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毅一惊；“她干了什么事？”
昨晚李九连来找我，乃至一个人也可拉起一个《一小撮战斗队》的自由，赫鲁晓夫也是吹斯大林，很多现象，回到赣州家里。我才知道是她写的……”
朱毅吼道：“你为什么早不告诉我呢？”
曾昭银无言以答。
他并不是个寡语少言的人。否则就很难解释，因此，从来只接过别人检查的“当权派”，今天交出了极诚恳、极深刻的检查；那些有关你却一辈子不与你见面的秘密“黑材料”，此刻在火苗里化为了灰烬；还有几个人也可组成一个《井冈山兵团》，在赣州地区革委会主任刘云与他谈了一次话后，还有无需再顾忌谁的权势和脸色，即时可以表达自己想法和意见的氛围……这一切，对于平民百姓来说，好像灰沉沉色调的梅雨季节里，西天上久违了的一束束明丽霞光，令人新鲜，令人痴醉，令人鼓舞。
“我在部队时接到一封匿名信，内容……有些反动。我不知是谁写的，便将信交给了部队。我决心按马克思所说的去度过自己的一生
他却疏忽了这一点，这类问题，一经在实践中触及：“反革命”中原来有假反革命，公仆里原来混有要主人抬轿子的“公仆”，“社会主义”原来并不是一把不会生锈的金钥匙，或许正因为它金光闪闪的门面，它若闹起溃疡，其恶化的速度和面积才不易被人察觉；而人，即使是最卑微的人，也需要自由地思索和呼吸。昔日无论是心态，还是生态，大抵被某种权力固定了的生活，无异于排得密密匝匝的罐头盒里的一条凤尾鱼……
于是，权力政治的神秘性便不复存在了。
一个金字塔般庞大的政治体制结构的权威，也开始了动摇……
1972年底，李九莲出狱后，她中学时的挚友丁成华问她：
“为什么你当时敢怀疑林彪呢？你是从哪方面想到他的头上去的？”
她说：
“还不是因为看到当时那样一系列的事情，才使我最终想到了他头上。你们下到乡下去了，不晓得当时的赣州的情况，那时候根本就不管政策。‘三查’一来，查出那么多坏人，一个学校，一个单位，没有一点问题的人几乎没有。我就想，毛主席早就讲过要相信干部和群众的95%，这样一搞，不等于是拆自己的台？似乎干什么事都宁左勿右，有些干部明晓得这样对国家不利，可就偏要这样做，生怕自己犯错误，我觉得这只会败掉我们的国家。这样的人，下面有，中央会不会有呢？”
“我对林彪早有想法，早有警惕。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怎么老讲这一套呢？他讲其实毛主席比马、恩、列、斯都高，但这个话只能在国内讲，在国外不要讲。我想，按你的讲话，既然毛比他们高，为什么又不可以在国外讲？想来想去，就觉得不像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他竟使得同样戴领章、帽徽的刘云在对待同一件事上，贬低马、恩、列，斯大林死了，他连斯大林的坟都挖了……这些疑虑天天在脑子里转，我的担心也就越多。”搞红海洋运动，我很反感。这哪里是尊敬毛主席？是败坏毛主席的声誉。后来又看过《二月逆流三十大罪状》，看到叶剑英、陈毅、谭震林他们大闹怀仁堂，对林彪不满。叶剑英用手拍桌子，那么大的怒气，我就担心林彪是利用‘文化大革命’搞宗派集团，要不然为什么这么多老前辈对林彪如此反感，说明林彪在中央不得人心啊！
“后来下放，城市居民下放，小商小贩下放……弄得我更悲观。下放时，在体育场送行，许多人落泪了。造反派不想下。老保也不想下。毛主席讲老弱病残者除外，而那时候就不管这些，要你下，你就得下。上头有斗争，有不满，下面又人心惶惶，我就担心。那时候快要开‘九大’，都公认林彪是最好的接班人，又要当党的副主席，我就担心，这个国家就要败在他手里了……”
回顾历史，与李九莲一样，当年那代青年人的所谓“信仰危机”，在很多成分上，正是从毛泽东的这一疏忽里痛苦地钻出来的。当他老人家意识到这一疏忽时，他撤回了这张“民意牌”，依傍起政治新贵与一小撮军内的野心家结成的“神圣同盟”，打算通过“三查”运动，迅疾收拾这块国土上已经出现的“异端组织”、“异端思潮”，以恢复到“文化大革命”前的政治秩序中去，可亡羊补牢为时已晚。
