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她每回都不过是说说而已，真的站到百货公司钟表柜台前，隔着玻璃板端详那些亮晶晶的铃声动听的闹钟时，她就改了主意，认为还可以再缓一缓花这笔钱。她指着标价签上的数字对我说：“看到没有？太贵了，要花去我五分之一的工资。”
我不太懂得“五分之一”是一个什么样的数字，可我知道我妈妈每月的工资是六十四块二毛，是鸭子一样的沙哑的“嘎嘎”声，闹钟的标价是十二块四毛。我还知道我妈妈的工资比院里所有小朋友妈妈的工资都高，因为她们常常会用嫉妒的口吻对我说：“你妈妈有钱。”我回家问过我妈妈，她到底有没有钱？妈妈说：“千万不要相信别人。”
我爸爸很高兴家里有一只老掉牙的闹钟，因为它的存在满足了爸爸永无止境的探索欲望。每隔十天半个月，他就会借口给闹钟的发条上油，把它毫不手软地大卸八块，螺丝啦齿轮啦分针秒针啦摊满一桌子，而后他满怀欣喜地逐个拿起那些零件，端详，把玩，吹去表面看不见的灰尘，擦掉一点点有可能存在的锈迹，必要时用一把很小的锉刀改造和修正某个部位，最后再将他玩腻了的东西装配还原，搁回到五斗柜上。
“很好，还能再用十年！”他搓着手，把沾了机油的手指送到鼻子下面闻一闻，用劲地吸上一口气，很有成就感地说。
每天，闹钟一响，我就必须起床。我不喜欢等着我妈妈一边把左手伸到腋下扣她的衣服扣子，一边过来掀我的棉被。在她没有漱洗之前，她身上有一股热烘烘的隔宿被窝的气味，闻起来怪怪的。我在心里喊：“一二三，起！”然后我一个鲤鱼打挺，猛地坐起身，甩一甩有点迷糊的脑袋，手忙脚乱地穿衣服。先穿一件杂色斑驳的毛线衣，早晨六点半钟，再穿棉袄。毛衣是套头的，可是棉袄和外面的罩衣都有扣子，一共十个，大约要花去我一分钟的时间。如果不小心扣错了，上下错开一个钮扣洞，就要解开重来，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两分钟，也许还不止。我总是穿着袜子睡觉，这样可以省去三十秒的穿袜子的时间。我妈妈给我做的棉裤非常宽大，腿伸进去轻轻一滑就穿上了身，缺点是肥大的裤管漏风，到晚上睡觉时，我的双腿和双脚总是冰冷，有时候大半夜都不能暖和过来。
棉鞋热乎乎的，因为我外婆帮我把鞋子绑在煤球炉的外壁上烤了一夜。煤球炉夜里要封火，余温恰好能把鞋底烤热。有时候我弟弟尿了裤子，夜里就要把湿裤子绑在煤炉上烤，我的棉鞋只好让开位置。这样，早晨我伸脚进鞋子时，鞋底冰凉，像踩在铁板上。
我下了床，站在床边，最后系上裤子的背带。外婆已经把炉火捅开，热一锅昨天晚上煮好的米粥。妈妈俯身在我弟弟床边，手脚利索地帮他穿衣服。我弟弟圈圈还小，才四岁，还不能独立照顾自己。换掉这只老掉牙的老爷货。他是个傻乎乎的家伙，妈妈凉凉的手一碰到他的胳肢窝，说要重买一只新的闹钟，他就以为妈妈跟他逗着玩，会前仰后合笑得站不住脚，结果乐极生悲，被妈妈不耐烦地在他屁股上拍一巴掌，转眼间哇哇大哭。每天早晨，我们家里几乎都要上演这么一幕先喜后悲的闹剧，弄得外婆再也不能在厨房里装聋作哑，匆匆忙忙地从炉子上端下粥锅，坐一壶水烧着，赶回屋里接替我妈妈，把圈圈身上的事情做完。
我自己从水缸里舀半杯冷水，兑上一点热水瓶里的开水，往牙刷上挤一截花生米那么大的牙膏，到院子里刷牙。左边三下，右边三下，不多也不少。我喜欢一小口一小口地往地上吐牙膏沫，吐出我想要的图案来：圆的太阳，弯的月亮，也或者是方方正正的房子。吐泡沫不仅有趣，重要的是能够延长时间，让妈妈认为我的刷牙过程足够长久。尽管如此，妈妈还说我刷牙纯粹是做给她看的，因为我的两颗大门牙越刷越黄，嘴巴一张，像两扇旧漆斑驳的门板，很煞风景。可我觉得长牙齿就是为了能够咀嚼食物，白与不白无关紧要。
