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及王昭君，谁人不知道她有沉鱼落雁之貌、羞花闭月之姿，乃中国古代四大美女之一？哪个不熟悉她远走他乡、出塞和亲的动人故事？何人不记得她以匈奴阏氏身份安定边疆、造福百姓，功比西汉名将卫青、霍去病的丰功伟绩？
是的，王昭君的惊艳美丽与赫赫功绩，穿越千古，至今仍熠熠生辉。
然而，在男权主义主宰一切、盛行一时的封建社会，作为一介女子的王昭君，官修史书对其记载可谓“惜墨如金”，少之又少；那些杂书、传记则充满了附会想象，或根据某种需要篡改误记；而数不胜数的文艺作品如诗歌、辞赋、民歌、小调、鼓词、小说、戏剧、绘画、雕塑等，更是随意敷衍、虚构发挥。无数史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按照自己心中的个性标准，融入不同时代的社会风貌与审美特色，经过千百年的积淀与结晶，共同塑造了今天人们熟知的王昭君。
王昭君的故事与形象，可谓历史与艺术、事实与想象、真实与虚构杂糅并存。
为此，我们有必要廓清笼罩其上的闪烁迷雾，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昭君和亲，最早见于《汉书·元帝纪》：“竟宁元年春正月，匈奴呼韩邪单于来朝。诏曰：‘匈奴郅支单于背叛礼义，既伏其辜，呼韩邪单于不忘恩德，乡慕礼义，复修朝贺之礼。愿保塞传之无穷，边陲长无兵革之事。其改元为竟宁，赐单于待诏掖庭王樯为阏氏。’”这段文字出自东汉著名史学家班彪之手。
追本溯源，这便是有关王昭君文字记载的最早源头。
这一简略叙述有如投入水中的一粒石子，波纹由此生发，荡漾扩散，以至无边。
班彪所记虽寥寥数语，但严格秉持了一个史学家所应具有的品性与史德——真实严谨。
以班彪所记为据，联系西汉时期的实际情形，只要稍加展开，我们便可窥见昭君和亲的社会背景及历史真相。
中原汉族与北方匈奴的民族交往，既非今日国与国之间的外交关系，也非一国之下的分封制或联邦制，而是封建制农耕文明与奴隶制草原文明的冲突与融合。
汉七年（公元前200年），即刘邦打败项羽、登基称帝第二年冬天，他挟一统中原之余威，亲率大军三十二万北征匈奴。刘邦势在必得，而匈奴冒顿单于也不是一个好惹的角色。为夺取王位，他可以毫不留情地射杀自己的亲生父亲头曼单于，“尽诛其后母与弟及大臣不听从者”。冒顿威镇大漠，睥睨一世，不时南侵，挑战汉朝；刘邦雄霸中原，锐气方刚，意在一举廓清匈奴北庭。两军相遇，冒顿凶悍且狡诈，藏其精兵，以羸弱之兵对阵。适逢天寒雨雪，士卒十分之二三冻掉手指，冒顿佯装败走，引诱汉兵。刘邦不知是计，以为匈奴溃退，急率骑兵追击。追至平城白登山，汉军驻扎调整，冒顿突率匈奴所有精锐力量——四十万骑兵回师反戈，将刘邦团团围住。刘邦率骑兵突进，步兵随后，步、骑分为两处，且汉军步兵为多，一时难以救援。刘邦被困七天七夜，虽多次组织兵力突围，但未获成功。眼看就要被匈奴冒顿“包饺子”“一锅端”，穷途末路之际，刘邦在谋士的建议下，只好暗中派人贿赂冒顿王后阏氏。阏氏收了厚礼，不由得对冒顿一番言说道：平城乃汉人地盘，以匈奴逐水草而居、四处剽掠抢劫的游牧生活方式，哪怕攻下来，也不可能长期居住。汉军受困已久，也算尝到了匈奴的厉害。因此呀，与其损兵折将地继续进攻，不如掉转方向，回军漠北算了。冒顿对阏氏宠爱有加，“枕头风”吹得他耳朵软软的，也就言听计从，网开一面。如此这般，刘邦才解了平登之围，除了灭顶之灾。