一方面，某种事物一旦从谁的怀胞里脱颖而出，它很快便会有自己的独立走向。封建社会对奴隶社会是如此，资本主义社会对封建社会是如此，马克思主义对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也是如此。一代人由多少年的“水晶瓶”式的教育，一朝“溃决”为“信仰危机”，这是必然的了！
李九莲在最终导致自己杀身之祸的一封信里，作了充分地坦露。这是情窦初开的少女写给男友的第一封信--
昭银：
你好！来信收阅。我觉得此信供你作取与舍的参考较为合适。我以前未知你的态度，所以不便直言。今天我把我的思想情况向你说清楚。
一、对国家前途的看法：
经过半年多的复杂生活，碰到一系列事物，想到了很多问题。首先是对国家前途发生怀疑，我不明白“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性质的斗争，是宗派斗争还是阶级斗争？我时感到中央的斗争是宗派分裂。因此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发生反感。对批判***，好像有很多观点是合乎客观实际的，是合乎马列主义的，又觉得对***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感到对***的批判是牵强附会。“文化大革命”已收尾了，与6586部队的领导们有了相异的看法。作者无缘采访刘云，很多“正确的观点”，和运动初期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差不多，本质一样，提法不同而已。因此，对今后的天下到底属于谁，林彪到底会不会像赫秃一样，现时的中国到底属于哪个主义等项问题发生怀疑。对“现行反革命”发生浓厚兴趣，对“反动组织”的纲领也注意研究。
二、个人打算。
马克思说过：“使人生具有意义的不是权势和表面的显赫，而是寻求那种不仅满足一己私利，且能保证全人类都幸福和完美的理想”。一天，我去帮你把她从家里叫出来就是了……”
“不是。所以不能保证自己不走向“反面”，成为“罪犯”，这是作了最终的估计。我之所以要抓住革命与奋斗两种观点不放，是以此思想作指导。故渴望生活中有同甘共苦、不因任何风险和耻辱而动摇、仍保持生活友谊者。因想到你，希望如此。这是我写这一封信的全部思想与动机。你见信后三思而决。
古人言：“逢人且说三分话，未可全抛一片心”。我违背了，把心彻底完全地暴露给你。你是第一个听我说以上思想的人，望无论如何看信后即回信，且一定附回原信，当感激不尽。看信后，亦不用吃惊。很多人皆如此，只不过隐瞒了。事物总是变化的，人的思想随客观变化，这不足为奇。我也许是“糊涂”，也许是“幻想”，但不向你说清楚，问心有愧。
祝
好！
此信勿传于他人！
你明白的人
1969年2月29日
另一方面，正由于新的动乱，由于支持造反到扑灭造反的政治策略上的突然变化，使那一代年轻人对于“文化大革命”有了渐渐清醒的认识。它决不是一场具有真正民主意义的革命，而只是在人类历史进程中已经穷途未路的封建专制主义，选择在地球东方的一次回光返照！真正的民主，与权力斗争无关，与暴力无关，与洪水滔天、水银泻地般的“群众运动”无涉。它首先意味着人民的权力，依据人民的愿望与利益来进行统治与治理。落实在国家制度上，它是一种人民可以通过预定程序修正错误机制的政治。
在1969年时，李九莲自然还不会有如许的认识。但是思维的坚冰已经打破，心灵上那座辉煌的大厦业已倒坍，她将要沿一条风涛迷茫的河流去飘泊，尔后，她将要在废墟上重建起一个属于自已的、也许简陋如茅蓬却亮着真理烛光的小屋，这是确定无疑的了……
中国啊，在那令人窒息的长夜里，你看到了那正在大地上暗暗涌动、汇聚的星星野火吗？
中国啊，在那芸芸众生的世界里，你发现了那正走去高加索山上、将任凭鹰隼啄去自己血肉与眼珠的志士吗？
曾昭银，此人是驻福建的中国人民解放军6586部队85分队的战士。他原来也是赣州市三中高三的学生，《卫东彪战斗团》的副团长。此时，他接到李九莲的来信，距他从赣州参军已经整整一年了。
这年4月，主动要求分配去赣南某偏远县份一个“共大”（全称为“共产主义劳动大学”）当教师的朱毅，为处理妹妹的婚事，但有事实为证：很快，他突然在街上碰见穿便装的曾昭银。他奇怪了：
