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一下愣住了。作为儿子，我了解父亲，他即使不说，我也知道他对这类事情的态度。他人虽正统，却决非仅是部机器上跟着转的螺丝钉--正统得麻木。他身上保持了相当多的平民感情，这一方面和他的少年经历有关。我老家在山东省黄河边上的一个村庄里，那是一大片白花花的盐碱地。家里世代贫农，到了父亲这辈，得靠乞讨才能勉强活下去，就在他投身部队的前两天，他还在讨饭……另一方面，也和我母亲的遭遇有关。她是1950年的兵，家里土改时评为贫农，“三反”、“五反”时改为中农，1957年又定为地主。“三级跳”跳下来，当时是运动员的她，血气方刚，怒气填膺。家里都是姐妹，一个弟弟是先天性哑吧，因为少劳力，我外祖父在村里开的一个小小柴店，不过雇了几个帮工，怎么就成了地主？她向部队、也向地方各级政府四处申诉，结果被部队视为“阶级异己分子”，清除出了部队。为此，我父亲在部队的经历，也就坎坎坷坷……
此时，我母亲也用审视的目光打量起我来，审视中，还有几分隐隐地担心。她的问题是1979年平反的，我相信，若现在扯起当年那个将外祖父扣上“地主”帽子的村头头，或者那位决定将她清除出部队的领导，她依然会耿耿于怀，毕竟她一生中最宝贵的二十年给扭曲了！
“没有……听说，我们连里……没有……枪毙过女犯。”
喉咙里像被什么哽住了，我勉为其难地吐出这句话。又拿起筷子，强自镇静地挟了一下菜，立即埋头扒起饭来。胃里又是一阵痉挛，手为之一悸，筷子掉在地上，也许脸色很难看。母亲忙问我：
“你哪里不舒服？”
“没什么，喉咙哽住了……”
饭后，我去了地区人民法院。法院里有我一个中学时代的同学，我想请他证实父亲说的情况。他在文件柜里翻了翻，果真找到了省高级人民法院对钟海源的平反书。我拿在手里，看了一遍，又一遍。这一张薄纸，犹如一把锐利的五齿耙，将原以为枯萎、凋落了的，却一直顽强蛰伏在心灵深处的全部细节、全部视觉、全部嗅觉、全部感觉，一下给狼杯残籍地扒拉了出来--
最后的早餐。墙上凹陷处的镜子残片。**。白得透明的肌肤。纸箱般轻飘的躯体。又长又粗的金属针管。体内像撕扯什么，又像挤裂什么的异响。小游铁青色的脸，豆瓣大的汗珠。黄副营长。除夕之夜的娃娃们，手里拿一根点着的捻子，等着去放院子里的焰火。一片翻动的白大褂。鲜亮的红雨幕。拖把。塑料桶。一片光闪闪的银币，在猩红色的绒毯上跳起了芭蕾。玩笑。开花子弹。套环游戏。镁光灯。压惊酒。阴毛。福尔马林溶液。剖开缝上、缝上又剖开的标本……
它们旋转着我，挤压着我；
它们俯视着我，追逐着我。
我大汗淋漓，衬衫冰冷地贴在脊背上；
我昏天黑地，站起来，一脚高，一脚低。
那同学充满狐疑地问道：
“这女的，跟你……是熟人？”
“不，她死在我们监狱……”
这天夜里，我又通宵失眠了。
我想：钟海源，一个死得多么冤屈的女性呵，若她晚判半年，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过，她就不会被枪决了。我真不明白，放她半年，她既不会去杀人，也不会去放火，何必要急着搬她的脑袋呢？宣统皇帝，还有那么一大批国民党战犯，可谓恶贯满盈了，一放不也放了十年、二十年？就是要配合政治形势，你就不会稍稍念及芝麻、绿豆般大的慎重，给她判个死刑缓期执行吗？
我也想自己。我并不后悔以军人为职业，我只后悔自己在政治上蒙晦不清的年代里干了武警。我有一个朋友，在南昌警备区当干部，以后我们交往深了时，我告诉了他自己的这段经历，听后，他震惊地说道：“没想到看起来你斯斯文文，一表人才，却还是个刽子手，如果有一天，我像钟海源一样，也落在你手里，你会怎么办？”
