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报告文学创作来说，作品的现实性自然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这种现实性并不排斥以现实性为基础，把认识的目光投向更加宽阔的生活领域中去的。那种只强调报告文学的快速现时性的主张，自然也是不错的。但是，我们不能凝固地看问题，不能把报告文学的现实性理解成一个僵死的教条，只是简单地用时间概念来理解这个问题。现实是历史的延续，历史是现实的起始。单纯地去看现实往往是不易看得清楚的。而把现实放到历史的过程中去看，方能看得分明清楚。也许，不少作家正是分明地意识到了这一点，才在他们的创作实践中多把审视的目光由现实延伸到稍远或更远的历史生活中去。从而，就在较为广阔的生活背景下更加清楚地认识了现实。
有的人不承认稍多地介入了历史生活的报告文学的现实性，认为它太多地报告了历史生活而远离了现实，因此也就失去了报告文学的功用。这是对报告文学的一种狭窄的理解，把报告文学人为地简单化了。若是人人都如此地认识理解报告文学的话，那么，报告文学就只能是些对生活进行现炒现卖的文字了。这样的结果，既模糊了报告文学同新闻的区别，又严重地减弱了报告文学的社会功能，使它无形中减弱了对社会的影响。这是不利于报告文学的创作和发展的。
今天，报告文学已经用它自身的成功实践大大地发展了自己的表现方式，丰富了自己的题材内容。它完全可以立足现实，放眼历史和未来，对社会的现实生活作大范围的思考，从而以新思维、大智慧、大笔墨影响社会。在社会的现实和历史生活中留下自己的足迹。
我把这种立足现实放眼历史，以一部或是几部作品很好地报告了一个行业的历史面貌，报告了一个地方的社会历史变迁状态，从而在历史和现实的两面都有较好的表现的报告文学，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李鸣生的“航天三部曲”，可以说是这种“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很好例证。另外，早期作品像瞿秋白的《俄乡纪程》、范长江的《中国的西北角》等。近期的创作中有李延国的《中国农民大趋势》、赵瑜的《强国梦》、李存葆、王光明的《沂蒙九章》、钱钢的《海葬》、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温故戊戌年》等等。“史志性报告文学”称谓的提出，是对一种非常突出的创作现象的理性总结。同时，它也是对报告文学创作态势的一种认真把握。我以为，在读者接触并认识了这些出色的报告文学作品之后，人们对于“史志性报告文学”也许会有一种“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感觉。
“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出现，不光扩大了报告文学作家的思维和视野，也极大地丰富了报告文学的题材领域，使报告文学找到了新的驰骋天地。“史志性报告文学”依然坚持报告文学的鲜明现实性原则，始终把关注的目光和思辨的焦点放在社会现实生活当中。它把目光和思维投向宽泛的历史生活，在文化经济等天地间漫游，其目的也完全在于以历史生活、以文化经济状态为参照来更加清楚地认识现实生活的内在本质。这种行为，绝不是无目的的随意行为。报告文学是个现实性很强的文学品种。但是，现实性不是现时性。简单地用时间性来看待报告文学所表现的事件和人物，并以此来判定报告文学的现实性程度，是一种机械的行为。“史志性报告文学”并不脱离现实性要求，而且借助更多，更丰富的历史参照来审定现实，因此，它更能接近现实的本来面貌。例如，李鸣生若不是历史地写出了“东方红卫星”在研制以至发射过程中经历的那许多艰难和曲折，它就不能很好地，很全面地报告这一事件。而只是接受一个结果，却把结果产生的过程隐去，怎么能分明地认识这个结果呢！李鸣生的报告文学之所以对人们认识今天的航天科学活动有许多帮助和启发，其原因就在于他历史地表现了现实，他的作品具有一种明显的“史志”品格。很难想象，若是没有了这种“史志”品格的话，那么，李鸣生的报告文学该是个什么状态！我想，自觉分明地在创作中表现一种“史志”品格，这不光是李鸣生报告文学的成功，也是李鸣生对“史志性报告文学”的贡献。
三