刘邦靠“吃软饭”得以回到长安，痛定思痛，觉得匈奴势力强盛，一时难以征服，不得不调整战略，作出一定妥协，以“和”为贵。怎样与匈奴讲和？平登之战使他深刻地认识到阏氏在匈奴王廷中占据的重要地位与作用，便将宗室公主嫁给冒顿单于以为阏氏，并赠送丝绸、稻米、美酒等大量礼物。对此，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写道：“于是汉患之，高帝乃使刘敬奉宗室女公主为单于阏氏，岁奉匈奴絮缯酒食物各有数，约为兄弟以和亲，冒顿乃少止。”
刘邦发明的“和亲”之策，依其本意，一是改善关系，使其不再南侵；二想改变匈奴血统，阏氏所生儿子乃下一代单于，作为刘氏外甥，新单于必对中原王朝无比亲近，长此以往，匈奴上层就在不知不觉中被“偷梁换柱”地给暗中加以“改造”了。
而收下美女、宝物，并约以兄弟相称的冒顿单于，南下劫掠的行为稍有止息，不久，就又兴兵“侵盗代地”，并在刘邦死后提出迎娶吕后的侮辱性要求。继任者复修和亲，致书时毕恭毕敬，起首的问候辞便是“皇帝敬问匈奴大单于无恙”。
以和亲代争战，不过是中原王朝武力处于劣势下的一种权宜、缓兵之计。矛盾的最终解决，靠的是实力。此后，汉人与匈奴，随着双方力量强弱的不断变化，相互间的争斗与交往也相应地呈现出此消彼长、时战时和、反反复复的局面。直到汉武帝多次大规模出击匈奴，使得匈奴元气大伤，对中原的威胁基本解除，汉匈关系这才发生逆转，匈奴由被动和亲转为主动请求和亲……
昭君和亲发生于汉元帝时期（公元前48年—前33年），前因可推至汉元帝父亲汉宣帝执掌朝政之时。其时，匈奴内讧，诸王自立，分为五部。五个单于互相攻击，死者数以万计，牲畜财产损耗达十分之八九，百姓饥寒交迫，整个匈奴大有分崩离析之势。汉宣帝并未乘人之危“举兵灭之”，而是采纳御史萧望之建议，帮助称臣入汉求援的呼韩邪单于。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以隆重的典礼，与呼韩邪举行甘泉宫盟会。正因为有了这一影响深远的政治结盟，才有呼韩邪单于在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春月三下长安，重申“汉与匈奴合为一家，世世无得相诈相欺”之旨，主动提出和亲之事。
汉元帝长年抱病在身，且愈益严重，大有沉疴不治之势。呼韩邪前两次南下长安，都没提出和亲之事，此次来朝，突然开口求亲，元帝既不可能将自己的两个女儿平阳公主与平都公主远嫁匈奴，也没有太多精力选择宗亲王室女子，便诏命掖庭，挑送一名宫女出塞，为匈奴阏氏。
最后挑中的这名宫女，就是王昭君。关于昭君身份，见班彪之子班固续写的《汉书》补记：“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嫱字昭君赐单于。”所谓“良家子”，即非“医、巫、商贾、百工”等当时所谓的低贱之人。据有关资料考证，王昭君为南郡人氏，故里即今湖北兴山县宝坪村（西汉时兴山县属南郡秭归，宝坪村现已改名昭君村）。昭君父母虽已不可考，但可确证的是，她上有兄嫂，下有两名侄子，次侄后封骑都尉、展德侯。建昭元年，汉元帝下诏征集天下美女以充后宫，昭君入选。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那就是汉乐府征选歌手，王昭君以出众的姿色与歌艺崭露头角，而后辗转入宫。汉宫等级森严，宫女分为太皇太后、皇太后、皇后、昭仪、婕妤等十四个级别。昭君本为一介山姑，没有任何“背景”与“靠山”，既无职位，也无名号的她，唯有寄兴“女红”，操持宫务，打发寂寥时光。至于她如何被掖廷令相中入选，无论事情多么偶然，总之是奉诏而行，《汉书》对此言之凿凿。