我说：“那刽子手也要去劫法场。”
当然，这是笑话，一句异常痛苦的笑话。
只要是军人，就是再残酷的命令，我们也得压进枪膛。内心的痛苦与人格的分裂，就这样产生了--当我们受现实法庭驱使的同时，又受良心法庭的谴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没有人比我们武警战士更渴望政治上的清明，法制上的健全了！
黄副营长几年前转业回了湖南老家。小游也早就复员了。那时，我已经调到机关，在小游走的前夕，我去了他所在的五班，住了一夜。我们回顾了很多事，还是独独没有提及我们当兵生涯里那一回最重要的经历。可我感到，它像一堵无形的墙，总横亘在我与小游之间，想拆走它，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了……
我们成了彼此的历史痕迹。
那夜，小游提着军用水壶，上街卖了二斤封缸酒来，又切了一个西瓜，权充下酒菜。我们两人一旦沉默下来，便咕嘟、咕嘟地喝酒，将二斤酒全喝光了。
宗教法庭的无数受难者里，最让历史学家、哲学家、神学家、文学家、艺术家注目的，首推法国著名的民族女英雄--冉·达克。
冉·达克，约于1412年生在法国东部洛林地区孚日森林边缘多姆莱米村的一个农家。当她十七岁时，英国人及其同盟者勃垠第人，占领了整个法国北部，包括巴黎，并围攻了通往南方的要道奥尔良城。此时，觊觎王位的查理太子及其幕僚束手无策。而这位不识字的牧羊少女，却满怀爱国之情，她组织并率领了一万名法军，在奥尔良城下向英军发动了进攻，在战斗中，她身先士卒，“她被一只箭射中，将箭拔出来后又继续冲锋。她爬上云梯，被敌人打进沟里，摔得几乎昏了过去。她爬在地上，又作出新的努力，大声喊道：‘同胞们，冲啊，上帝已经把敌人交到我们手中！’”（见温斯顿·丘吉尔著《英语国家史略》）英国人狼狈逃窜了，接着，在她的出色指挥下，法国军队又解放了兰斯……
冉·达克的胜利，引起了英国人及其同盟者勃垠第人的憎恨。他们认为，这次胜利是由于她的“巫术”，并咬定她与魔鬼撒旦有联系，在撒旦的帮助和唆使下活动。他们的复仇机会，不到一年后便来到了，1430年5月23日，法军收复巴黎城郊贡比涅的行动遭到失败，冉·达克在战斗中被勃垠第人俘虏。
冉·达克在法国人民中与日俱增的威信，引起了已正式加冕的查理七世的憎恨。在一连串胜利的战斗中，显示出她参加战斗不是为了教会，而是为了上帝，不仅是为了法国王朝，而且是为了法兰西民族。于是，世俗世界和精神世界的统治者们都觉得，不能接受勃垠第人提出的赎回冉·达克的建议，既然可以借敌人之手，消除去他们明天的潜在威胁--被人民奉为抵抗异国侵略的神圣象征的冉·达克，这有什么不好呢？如果，她确实同上帝有联系，那就让上帝去拯救她吧！
英国人慷慨地付给了勃垠第人一万利弗尔，他们“赎回”冉·达克的目的，并非是要自己动手，球又踢回了法国。在英国人的导演下，由法国宗教法庭以“巫术”和“异端”的罪名，对她进行了审判。
审判的主持者是皮埃尔·科尚。眼下，他还是博韦城主教，英国人许以判决后给他以卢昂大主教的桂冠。法庭由十二名著名神学家组成，还吸收了十六名神学博士、六名学士、二名教规法硕士、十一名卢昂法院法律家、二名修道院长等共计一二五人作为鉴定人参加审案。
在耗资一万利弗尔、长达五个月的审讯中，法院始终设在正遭英国人蹂躏的法国土地上，被审判的是法国首屈一指的爱国者。可是在这批地位显赫、经纶满腹的法国籍衮衮诸公里，只有一个人，修道院长尼古拉·于佩兰表示了怀疑：一个由查理七世的公开敌人组成的法庭，是否有权审判他的支持者冉·达克？为此，他被开除出法庭，关进了卢昂监狱。此外，所有的人，都极尽侮辱之言辞，和能想得到的种种手段、刑罚，摧残她的意志，折磨她的身体；所有的人，都引经据典，口若悬河，一致认为，必须对冉·达克，处以最高刑--火刑。
