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严复对当时社会的很多新生事物都不能理解，比如男女平权，妇女解放，结婚自由，他就不能接受。尊重妇女、一夫一妻、自由婚姻是西方社会伦理的重要基石，严复亲眼目睹西方文明，并陶醉其中，他曾提出过解决中国人口过剩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改革家庭婚姻制度，如早婚多妻及媒妁婚姻等。然而，从中国传统文化挣脱而出的严复，说的是一回事，做的又是另一码事。他一生娶过三个妻子，原配王夫人，小妾江莺娘，继室朱明丽，典型的一夫多妻式；对自己子女也取传统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致使长子、三子因包办婚姻而陷入终生痛苦。
严复所置身的时代，正是风云激荡的社会剧变时期，所谓“五千年来未有之创局”，“三千年一大变局”。面对中与西、传统与现代、革命与渐进的抉择，严复内心深处时刻处于一种相互撕扯的矛盾与煎熬之中。在理智上，他崇尚西方文明，可在感情上，又对传统文化有着难以割舍的依恋与认同。这种内心的痛苦与选择，他似乎从未与人提及，犹如青少年读书处那紧闭的门扉，我们只能细细地揣摩与感受，在那自相矛盾的文字与行为之中。
越到老年，严复就越保守。年轻时激烈进取，锋芒毕露，年纪一大，就意志消沉、圆滑内转，几乎是人生的一大特征，不唯严复，近代许多伟大人物莫不如此。只是严复表现得最为突出，年迈的他，与翻译《天演论》时年轻的他，前后简直判若两人。1921年10月3日，严复预感来日不多，给儿女留下了六条遗嘱，第一条便是“须知中国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几千年封建专制统治孕育而出的“旧法”固然也有精华，但更多的则是糟粕，如果不叛不离，就无法走向现代文明。
在此，我们并非以今人的认识、观点要求、苛刻严复。其实，作为一位思想启蒙家所能达到的高度，某些方面即使今天视之，仍具有一定的超前与深刻。只是他那前后截然相反的言行，那辗转于先进与后退、激进与保守、西方与传统之间的彷徨与犹疑，不得不让我们深长思之。
保留至今的严复故居共有三处，除大夫第外，阳岐村还有一处玉屏山庄，另一处则位于福州市区郎官巷。
玉屏山庄建筑庞大，共有20多座院落，是一处有名的园林式建筑群，为严复同乡、清末邳州知州叶大庄所建。叶大庄死后，山庄曾几易其主。严复三儿子严叔夏结婚时，他在此买下了一进独门独院的房屋。
玉屏山庄的严复故居也是大门紧闭，好在旁边住着一户人家，老主人陈家宾现已101岁高龄。据老人回忆，严复在玉屏山庄故居庆贺60寿诞，热闹非凡。宴会结束，亲友们纷纷告辞，严复穿着一件长袍，站在门外的台阶上送客。严复60寿诞，当是1913年。那时的陈家宾老人，还只是一名十一二岁的少年，但严复挥动手臂的情景，却在他的记忆深处保留了90多个年头。也许，陈家宾先生是人世间唯一亲眼见过严复的老人了。
离开玉屏山庄，我们又观看了两处与严复有关的建筑。一为严氏宗祠，祠内立有一尊严复半身塑像，门外的廊柱上，写着一副对联：“怀英创基闽郡称始祖，几道传播西学第一人。”怀英指严氏福州始祖严怀英，几道为严复字，取典出自《老子》“以善几道”之意，也有人说缘自严复故居旁有一条“几”字形街巷。另一处是尚书祖庙，为祭祀南宋末年民族英雄陈文龙而建。元兵南下，陈文龙以闽广宣抚使身份率军奋勇抗击，不幸兵败被俘，后由福州押至杭州，陈文龙绝食抗议，死于岳飞坟前。传说陈文龙曾悲愤地咬破手指撕破衣服写下血书，随风卷入西湖，经钱塘江由东海流入闽江，浮现于阳岐江滨。阳岐人将破衣血书打捞上岸，认出乃陈文龙遗物，遂建庙祀奉。福州地区有着众多纪念陈文龙的尚书庙宇，如万寿尚书庙、三保尚书庙等，而数阳岐最早，故称“尚书祖庙”，庙内供奉的还有临水夫人陈靖姑及其他地方神灵。
