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5.12
再次讨论进点如何办。“支左”从来没有人干过，加之七机部是搞科研尖端的，915、916又是全国闻名的两大派，最不好搞。根据中央关于军事管制的文件、周总理的指示以及听到的“支左”经验教训的介绍，经军管人员反复讨论，基本上统一了几条……
1967.5.19
见面会由军管会主持召开，干部和915、916两派群众共一万多人参加。在一个广场中间用石灰划出一米宽的界沟，东边915，西边916，两派人员互不过线，军管人员在界沟内监督。会由我主持，我讲话，首先宣读上面命令，我是三院军管会主任。接着讲话时，有一派的几个人上台，将我话筒夺走，接着又一群人将两旁高音喇叭拉走，中间挂的毛主席大像，也被拆走了，他们那派的队伍也带出了会场，他们派的头头也找不着了。但另一派不退场，整整齐齐坐着在唱歌。此时，我们一面派人向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打电话请示，无人接。一面军管会开会研究，会开还是不开，经大家研究认为：会必须继续开。
1967.11.9
从部直跑到一院。一院军管会贺主任汇报大联合情况，915还有二十多人打得不敢回来，916的一些爱打的青年在奶牛场集训，还收点效。但六厂一处天天都有打人的人，也有被人打伤的。经常有小武斗。看来三院比一院离京城远一点，好得多。七机部知识分子多，真打也不见得能打出个结果。
1968.1.24
国防工办军管小组负责人陈××批评我们七机部，说七机部抓516，核心人物你一个未动，不理解。好像我与516有什么关系。他讲话我光听，不吭声。我有我的老经验，毛主席说过错杀人，二十年后还要昭雪。我未弄清谁是516，我是不会乱抓人的。近日又谣传什么七机部不抓516，七机部是516的窝子，516的核心在七机部。什么农村包围城市，什么中国人民党，什么东北人民党，什么××组织十二个常委有六个在七机部，两个人民党都有三个头头在七机部等等。乱七八糟。上面除周总理外没有人说一句好话。难办，难办。近日武斗又多起来，谣传不管它，自己军管人员不能不提高警惕。
1968.6.8
中午南苑915、916两派发生大武斗，有上万人。703所所长姚桐斌被915殴打致死。前去制止，又无法接近，也无法弄清情况。天气热，打得也火热，想忙于制止，又制止不了。
1968.6.12
召集915、916两派头头开会，张翼翔主任参加。研究制止南苑发生的6.8武斗和姚的尸体解剖问题。经耐心做工作，两派共同商定了六条：(1)疏散人员；(2)双方人员撤出武斗现场；(3)食堂开饭；(4)211医院拿出整改措施；(5)发工资；(6)双方交出武斗工具，集中起来由军管会处理。
军管会还规定了五条：(1)群众各回原单位。由军管组织学习：(2)721、731医院都要按十条执行；(3)伤员生命垂危，允许家属探望。双方扣的人交军管会，保证安全；(4)带头抄家、冲医院的人，要揪出来；(5)组成执行协议、制止武斗监督小组，各派三人，两派总部各一人。为制止武斗，总算达成了一个协议……
最后，公安局的法医解剖验尸完后作出初步结论：姚桐斌同志是钝器伤头致死。
——（《天涯》2000年第5期）
姚桐斌就是在制止两派武斗时被打死的。
搞尖端武器的科技人员打起来，似乎并不比使锄头、扁担的农民心慈手软。据说，有人朝他阴部猛踢一脚，又有两个家伙举起铁棍向他头部猛烈击去……
此时，中国到哪里去找一张可以安静读些书的桌子，一盏能够俯首橘黄色的光晕下专心科研的明灯？
此时，国人中还有多少人不在发烧谵妄，心里存有一片清风明月，还能独善其身？
由“文革”，我们可以发现，在许多老知识分子那里，他们对于国家和事业的全副身心的挚爱，具有亡命决绝的性质。这即是说，当他们确信国家已成了一辆疯狂的战车在向悬崖奔去，事业已被一头红眼的斗牛撞成满地碎片的瓷器店，他们学不会苟且，他们绝不会偷生，他们只能告别这个世界了！
……姚桐斌之死，对赵九章与其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莫如说是一个绝望的信号，一个微妙的暗示。
姚桐斌死后的几天时间里，他一直把自己关在家里，不吃不喝，不言不语，甚至整夜不睡。如果说在姚桐斌死之前，他对眼前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多少还抱有一种幻想，心中还默默燃烧着一盏希望的灯火，那么姚桐斌死后，他的这种幻想消失了，心中那盏本来就不明亮的灯火，也开始变得暗淡微弱了。
……每晚夜幕降临，他便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从未有过的恐惧感，直至深夜，他也无法入睡。一合上眼，街头巷尾、门前楼后，铺天盖地的大字报便像雪花般飞来，每一张大字报上，他都仿佛看见写着两个血淋淋的大字：吃人！