李鸣生的报告文学，在其形式上也是能给我们一些启发的。
报告文学在其初期发展阶段，因为还不能完全从新闻的范畴脱离出来，所以，在其形式上一般都比较短小。因为篇幅短小，应变起来就快速灵活。也许是根据报告文学的这种表现，有人就把报告文学称之为“轻骑兵”。报告文学的这种“轻骑兵”式的表现，在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环境下，例如战争、大灾害的状态下，是有很强的功能和表现力的。因为，在这种复杂多变的社会生活状态下，人们更多的关心的是生活外在状态的变化情形，这时，快速性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但是，在社会生活相对平稳的环境下，人们关心的是生活的比较内在的矛盾冲突及其演变情形。这时，快速性已经不是非常重要的了，重要的是作家对生活的观察认识判断能力。因此，始终不变的以“轻骑兵”的活动特点来要求报告文学，就不是完全妥当的了。报告文学的形式是和它的内容结合在一起的。相对单薄的内容是和短小的篇幅配合在一起的。而重大的事件和丰富的内容是要有较大的结构和篇幅来承担的。许多人发现，今天的报告文学在篇幅上已明显地加大加长了。这不完全是个外在形式的问题，而是内容对形式的要求的结果。李鸣生的“航天三部曲”，在报告文学的形式和内容上都是一种新的表现，既有丰富的内容，又有相对应的较大篇幅。在大的题材范围内，《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走出地球村》是有相互联系的，但是，它们又都是相对独立的个体。在创作的过程中，作家从相近但却有所区别的题材上独立谋篇，找出各自包含的不同的社会文化内容加以生动报告，从而使内容和形式达到了和谐一致。既不空泛，也不零散，有一种凝重丰富的美。
李鸣生的作品，在形式和内容上是融合得比较好的。我们在他的作品里是看不到那种头重脚轻的情形的。他总是把题材、内容和形式安排得比较适当，而不像有的作品那样，要么题材大内容小，要么题材大内容也丰富，但形式却散乱芜杂、李鸣生作品在形式上的成功，是和他对题材的准确认识与把握分不开的。例如，《飞向太空港》，作者就在报告中美双方合作发射“亚洲一号卫星”的过程中，生成一种美好浪漫的畅想，呼唤人们超越政治、民族等间隔，在科学的基础上团结协作，共同寻找和建造人类的新家园。这种不局限于事件报告的美好畅想，伴随着所有的事件描写，既现实又浪漫。再加上作者在描写时常常把叙事与写人结合在一起，这样，实际就在内容和形式上有了一种内在的联系，内容成全了形式的完整。《澳星风险发射》，报告“澳星”的发射失败与成功。这样的题材对象，初看起来，是不易放在一起来报告的。但是，李鸣生从这完全不同的两种结果中，发现了一个共同的主题。这个主题就是：人们应当如何来认识成功和失败。一个很有意义的主题设定，一下子就把两个看似完全不同的事件统一起来了，在其表现形式上十分紧凑。也许，《走出地球村》的内容最为多样，弄不好就会杂乱无章的。可是，李鸣生用一条历史文化的线条把相关的内容串联起来，使它们各得其所。作品内容丰富多样，可是结构严密，线条明晰。在李鸣生的报告文学作品中，我们几乎看不到那种在形式上的恶俗表现的。如人们厌烦的那种大而无当的结构方式，那种杂乱无章的资料信息堆砌等。在报告文学创作中，面对大量真实的材料，篇章结构是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的问题，在不小的程度上是个结构的方式问题。李鸣生在这方面的努力是应当肯定的。
李鸣生是九十年代以后成熟起来的报告文学作家。他以他的作品引起了读者的喜欢。他作品在题材和表现中的个性特点是十分明显的。我十分看重他的成功。因为，他在自己成功的同时还为报告文学作家创出自己的个性风格提供了例证。但是，李鸣生的报告文学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我们不否认李鸣生报告文学的现实性，可也应当指出，他作品的这种现实性更多的表现在浪漫畅想和文化层面上。这种现实性对现实尽管有深层的参与效果，但它对眼前的现实的影响毕竟还是缓慢的。我们绝不是排斥李鸣生如今的成绩，可是我希望李鸣生的报告文学能给现实生活以更直接、更有力的冲击。
1996年8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