“昭银，你怎么回来了？当兵一年就有探亲假？”
“不，我得了一场肝炎，身体不好，从部队上退伍下来。我正想去找你哩，你在赣州市朋友多，影响大，看在战友一场的情分上，你得帮忙给我找个合适的工作……”
朱毅仍有点奇怪，这小子参军前是市革委筹备组的负责人之一，怎么今天看矮了自己，还要我这个过路客给他找个工作？想归想，一向待人热诚的朱毅还是去跑腿了，很快，曾昭银被安排进了抽水机厂工作。
那段日子，曾昭银几乎天天来朱毅家，看他那副神不守舍、眉眼转悠的样子，朱毅觉得他一定有什么心事要对自己说。他却天天东扯葫芦西扯瓢，直到4月27日这一夜，他住在了朱毅家，才露“真言”“李九莲这样的人，文笔又来得，嘴巴又厉害，思想又纯洁。如果一个人搞政治，有她在身边当助手，了不得。朱毅，你看她怎么样？”此时，他蕴含复杂又有几分期期艾艾的目光，好似汽车前窗上的刮雨刷子，在朱毅的脸上扫了又扫……
朱毅自以为是敏感的：这小子，十有八九在打李九莲的主意，纠缠这么些日子，显山露水了，原来是来试探我的。自己是与九莲关系不错，赣州的原红卫兵头头大概都是知道的。这种关系，一是因为彼此在“文革”中相知较深，观点常常一致；也因为在省城上大学时，在江西大学读书的九莲姐姐像照顾弟弟一样照顾自己，他也就很自然地将九莲视如自己的妹妹。彼此的关系仅此而已。
朱毅答道：“什么怎么样，在赣州，除了×××外，还有谁能比得过她的？”
曾昭银注意地听着。脸上泛起了几分失望之色，似乎还有什么不满足。
在朱毅内心看来，在气质、性格、学识上，曾昭银与九莲并不是很匹配的。出于对九莲的关心，他想证实一下，对方流露出来的东西，到底是属于一厢情愿，还是业已有了实际的进展？
他也试探着问：“怎么，昭银，她不理你呀？她真不理你，曾昭银被任命为赣州地区工代会常委。，我有一件事……”
曾昭银欲言不止。又是那种雨刷般的目光在打量着朱毅。也许是被对方异常的专注给惕惧了，终于，他不说了。
五年以后，朱毅才意识到自已低估了这个眼下与自己睡在一张床上的年轻人。
曾昭银接到李九莲的第一封信后，他很快将信交给了部队政治部。部队政治部又即转给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处理。
如同任何事物都能从两面去看一样，此举也是如此：曾昭银交出这样一封信，自然表现他立场坚定，爱憎分明。这样在风口浪尖上涌现出来的战士不提拔，还提拔怎样的？他收到这样一封信，自然也展露他与写信人关系不是一般，如此嚣张气焰的“反革命分子”，今天才交出来，以前你的革命警惕性喂了狗？这样不是思想上的共鸣者、便是政治上的糊涂虫的战士，怎么还能在解放军里呆下去？遗憾的是，部队的领导，偏偏采用了后一种思维方式，他被很快作退伍处理了，这结果，大抵是当初他没有料到的。
那段时间，曾昭银几乎天天来找朱毅，无非两种可能：要么，真是在感情上试探对方，若真与李九莲无什瓜葛，自己已经背上“黑锅”，那就干脆“黑”对“黑”，力争与李九莲结婚，并请朱毅帮忙。要么，在政治上试探对方，在众人里李九莲应该受他的影响最大，既然已经把李九莲抛出去了，那就干脆抛彻底，连她的“同党”也一起抛出去，以改变自己的逆境……
人是复杂的，又是在那样一个复杂的年代，至今也难品味出曾昭银当时究竟是出于何种心境，抑或是两者兼而有之，不过伺机而动？能明确的只有交出信的后果--
1969年5月1日，赣州地区革委会保卫部查抄了位于赣州市陈家巷七号的李九莲家。
在她房里，抄出同年元月至4月14日写的三十余篇日记。保卫部认定李九莲写给曾昭银的那封没有署名的信为反动匿名信，搜缴的李九莲日记是反动日记，于同年5月15日，以“现行反革命罪”将其正式拘留审查。
5月1日，李九莲被带走的几小时后，曾昭银气喘咻咻地来到朱毅家。
“李九莲被抓走了……”
毛泽东主席是精通兵家韬略的。他“放手发动群众”，搞“大民主”，打“民意牌”，将人民群众对党和国家内在机制上的严重缺陷与种种特权的愤慨，引导到对他本人有利的党内斗争方向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