1968年10月10日晚，赵九章独自一入伏在走廊里的一张桌子上，写着他一生中的最后一份检查。
时针已指向两点。赵九章工工整整写完最后一份检查的最后一个字，起身走进属于自己的卧室，刷了牙，洗了脸，烫了脚，做完平常每晚睡觉前该做的一切，然后再翻身上床。接着，他轻轻拉开抽屉，拿出一个纸包，把平时一粒一粒攒下的几十粒安眠药全部倒进嘴里，这才静静地躺在了床上……
——（李鸣生《赵九章之死》2004年8月16日《文汇报》）
“将军一去，大树飘零。壮士不还，寒风萧瑟。”这是赵九章生前常爱吟诵的诗句。
仿佛这诗句成了谶语，他的命运真是“壮士不还”——遗体，不知在哪里火化；在深秋萧瑟的寒风中，他的骨灰也不知飘向了何方。
1978年，赵九章得以昭雪平反，恢复名誉。
八宝山革命公墓里，多出了一只罕见的没有尸骨的骨灰盒。
赵九章自杀后，国防科委副主任罗舜初将军打电话向周恩来作了报告。放下电话，周恩来清癯且多有老人斑的脸上，缓缓地蒙上一层泪影，恍如一个沉暗的陶器上了一道釉光……据有关工作人员回忆，周总理当时表情非常悲痛。他显然有亡羊补牢的意思，派出专人去中国科学院进行追查与调查。
在赵九章自杀的1968年，仅中国科学院自杀的一级研究员，已经达到二十人。
“文革”不但发轫于像北京、上海这样国内最现代化的城市，而且，它的一幕幕云诡波谲的高潮，也在这些城市上演。越是经济、文化发达的地区，越是知识分子和准知识分子密集的单位，对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响应，越是强烈；对其“路线斗争”的说辞，也越是顶真。
这不禁令人回想起欧洲早期的革命运动，激进派以清教徒形式出现的狂热而又系统的政治运动，特别盛行于“无主的自由人”中，这些“无主的自由人”，并不是下层群众，而多半是绅士和商人……
1967年至1968年里，在中国科学院和七机部及下属单位，革命的大潮如火如荼，它有一种“吾曹不出，如苍生何”的气势，不说是一切，但肯定是将绝大多数人们裹挟了进来。
复杂的社会动因，复杂的心理动因。此外，上有高层策略的迤逦变幻，下有藏在扇扇重门后摇动的鹅毛扇子……这决不像大幕落下后将一切罪责推在“造反派”身上那么简单。
第一颗人造卫星工程的整个研制工作，大部分是在“文革”最动乱的年月里进行的。唯一庆幸的是，物是人非，沉舟侧畔，卫星的试制工作仍在继续进行。
1967年7月，正在忙于导弹设计、时任国防部五院导弹总体设计部副主任的孙家栋接到通知，为确保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研制工作不陷于停顿，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任院长，钱学森推荐孙家栋担任总体设计。
孙家栋的第一项任务就是去七机部挑选干才。“915”、“916”两大派内斗之烈，结怨之深，让带兵打仗的杨国宇将军都头皮发炸。孙家栋却没有使这回挑选变成一部鸡飞狗跳的历险记。在全面了解和分析卫星研制情况的基础上，他在七机部上上下下跑了两个多月，详细考察了各部门有特长的技术骨干。他并不想一碗水端平，而是一切以搞卫星需要为标准，从中挑选出18人。他们个个是攻坚执锐的精兵，人人是埋头干活的好手，日后被赞誉为“航天十八勇士”。
有意思的是，在路线斗争上打得天地玄黄的两大派，对于孙家栋挑中的人选均无异议。
事后，钱学森对孙家栋有过一句评语：“看来，把孙家栋找来还是对的，他的确敢干事，会干事。”
1967年12月，孙家栋主持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工作会议，审定了总体方案和各系统方案，以及技术方案的重新论证工作。
鉴于法国已发射了人造卫星，成为世界上第三个能发射卫星的国家，邻国的日本也在紧锣密鼓加快准备；而以当时我国的国情、技术基础、工业水平与技术指标，按1965年的卫星设计方案，发射还需要很长时间；这种局面，促使我国第一颗卫星首先得是一颗政治卫星，即简化过去的方案，去掉卫星上的很多探测仪器，不追求高难技术，只要做到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就是成功。
用许多年后孙家栋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这种简化，是把一辆汽车变成了平板车。
当年这种话，孙家栋是绝对不敢说的。怎么能将充分展示“文革”伟大成果、象征着毛泽东思想经天纬地、光芒万丈的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说成是粗街陋巷上贩夫走卒谁都可以拉的“平板车”呢？
上得去，便是发射成功。抓得住，即是准确入轨。难就难在看得见、听得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