而流传至今的昭君故事，都说她是自愿请行；《西京杂记》则虚构出画工毛延寿索贿不成，便有意丑化王昭君，以致元帝目睹昭君那惊艳的美貌之后，懊悔莫及；元杂剧《孤雁汉宫秋》更往前“跨进”一步，状写元帝与昭君的恋爱之情，他们分手时的生离死别，昭君在番汉交界处舍身殉节……其实，这些都是后人的添枝加叶与附会想象。
追寻引伸虚构、以讹传讹之源，实出自后人对范晔《后汉书·南匈奴列传》中一段文字的诠释。为澄清事实，我们不妨引述如下：
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影裴回，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及呼韩邪死，其前阏氏子代立，欲妻之，昭君上书求归，成帝敕令从胡俗，遂复为后单于阏氏焉。
最早为《后汉书》作注的是刘昭，所注大多散失；续注者为唐朝章怀太子李贤；此后，又有多人补撰。因注释出自众人之手，体例、文字前后不一，舛误之处甚多，有时连最起码的与《汉书》之间的相互比对、校订、统一都没有。
在此，我们只要稍加分析，便可指陈其中的几处谬误：一、元帝的个人兴趣，在于建造祖庙，喜好音律、斗兽，并不贪恋女色，加之长期抱病在身，他根本无暇后宫，况且王昭君属十四等级以下的普通宫女，也不具备邀色争宠的地位与条件。因此，“不得见御，积悲怨”，不过是作注的唐朝太子李贤怀才不遇，借题发挥而已；二、选宫女出塞，掖庭令是否会在后宫以民主的形式广为颁布，鼓励大家积极响应、毛遂自荐？这在壁垒森严的后宫是一件无法想象的事情，谁去谁不去，并非宫女本人说了算，无论选中谁，除了《汉书》所记奉诏而行外，根本不存在第二种选择。因此，“乃请掖庭令求行”，可能性不大；三、《汉书》明确写道：“元帝以后宫良家子王昭君赐单于。”而这段注释却出现了“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帝召五女以示之”，逻辑混乱，无法自圆其说；四、元帝身染重病，呼韩邪单于春月来朝，元帝五月而亡。呼韩邪的临辞大会，元帝能否抱病参加大可存疑，而对病入膏肓且不近女色的元帝来说，见到昭君惊人的美貌，马上生出“意欲留之”的念头，想当然的成分过于浓厚；五、王昭君与呼韩邪生单于有一子，呼韩邪死，从胡俗嫁其长子复株累单于，生有二女。此处记载“生二子”，明显失真。
更要命的是，这段注释后来不知怎么变成了《后汉书》的正文，于普通读者而言，这种谬误实难斟别。于是乎，后世文艺家往往以此为据，推导引申，想象发挥。
至于王昭君的姓名，后世不少文艺作品乃至史书都说她名嫱，字昭君。其实，这是对“嫱”的一种误解。嫱，实为宫廷女官名，即所谓“妇官”。汉宫女官十四等级中没有“嫱”这一级别，它与“姬”相同，是一种对宫娥婢女的泛称。汉代习惯，宫女一般称其官名，不呼本名。据统计，《汉书》共有九处提到王昭君，其中两处称“王嫱”，七处称“王昭君”。凡称“王昭君”处，都在她出塞和亲之后，因为此时的昭君，已不属汉朝宫女，若再称“嫱”，显然不妥。这也从另一侧面证实班氏父子治史之严谨，更使我们觉得《汉书》事出有据，一丝不苟，真实可靠。
藏于深宫打发寂寥时光，以为就此终老一生的王昭君，突如其来地接到诏令，内心的惊悸与震憾可想而知。虽然未蒙皇上宠幸，严格说来，她已是嫁过一次的人了。被赐呼韩邪单于，算是第二次出嫁。虽贵为匈奴阏氏，但要出塞千里，远走大漠，与一个从未见面没有半点了解的陌生男人，一个被汉人视为没有开化的虎狼之族共同生活，昭君心中肯定充满了疑虑、迷惘乃至惶恐。然而，作为一名深明大义的女子，哪怕心有不愿，也只有怀有朦胧的憧憬与美好的希望，虔诚祈祷，遵旨而行。