1431年5月30日，这位刚满十九岁的奥尔良姑娘，被押送到了卢昂城的老市场广场处决。法国历史学家朱利·米什莱，在《冉·达克传》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广场上耸立起了三座木台。其中一座设有国王席位，大主教席位，和围绕着英国红衣主教席位的高级教士席位。第二座，供这出阴森森的戏剧的登场人物--传教士、法官等使用；最后一座供犯人使用，这座抹上泥灰、堆满柴火的木台孤零零地耸立着，这个火堆不惜工本，它高得吓人。这不仅是为了使火刑仪式隆重，而且有明确的目的：使刽子手只能从台下达到设在高处的火堆，因此，他既不能加快处决，也不能在火刑之前弄死囚犯，就像通常对其他犯人所作的那样，使他摆脱燃烧的痛苦……
必须把冉·达克活活烧死！他们推测，在好奇的人群众目睽睽之下，长时间地慢慢燃烧，将使她终于表现出某种懦弱，如果不能迫使她承认的话，至少要使她说出易于按所希望的意义来解释的不连贯的话：或许轻轻的祈祷，或许屈辱地哀求宽恕，这对于一个灵魂堕落的妇女来说是自然的吧……
在审讯中所有折磨过冉·达克的人，都参加了这天的处决。
一切皆按宗教法庭的典型程序进行，当皮埃尔·科尚读完法庭的宣判书，给冉·达克戴上了又长又尖的纸帽，上面写着“异端者、累犯、背教者、偶像崇拜者”。随后，刽子手把她押上了柴堆。据编年史家记载，当火种投进柴堆，腾腾火柱倏地冲天而起时，皮埃尔·科尚，高兴得颤抖，高兴得哭了起来，在满脸飘拂不定的红光里，那一颗颗的眼泪，恍如珍珠，恰似玛瑙，令人想起他即将上身的那顶流采照人的大主教法冠和袈裟……
当火焰蛇舌般舔去了冉·达克的最后一根衣纱时，刽子手扒开了烧得正旺的柴火，以便让人群能够看清楚正蜷缩一团的焦黑尸体，以证实为了战斗方便，总是像男人一样打扮的冉·达克，的确是个女儿身……
二十世纪英国最著名的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满怀崇仰之情，在《英语国家史略》一书里，对这位异国少女的最后一刻，作了如是的描述：
“在滚滚人流中，被拉到卢昂市场上的火刑柱前。在高高的干柴上，火焰向她伸出了长长的舌头，翻滚的浓烟，预告着她末日来临。她举起用干柴做的十字架，最后喊了一声‘耶苏！’”“一个在场的英国兵说：‘我们搞糊涂了，烧死了一位圣徒……’”
你要了解的这事，我按你的意思，问了几个人。说我有个亲戚，一只肾不好，外地的一家医院建议他做肾移植手术。他有些害怕，听说我们医院过去做过，他想看看这方面的资料，不知我们医院是否保存有当年的手术记录，或者哪位大夫发表过这方面的学术论文……
也许是时间过了十一年，人员流动也很大；也许，是这事在我们医院里太敏感了，几个人都回答不清楚。被拿去肾的这个女人，后来平反了，医院里也传过，大家也蛮同情的。可只不过在熟人间私下里感叹几句，没有谁会去将当年的情况正儿八经搞清楚。一来没这个必要，作为医院要作移植手术，肾的来源只能是死刑犯，或出了意外事故如交通失事、烧伤致死的人。二来，总会涉及到具体的人，何必搞得一家部队医院大熬风景，当事者又心头阴影久久不散呢？
我把自己记得的一点情况告诉你吧，那个人叫史XX，是空军部队的，到底是干部，还是战士，我就不清楚了。他二十五、六岁，个子高高的，身体看起来很棒，人也长得挺帅，一口漂亮的普通话，不是北京人，就是河北人，听说是干部家庭出身。因为肾不好，他住院很久了，前后快两年。
