤核、拣菜叶，还在霁虹桥上拉过小套，拉一趟哥哥挣5分钱，他挣3分钱。他还和妈妈一起为人制纸花、绣花边、缝补旧衣服。因为用自己的手挣学费，他学习起来更用心，成绩总是名列在前。从小他就知道，他没有靠山，一切都要靠自己奋斗。但他不知道，在巨大的阴影笼罩下，他未来的道路还会很艰辛。
龚定路和自己的同学们落户在海伦县护林公社东胜大队一小队，这个小兴安岭脚下的穷屯子，并没有因为知青的到来变得富裕起来，反而是雪上加霜，两个人的饭现在三个人吃了。定路和社员们一样“早上三点半，夜里看不见，地里二顿饭”地苦干，每天能挣10个工分，一个工分只有5分钱，到年底连口粮也领不回来。为了能吃饱饭，每一个月要跑回家一趟，连吃带拿。当初他们到生产队的突出作用是在搞运动上，一有了最高指示发表，他们便敲锣打鼓，到各村宣传。再有就是帮助村干部抓赌。越是贫困的农民越是好赌，因赌倾家荡产的农民每一个村子都有。他们村有一个赢了钱的画匠被红了眼的赌徒杀死在柳条通里，龚定路和知青战友们经过侦察，发现村里隐蔽的赌场，然后半夜包围突击，没收赌资，打击赌头，百姓人人称快。也有知青被骗参赌的，连手表、自行车都输掉了。
龚定路他们的“加里森敢死队”潜入赌场，抓住赌头，抢回手表，要回了输掉的钱，痛打恶霸，干得痛快淋漓。当然，来自学校的知青和来自社会的知青也常打群仗，定路总是冲锋在前的。
为了解决知青和农民抢饭吃的问题，国家给每一个知青第一年补助110元钱。钱一到手，知青们便把供销社所有能吃的东西抢光，连积压多年的水果罐头也一瓶不剩了。不到一个月，无米下锅的他们就开始偷鸡摸狗，老百姓开始遭殃了。他们很有创造性，找了一块铁板，通上电，上面放一块肉，一通电那肉被烤出香味，狗来扑食，当场电死，他们便剥皮吃肉。农民无奈地说：“狗吃了也就吃了，快把狗皮给我们！”他们却把狗皮铺在自己的炕头上。后来队里鼓励知青们自己养猪，解决吃肉问题，可没等把猪养大就被他们杀掉，一人分几斤肉，再背着自己的口粮就回家过年了。
定路回忆，每次回家过年，背着上百斤的面、大豆和肉，一点也不怕累，也不买火车票，到了哈尔滨老站，再扛着东西走到一面街，钻过铁丝网，一直跑到家。每家邻居他都给送点儿肉和面，还有鸡蛋。当然，忘不了曾给他温暖的那位姥姥。
在生产队苦熬两年之后，龚定路他们这帮知青被抽调到小兴安岭的腹地搞“小三线”建设。上级指示，为了和“帝修反”抢时间，要在山里建起战备基地。伐木、修小铁路、挖煤矿，就是他们的任务。神圣的目标，让知青们干劲冲天，参天的大红松倒在他们的脚下，“顺山倒喽！”“迎山倒喽！”是他们豪迈的歌声。也有的战友们倒在了拇指粗的“回头棒”下，鲜血染红了那片雪地，如灿烂的雪莲。他们擦干眼泪，再把那巨大的树木抬下大山，最沉的有800多公斤，轻的也有400多公斤。八个人抬不动，就撤掉两个人；六个人抬不动，再撤掉两个人。这就是大山里的规矩：强者上，孬种下！在这优上劣下的竞争中，龚定路成了大山里“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四大金刚”，“哈腰挂呀，向前走啊！”在低沉的号子声中，没有他们抬不起的巨木。那时，定路已经长成了身高1.74米的健壮汉子了。
在生死考验的战斗中，龚定路靠自己的勇敢和能力当上了排长，他又领着战友钻进数百米的地下挖煤。这是和死神打交道的劳动，死难矿工家属撕裂人心的哭声，经常在大山里回响。作为医生的儿子，定路深知生命的宝贵。他请来最有经验的老矿工跟着他们一起下井，给他们最好的待遇，却不让他们干活，只请他们负责安全。一旦报警，马上撤离。这样，龚定路带领的队伍，任务完成得好，却从来没有发生事故。总结他们的经验，定路只有一句话，我最受不了家属的哭声。
尽管龚定路屡屡立功受奖，但上大学、当兵、招工、提干这些好事，还是轮不上他。他知道，这都是因为他的父亲还在监狱里服刑，而且那是15年的刑期。他只能默默地忍受着，在给父亲的信中他没有一丝的抱怨，安慰父亲保重身体，接受改造。他能忍受，但是其他知青不能忍受了。他们跑到了县里，强烈要求县里把他们安排到工厂上班。他们在县里的招待所住着，坚决不走，一住就是8个月，闹得鸡犬不宁，连警察都被他们打了。县里实在没有办法，把一百多人安置到了酒厂、亚麻厂和发电厂，都是苦力活。龚定路和20个战友被分配到了亚麻厂当上了沤麻工。这个被称为“第二掏茅房”的工作又苦又脏又累，整天穿着水衩，站在一米多深的臭水池，把亚麻的木质沤烂，再把每捆十多公斤的麻捆扔到池上，每天一人要扔出20吨臭麻。龚定路就在这样的臭麻池里站了两年，同来的20个人最后只剩下了两个人！
在人生深陷泥潭的日子，定路也有美好的回忆。全厂最漂亮的姑娘爱上了他。她是厂里的广播员，还在食堂卖饭票，每次定路换20斤的粮票，她却扔出30斤，她知道他的粮食不够吃，每月自己节约10斤，都给了他。她爱他的“出淤泥而不染”，总是那么温文尔雅，又爱读书，又有才华。龚定路知道自己的“残民”身份，他不断地谢绝这份珍贵的爱情，尽管他深深地爱着她。但是她穷追不舍，一直追到哈尔滨。这是后来的事。
