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湖北省中南部边缘的公安县，春秋战国时期属古楚国腹地。从公安县境北渡长江，不过十公里行程，就是楚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古郢都（纪南城）。这里留下过孔子、墨子、庄子的足迹；屈原在郢都任过“左徒”之职，后遭贬谪流放，也是从这里走向他的归宿之地汩罗江；著名的吴起变法就在城内的楚宫拉开帷幕……一句话，楚国历史上的好多重大事情，都发生在这座早已不复存在的纪南城。汉人桓谭在《新论》中描绘郢都当年的繁盛景象时写道：“车挂毂，民摩肩，市路相交，号为朝衣鲜而暮衣敝。”早晨穿出去的新衣服，在摩肩接踵的人群中挤来挤去，晚上回家时就显得十分破旧了。语言虽不乏夸张，但也足以见出享有“中国南方第一大都会”之称的纪南城，的确名不虚传。
所谓近水楼台先得月，作为京畿之地的公安县，当年肯定受过郢都许许多多文明的光泽与恩惠。极有可能，孔子、墨子、庄子、屈原、吴起以及众多的楚王，当年就曾渡江南下，在公安县的地盘上或悠闲或匆匆地游走过一番。当然，这只是我的推测而已，史书上没有，也不可能有这等文字记载。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那就是楚文化在以郢都为中心向四周的辐射、传播过程中，公安县是一处相当重要的“中转站”，一块到达并影响湖南的必经之地。
也许是离中心太近，郢都的光芒过于强盛而遮蔽的缘故，楚国时的公安县反而被忽略了，没有留下什么令后人为之一振的“亮点”。这也难怪，那时的公安县还不是一处独立的治所，要等到汉高祖五年（公元前202年）才建县，县名也不叫公安，而是孱陵。
只是到了三国时期，一直默默无闻的公安县，似乎才第一次进入史书与人们的视野。
三国时的公安，属荆州管辖。荆州凭借长江天险与南北皇华驿道要冲，东联江沪，西接巴蜀，南控湘粤，北通豫陕，是一块兵家必争之地。一部一百二十回本的《三国演义》，其中就有七十多回与荆州之争有关。而此时的荆州府已建在长江岸边，与公安县仅一江之隔。如此一来，公安县自然就占了不少“便宜”，一部风云翻卷的三国史，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公安了，哪怕县名，也在三国时正式确立。
209年，也就是离公安公元前建县四百十一年后的一天，荆州牧刘备率着一干人马在油江口（今县城斗湖堤）安营扎寨。曾被汉献帝封为左将军的刘备，人称左公，左公安营之处，肯定是一块了不得的风水宝地啦。于是，素有帝王思想的刘备就取左公安营扎寨之意，将过去的孱陵县改成了一直沿用至今的公安县。
于是，三国时期的风云人物，希望“左公安靖，日后强雄”的刘备自不待言，其他如关羽、张飞、诸葛亮、吕蒙、陆逊等，皆如走马灯似地在公安这块土地上留下了他们既潇洒又沉重的身影。此次就不是我的推测了，而有刘备城、孙夫人城、张飞田、吕蒙营、陆逊湖等遗址及相关记载、传说为凭。
特别是东吴，还在此短暂定都。称帝前的孙权，在建业（今南京）呆的时间并不长。赤壁大战后，孙、刘两家的矛盾日渐突出，双方争夺的焦点，就是自古以来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荆州。因此，孙权不得不经常就近指挥东吴军队。在消灭关羽大军，重占荆州全境之后，孙权在公安县住了整整两年时间。这，也算得上是公安县获得的少有“殊荣”吧！待到荆州大势安稳，孙权才于221年将东吴都城由公安迁至武昌（今鄂州）。
公安县此次“走红”，是时势、地理使然，并且，都是外来的英雄豪杰给这块土地争光添彩。好在刘备在安营扎寨的同时，十分注重本地人才的发现与培养，后在西蜀立国时，就有不少公安人鞍前马后地为他效劳，其中名气最大的是大都督冯习。读者只要翻翻《三国演义》或《三国志》，肯定找得到冯习的名字。此人有勇有谋，能征善战，于赤壁之战后随刘备入蜀，屡建战功，升为大将，后在“火烧连营七百里”的大战中阵亡。成都武候祠内，就立有他的塑像。
冯习开了个好头，公安县此后便接二连三地涌现出了一大批响当当的英雄豪杰与文士名人。
若论最早的文人名士，当属东晋时期的吏部尚书车胤。车胤之名，与成语典故“车胤囊萤”是连在一起的。据《晋书》记载，车胤儿时异常聪颖，且勤学不倦、博学多通。但家中十分贫穷，晚上想继续用功，无奈买不起灯油。夏天，他就准备一个白色袋子，里面装着捉来的数十个萤火虫儿，借着那微弱的光芒苦读，“以夜继日焉”。车胤囊萤与历史上的凿壁借光、悬梁刺股，意思大同小异，都说古人学习非常刻苦，只是借助的工具与方式不同而已。