他待人热情，讲话谦和，无论是与其他病员，还是与医生、护士，关系都不错。他会修理无线电，那时，常常有人拿着坏了的收音机来请他修。在医院图书室，我多次见他帮助管理员搬书、借书、整理卡片，总是手不停。有时，他还领着哪个职工的孩子出去玩，两人手牵手的，见花说花，见鸟品鸟，挺有童心的一个人。另外，他和一个护士的关系不错，晨曦暮蔼里，有时两人一起在院子里散步，或者在草坪上打羽毛球……有人分析，十有八成，他们是恋爱了。
那回手术，当时医院上上下下都很关注。因为肾移植在我们医院里是一个新的课题。去拿肾的是病理科的大夫，医院里去了两辆车子，配合很密切。那边刚拿下来，就马不停蹄地往回送，一到便装了上去，中间几乎没有一点耽搁。手术是成功的，当时医院内比较轰动，我也记得军区的《前线报》就此发过一条消息。
手术后，一下配了特级护理，情况也一直较好。史XX快活到一年了，早就打破了国内外关于这方面的纪录，他自己也对康复起来、重回部队有信心。可就在这时，情况一下恶化了，不知是因为肾移植手术难度太大，总有一定的局限性；还是病人自身造血功能不好，得经常输血，是不是在输血时带进了什么所引起的。他垂危时，据在场的人告诉我，他紧紧抓住那个护士的手，脸上糊满了泪水，护士的眼里也是泪光晶晶……
听陈老师说，你写李九莲、钟海源的稿子，我劝你不要写。写她们干什么呢？现在中国的问题那么多，哪里不麻烦成堆，牢骚满腹，活人都顾不过来，还去管死人？
再说，你鼓吹她们什么呢？是一种精神，一种勇气？可她们太划不来了，两人都落得死无葬身之地。你说给了一千多元钱的抚恤金，可这钱也是给别人用的。不比张志新、遇罗克，他们的名声闹得很大，几乎全国人民没有不知道的。这名声，至少还庇荫了后人，张志新的女儿，不就上了中国人民大学？遇罗锦前几年的脸上不也贴了金？可李九莲、钟海源，她们死了十一、二年了，现在还默默无闻，也许在人们的心目中还有不同的看法，这是何苦呢？我看，我们当老百姓的，还是少想点、少管点国家大事为好。毛主席有一句话是对的：“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
--XX医院一位干部与作者的谈话
……没有多久，又见几个兵，在那边走动；衣服前后的一个大白圆圈，远地里也看得清楚，走过面前的，并且看出号衣上暗红色的镶边。--一阵脚步声响，一眨眼，已经拥过了一大簇人。那三三两两的人，忽然都挤作一堆，潮一般向前赶，将到丁字街口，便突然立住，簇成一个半圆。
……老栓也向那边看，却只见一堆人的后背；颈项都伸得很长，仿佛许多鸭，被无形的手捏住了的，向上提着。静了一会，似乎有点声音，便又动摇起来，轰的一声，都向后退；一直散到老栓立着的地方，几乎将他挤倒了。
……“喂！一手交钱，一手交货！”一个浑身黑色的人，站在老栓面前，眼光正像两把刀，刺得老栓缩小了一半。那人一只大手，向他摊着；一只手却撮着一个鲜红的馒头，那红的还是一点一点的往下滴。
老栓慌忙摸出洋钱，抖抖的想交给他，却又不敢去接他的东西。那人便焦急起来，嚷道：“怕什么？怎的不拿！”老栓还踌躇着，黑的人便抢过灯笼，一把拉下纸罩，裹了馒头，塞与老栓；一手抓过洋钱，捏一捏，转身去了。嘴里哼着说；“这老东西……”
……“这给谁治病的呀？”老栓也似乎听得有人问他，但他并不答应；他的精神，现在只在一个包上，仿佛抱着一个十世单传的婴儿，别的事情，都已置之度外了。他现在要将这包里的新生命，移植到他家里，收获许多幸福……
“小栓进来罢！”华大妈叫小栓进了里面的房子。中间放好一条凳，小栓坐了。他的母亲端过一碟乌黑的圆东西，轻轻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