我早晨从来不上厕所。我们院里的厕所只有四个蹲坑，几十口人要在门外排队，摆在我爸妈房间五斗柜上的闹钟准时响起。不是“嘀铃铃”的像鸟叫那样的清脆声音，里面出来一个，外面再进去一个，弄不好排十几分钟都轮不上。我爸爸起床之后的头一桩事就是提着裤子往厕所跑，争分夺秒地占一个位子。厕所的窗户很小，为了隐秘起见又造得很高，里面终日黑古隆冬，四个男人齐唰唰地蹲着，像一排沉默的乌鸦。我很不喜欢那种压抑而又微妙的气氛，所以我总是憋着一泡热尿，在上学的路上痛痛快快撒到路边的油菜地里。我妈妈很反对我这么做，她说憋尿会引出尿毒症，还会让膀胱和尿道发炎。我不相信。我知道尿是好东西，每次我被家里的桌子腿或者门槛绊伤脚趾头时，外婆就会说：“快撒泡尿浇上去，消消毒。”既然尿水能够消毒，它自身怎么可能带着毒，让我的相关器官发炎呢？
我们家里的早饭千篇一律：米粥加萝卜干。偶尔萝卜干换成酱窝苣，或者五香大头菜，一锅粥就不够了，因为大家都要加添半碗粥，就那一碟子难得见到的小菜。外婆说，有米粥喝就不错了，三年困难时期，我出生前后的那段日子，只能喝到照见人影子的麦糁粥，两碗粥灌下肚，转头一泡尿，肚子就唱空城计，真正叫“吃了上顿想下顿”。外婆老了，带不动藏在钟摆里的同样年老的齿轮。
我妈妈好几次发狠，话多，喜欢做这样的“忆苦思甜”。不过妈妈不让她多说这些，妈妈说，都是新社会，比什么比？要比也得跟旧社会比。旧社会卖儿卖女，那才叫“民不聊生”。
匆匆地吃完早饭，匆匆地背书包上学。从我们家出门，沿河边走一段碎石子路，穿过一个菜市场，从烈士陵园的围墙外插过去，再走一段空旷的黄泥巴路，才能到我们学校。即便我埋着头一路小跑，也需要花费十五到二十分钟的时间。为了不让我迟到，家里人总是轮流催我：“快点洗脸！”“你是吃饭啊还是数米粒啊？”“背个书包还要磨蹭？”“走快点，跑起来！”我把书包斜背在肩上，神色紧张地奔跑上学。如果我迟到，老师会让我罚站。她生怕老家伙有一天实在支撑不住，躺倒不干，拒绝工作，耽误了全家人上课、上班、上学。碰到教算术的唐老师上早读课，她干脆不准我进教室，我得狼狈地在走廊上站到下课铃响。
一年级结束，我考了两个九十五分。我妈妈不满意，说这个成绩太差，她和爸爸上小学的时候，成绩都在九十八分以上。她还说，一年级就考九十五分，上了初中最多能考八十分，到高中大概只剩七十分，那样的话，我就不可能考上大学。
我觉得她应该这么想：我还是个孩子，仿佛发条的年纪太老了，我会一天天地进步，小学考九十五，初中考九十八，到高中全部满分。难道没有这样的可能性吗？大人的缺点就是遇事过于悲观。
还好，一年级的暑假还没有过完，红卫兵们就造了老师的反：大学不再招生，中小学校统统停课闹革命。我已经有大半年的时间没有上学。妈妈闭口不再提我的可耻的九十五分。我的课本和作业本被我弟弟圈圈一张一张地撕了下来，折成了纸飞机，扔得床顶上柜子底下到处都是。我的铅笔成了他的多功能的工具，他用它挖泥巴，撬墙缝，刺杀毛毛虫的肚皮和死蛤蟆的嘴巴。他每干一样坏事，就得意地跑过来告诉我，还把沾着令人恶心的污秽物的铅笔举起来给我看。有时候，他像狗一样地闻那笔尖上的气味，吐唾沫，一个人无缘无故地咯咯笑。他一点都不怕我向妈妈告状，就好像完全明白妈妈这半年来自顾不暇，没有心思为了这些小事训斥他，打他的屁股。
尽管如此，爸妈房里的闹钟每天早晨还是照常闹响。六点半起床已经是我们家的习惯，习惯轻易不可以改变。
我妈妈是中学老师，教语文，兼做班主任。她的班上有一个学生，十五岁，家在农村，住学校宿舍。这个学生有尿床的毛病，每次尿了床，他怕同学笑话，胸闷气喘，就不迭被子，早晨把被子铺在湿处，夜里再钻进去睡觉。有一回我妈去宿舍检查卫生，看见一张床上被子没迭，以为是学生早晨走得匆忙，就好心上前帮忙整理，这才发现了学生的秘密。我妈当时很是心疼，怕学生捂湿被子捂出毛病，赶快抱着臊烘烘的被褥出门晾晒。此后，每个星期天我妈都去学校，替那个学生拆洗被单，晾晒干净之后，再缝好，铺好，比人家的亲生母亲还要尽责尽力。有一段时间，妈甚至动了念头，要把学生领回家里睡觉，好在半夜里用闹钟喊醒他上厕所，彻底改掉他尿床的毛病。因为外婆坚持反对，我妈的计划才没有付诸实施。
文革开始后，尿床的学生当了造反派。他是学校里最早写我妈大字报的人，也是最早拿绳子捆了我妈的手，勒令她跪在黑板前接受批判的人。那一个班的五十个学生，他的态度最激烈，用词也最恶毒，一心一意要把我妈置之死地，踏上一只脚，让她永世都不翻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