车胤的故事被写进古代的启蒙读物《三字经》，激励着无数读书人奋发向上。当然，他的家乡公安人更是受其精神滋养，出县城东不远，就有一所以车胤名命的学校——车胤中学。步入校园，便是一座高高耸立的车胤塑像，书生的清贫形象与内在的充实、自信很好融为一体，那萤光透射着的，分明是驱散愚昧与黑暗的知识之光。
车胤的出生地曾埠头乡至今仍存有囊萤台、武子台、武子宅、车公桥等遗址。
车胤之后的另一“大腕”级人物叫智顗。智顗，又称智者大师、天台大师，陈、隋年间高僧，佛教天台宗创始人。一般书籍介绍，都说他为河南颍川人。颍川是其祖籍，先祖在四世纪的民族大迁徙中移居荆州，智顗于538年出生于公安县茅德里（今毛家港镇）。
智顗幼时父母双亡，动荡不安的南北朝更是使他感悟到人间的生死无常。他18岁在湘州果愿寺出家，进入佛教大慈大悲的境界之后，对充满矛盾的现实社会有了更加深刻的认识。经过一番透入骨髓的感受体验、思索探求，智顗终于大彻大悟，以中国传统文化为基础，整合佛教传入后相对混乱的局面，调和诸种纷争，融合南北佛教特点，强调“止”、“观”并重，提出“一念三千”、“三谛圆融”等观点，成为中国佛教史上第一个宗派——天台宗的真正创始人。天台宗是印度佛教本土化结出的第一个硕果，毫不夸张地说，如果没有智顗的圆融整合，也就难有此后影响深远的禅宗、净土宗等各派佛教的创立与发展。天台宗经鉴真和尚东渡传入日本，风行一时；日本僧人最澄入唐求法，回国后在智顗天台宗的基础上创立了日本天台宗。
智顗终其一生，共造寺庙三十五处，度僧四千多人，传业弟子三十二人，其中多为当时名僧。他的著作很多，流传于世的主要有《法华玄义》、《法华文句》、《摩诃止观》等，都是天台宗的代表性作品，被誉为中国最伟大的佛教哲学家。
可惜的是，智顗在公安县境没有留下什么遗迹，倒是享有“荆楚丛林之冠”，位于当阳境内他曾修建并讲法的玉泉寺，已于1982年列入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香火与人气都十分旺盛。
如果知道冯习、智顗的人不是太多，那么“公安三袁”其名，只要稍具一点文学知识的读者都不会陌生。
“公安三袁”指明朝时期著名的文学家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任何一部中国古代文学史，在论及晚明文学时，都不得不对“公安派”大书一笔。作为一个重要的文学流派，它不仅开创了一代新的文风，主宰着当时的文坛，而且对后世产生了相当深远的影响。公安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袁氏三兄弟，因他们都为公安人，所以被称之为“公安派”。
“公安派”的出现，主要是针对当时以王世贞、李攀龙为首的文坛“后七子”的文学主张，王、李鼓吹“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掀起了一股抄袭模仿古人的复古风潮，写出的文章千人一面、空洞无物。为此，“公安派”主将袁宏道反其道而行之，打出“性灵说”的文学改革大旗，其内容主要为不拘格套，提倡性灵，“以心摄境，以腕运心，则性灵无不毕达……流自性灵者，不期新而新；出自模仿者，力求脱旧而转得旧……”一句话，就是不受约束地我手写我心，“一一从自己胸中流出”。“性灵说”一出，犹如一股清新的长风刮过沉寂的天空，明朝末年的文坛，顿时焕然一新，出现了生动活泼的局面，天下有识之士群起响应：“王、李之云雾一扫，天下之文人才士，始知疏沦心灵，搜剔慧性，以荡涤摹拟涂泽之病，其功伟矣。”影响所及，不久又出现了一个以继承发扬“公安派”主张为己任的文学流派——“竟陵派”。20世纪30年代，一大批知名作家如周作人、林语堂、郁达夫等人对袁宏道十分推崇，“公安派”红极一时，各种介绍性的文字竞相跃上报刊，袁宏道的文集更是大量刊行，社会上掀起了一股颇有声势的“袁中郎热”。
中国文学史上有许多奇特的现象，其中之一便是一家人同扬才名。显赫并为人们所熟知的有汉末“三曹”——曹操、曹丕、曹植，北宋“三苏”——苏洵、苏轼、苏辙，再就是晚明的“公安三袁”了。所不同的是，“三曹”、“三苏”是父子齐名，“三袁”则是兄弟齐名。“三袁”中要数老二袁宏道成就最大，他二十八岁中进士，任过苏州县令、礼部仪曹主事、吏部验封司主事等职，四十二岁时便不幸病逝，留有《袁宏道集笺校》三卷约一百二十万字。就现有史料记载，袁宏道还是评论《金瓶梅》的第一人，他认为该书“云霞满纸”，并预见小说这一新兴体裁将成为未来文学主流的发展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