实在不忍心让弟弟再受苦了，已经在哈尔滨道外电力局工作的哥哥通过对调的办法让定路转回了家乡，在供电所当了工人。已经回到城里的定路还惦念着狱中的父亲，终于盼来了他坐满了刑期被释放了，又要被安置在劳改农场就业。定路跑到泰来监狱要接父亲回家，他特意在自己的胸前戴上了团徽，他是这个家庭中唯一有政治标志的人。监狱的管理人员不愿意让父亲回家，说在农场还可以当医生，回到家可能连户口都没有，口粮也没有！定路说，我们兄弟可以养活父亲。我们已经骨肉分离15年了，最大的心愿是全家团聚，母亲还在家等着，她的眼睛都快哭瞎了！整个一星期定路泡着不走，后来被感动的管教人员让他们父子一起登上了回家的火车。那一刻，定路感到了从未有过的轻松和快乐。但是他高兴得太早了，因为他的身上还印着深深的黑色的印迹。这是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时代的悲剧，多少有才华的青年，因为不可选择的家庭出身问题被埋没了。
因为从小的耳濡目染，定路一心想当个医生。后来他调到了太阳岛上的工人疗养院，当上了理疗科的男护士。这点儿活对他很轻松。他开始自学英语，为了每晚赶到道外的工人夜大上课，他早晨上班把自行车放在江南，下班后，他把衣服和课本放在塑料袋里，背在身上，游过江，再换上衣服、骑着车子去上课。为了能接近江北的自行车存放处，他一路劈波斩浪，顶水而上，这正是他一生最真实的写照。
和祖国共命运的龚定路终于等来了1977年恢复高考，可是他又被拒绝了。因为父亲虽然刑满释放了，但“帽子”还戴着。1978年，因为政策有所松动，他参加了考试，可是分数没有达标。1979年，父亲被彻底平反了，又恢复了医生的职务，定路充满信心地再考。这次考了个365分，进了重点段，可因为超龄，他还是落榜了。那一年，他已经29岁了。考本科不行，我考研究生，不服输的定路再进考场。先考黑龙江省社科院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又考吉林大学的欧洲哲学史。结果可想而之，尽管他英语很好，一个初中生想考研究生，那只是个梦想。“逢试必考”的定路，后来考取了省外贸公司，同时他还考上了省安全厅。因为英语好，他还是去了最热门的省外贸土畜产公司上班。
有了这样好的工作岗位，饱经坎坷的龚定路会怎样勤奋地工作，是可想而知的。后来他还当上了亚麻科的科长，促成了黑龙江亚麻纱的大量出口。这期间他还到北京经贸大学参加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办的萨米尔森经济学的研修班，结业后他有机会去深圳和宁波工作，但又回到了家乡。后来他被省公司派到法兰克福当贸易代表，在尽职尽责工作的同时，他还发奋学习，考取了美国田纳西州的理工大学。经过一年的苦读，他有了重生的感觉，他感觉自己的人生就要腾飞了。可在哈尔滨三中读高三的女儿连续两个月在电话中的哭述，把他从大洋的彼岸又拉了回来。女儿说，爸爸是不是不要我和妈妈了，你是不是不回来了？定路想，自己已经被耽误了，不能再让女儿失去升学的机会了。为了女儿，他什么都可以放弃！
他回来了，女儿如愿地考上了大学，现在硕士毕业的她在南京医大当医生，也算了却了父亲的一个心愿。没有文凭的“海归”龚定路再次就业，在东力房地产公司（哈电置业）当总经理助理。他勤奋如往，在乐民、乐强、乐松的那一片片都市森林中有他的身影，也洒下了他的汗水。
说起这一生经历，龚定路说，我不是成功者。就像我当年从江北向江南游，因为背负过重，再加上风浪太大，我没能游到想到的地方，这很遗憾。但我使劲儿去游了，也看到了许多风景，我也满足了。过去的已经无法挽回，但我终于看到了一个人人平等的清明社会的到来，像我这样的人生悲剧，不会再重演了。
也许该对读者关心的爱情生活有个交待。定路说，那个广播员曾到哈尔滨找过他，相会在北方大厦前的那片树林（可惜那片树林早就没有了）。她让定路给她唱歌，可前途无着的他没有那个心思。后来她嫁到了大庆，又去了北京。她曾给他来过信，说自己已经信佛，佛在我心，过去的尘俗都忘了。定路却忘不了在那个难忘的年代她曾给过自己“小芳式”的爱情。
这之后，定路爱上了一个在哈尔滨工作的上海女知青，可另一个正在追求他的女公交乘务员给那个上海姑娘写了信，说“你不知道他的父亲是……”。后来，上海姑娘对定路说，你很好，但是我们只能当朋友了。
再后来，心灰意冷的他认识了一个药厂的药检员，他们相濡以沫地生活了三十年。现在他唯一的心愿就是帮她治好病，好好过日子。
这就是一个老知青最后的爱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