昭君生长的秭归府，原属古巴人生活区，也是橘茶鱼米之乡的古楚国腹地，女子出嫁，流行哭嫁习俗。与之毗邻的鄂西土家族一带，哭嫁习俗至今犹存，长歌声声，既悲且喜，婉转动人。当初被选入宫离开故乡，昭君不可能像普通女子那样长歌哭嫁，而今又要远走他乡，肩负特殊使命的她，更不可能举行这一独特的婚嫁仪式。然而，聪慧美丽、能歌善舞的她，内心深处，必定长歌当哭；独自向隅，唯有忍声啜泣。
辞别长安之时，昭君虽然内心充满悲苦愁绪，但外表不得不强作欢颜，在呼韩邪的陪同下，像远飞的大雁，没入天际。经云阳、甘泉，抵榆林，渡黄河，继续北上，登白谷道，攀赵长城关塞，越过阴山。昭君一行的目的地，便是位于漠北的单于庭。愈往北，水草愈少，绿色渐稀，满目所见，是一望无际的漠原，是异于中原的荒凉与萧瑟。
自汉武帝将匈奴赶出阴山沃野之后，匈奴“亡匿于漠北寒苦无水草之地”，单于庭设于今蒙古乌兰巴托附近。后一再南移，至呼韩邪时，单于庭位于阴山北野的直代、云中，距长安“千八百里”，有一条“秦直道”相通。昭君出塞，走的就是条路线。至于交通工具，有骑骏马、坐毡车、骑骆驼三说。昭君一行所经之地，地形不一，既有平原，也有山路，还有大漠，且路途漫长，这三种交通方式，应该都使用过：经平原则“敛袂登毡车”，过山路要乘上骏马，越沙漠自然得改骑骆驼了。
经由文艺作品流传的昭君出塞形象，如李白、杜甫吟咏王昭君的诗歌，传统戏曲《昭君出塞》，曹禺话剧《王昭君》等，都是貂帽狐裘，锦裤绣靴，骑着骏马，怀抱琵琶。据专家考证，西汉时并无琵琶这种乐器。琵琶源于筝筑，由中原传到西域的乌孙，经改制，又传回中原。从筝筑到琵琶，有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由两汉，经魏晋，于隋唐定型，中唐盛极一时，以致白居易有感于衷，写下了传诵千古的长诗《琵琶行》。因此之故，近来的昭君雕塑，怀中都少了琵琶这一物件。昭君出塞之时，怀中所持也许是筝筑，也许是其他乐器，也许什么乐器都没有。当凄婉的历史事实变成美丽的民间传说之时，自然要附着一些浪漫而瑰丽的色彩，突出昭君光彩动人的形象，寄托心中美好的愿望了。
昭君抵达匈奴，不会像一般匈奴人那样放牧原野，逐水草而居。大多时间，她无疑生活于单于庭。呼韩邪时的单于庭，已不像过去那样飘忽不定，而是模仿中原人筑城建庭，居住在相对舒适稳定的穹庐之中。尽管如此，昭君日夜面对的景色，是没有多大变化、单调呆板的草原漠野，吃的是牛羊畜肉，饮的是带有腥膻味的奶酪，穿的是毡裘。她穿惯了汉装，喝惯了绿茶，吃惯了大米，故乡的粽子、莲藕、菱角、荸荠、柑桔、鲤鱼、猪肉、山珍、酱食、米酒等等美味，只能在梦中重温。她不仅思念长安华丽的宫殿与低垂的杨柳，更加怀念故乡秭归的楚山楚水，她多想回到生她养她的宝坪村，陶醉在云蒸霞蔚、风景如画的美景之中呵！然而，她是阏氏，肩负着和亲的重大使命，不能随意任性，要担当起应尽的职责与义务，不负中原人民与匈奴百姓的瞩望。因此，昭君不得不压抑内心的真实情感，尽可能地忘记过去，了解匈奴民族的独特习性，适应这里的气候、饮食、衣着，穿胡服，说胡语，唱胡歌。她不仅入乡随俗尽快融入匈奴，还以单于阏氏之尊，努力传播中原文化，亲手教匈奴妇女纺纱织布、缝衣绣花、植树栽花、播谷插秧、育桑种麻。
呼韩邪单于共有五位阏氏，王昭君只是其中的第四位，号宁胡阏氏。呼韩邪的这些婚姻，大都属政治联姻型，也就是说，除昭君外，其他四位阏氏均来自匈奴部落。这些部落拥立了呼韩邪单于，呼韩邪感念他们的知遇之恩，对所有阏氏都十分关爱。而对代表汉朝的王昭君，呼韩邪更是恩爱有加，他忘不了匈奴十年内乱，是汉人帮他恢复了稳定。昭君更是深明大义，不仅与呼韩邪恩恩爱爱，和其他阏氏，也相处融洽，从未发生过争宠矛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