尚书祖庙显得高大而气派，现存主体建筑由严复1920年带头捐资2000元，牵头组织重新修建，拱形正门的石刻横额“尚书祖庙”四个大字，就是他留下的“墨宝”。严复热衷于故乡庙宇的重建工作，自然出于对陈文龙民族气节的仰慕，但很大程度上，则是晚年的一种心灵寄托。严复深谙西方文明，又以科学知识为本致力于国民教育，却留有一片心灵空间，默默地容纳着冥冥中的神灵及神秘的物事。在严复的日记书信中，我们可以读到他晚年受疾病困扰，一边延请美国医生治病，一边参与扶乩、占卜、问卦，让儿子前往尚书庙请丹画符。由此，我们是否可以窥见严复那复杂矛盾的内心世界及向后退缩、趋于保守的人生轨迹于一斑？
严复以大翻译家著称，他提出的“信、达、雅”译书三要求，长期以来为学术界认可信奉，但他却以“启蒙思想家”的身份，定位并镌刻在近代历史的不朽丰碑上。
翻译介绍西学者多矣，因翻译以启蒙思想家而享誉后世的，似乎只有严复一人。
严复之前，自明末徐光启、李之藻介绍西方天文水利知识，到洋务派健将容闳、徐建寅等一大批知识分子翻译西书，据有关资料统计，仅上海机器制造局历年销售的西书，便多达一万一千多部。只是这些西书，少有反映西方社会政治学术理论的，绝大部分属工艺、兵法、医学、宗教之类。西学在这批翻译家手中，不过是一把工匠的凿子。他们的努力，局限于传统的眼光与方法。就拿与严复属于同一时代的著名翻译家林纾而言，他译过《茶花女》、《鲁滨逊漂流记》、《黑奴吁天录》等许多轰动一时的西方文学作品，也在苍霞洲生活、学习过。严复与林纾不仅有着共同的文化背景，还是一对肝胆相照的朋友，但林纾所能担当的，仅仅是一个翻译家的角色而已。“药治不了的，用铁。铁治不了的，用火。”只有严复，才将西学变成了照亮古老中国沉沉黑夜的冲天火炬。他的出现，标志着一个崭新时代的开始。
严复之所以因翻译西学而被称为启蒙思想家，除了译中有著，阐发自己独特的思想见解外，还在于译书的选择。他因《天演论》一炮“走红”，尔后，又继续精进，翻译了亚当！斯密的《原富》、斯宾塞的《群学肄言》、穆勒的《群己权界论》与《名学》、甄克思的《社会通诠》、孟德斯鸠的《法意》、耶芳的《名学浅学》、卫西琴的《中国教育议》等十多部著作。严复之所以选择这些作品，一则因为它们都是当时西方最有影响、最具代表性的思想巨著，二则这些著作对改造中国社会、弥补历史缺憾、重铸国民性格，有着极强的针对性与现实意义。每一部译著，严复都在序言与注释中寄托自己的思想倾向与政治态度，“致力于译述以警世”。严复翻译《原富》的动机，是希望中国发展经济，以达国富民强之效，针对中国专制集权泯灭个性的传统，再三强调国家的富强只有解放个体，通过个人的活力与能力才能达到；中国缺少法治，以道德伦理为社会基础，于是，严复翻译《法意》一书，向国人介绍西方的法律制度与观念，宣传自由平等、法治民主，并将民主政治视为人类社会发展的至高点；严复看到，在西方科学取得巨大成就的背后，蕴藏着深厚的逻辑学基础，正如培根所言，逻辑学“为一切法之法，一切学之学”，而中国思想重视经验，相信先验，崇奉直觉，却长期缺失逻辑学说，为此，严复翻译《逻辑学》（即《名学》）一书救残补缺……
严复的译著涉及哲学、经济学、教育学、社会学、法学等领域，成为完整地将西方哲学与科学方法论介绍到中国的第一人，开创了建立在西方自然科学基础之上的中国近代思想革命的新纪元，成为“向西方寻找真理的代表人物”。在这些译著的序言、按语及注释中，严复认为中国落后之因，在于传统文化阻碍了历史的进化与发展，只有注入并接受西方知识，国民才能摆脱受苦受难的异常无知状态，国家才能走向民主、繁荣与富强。这种强烈的“全盘西化”倾向，与晚年所认为的“他日中国果存，其所以存，亦恃数千年旧有之教化”的顽固保守形成鲜明对照。
除了严复个人思想转向外，还有一个至今并未引起人们注意的社会现象值得我们思索，那就是自《天演论》轰动一时，严复此后的译著，其影响似乎呈递减趋势，一部弱于一部。人们提起严复，论及他的译著，似乎仅只一部《天演论》而已，于后面的译著，总是有意无意地略而不谈。其实，《天演论》所提供的不过是一种笼而统之的进化原理与社会价值观，而《法意》、《名学》、《原富》、《中国教育议》等，才是彻底改变中国社会的具体路径。人们局限于某种激昂的情绪，却未能脚踏实地、认真细致地进行具体的改造与建设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