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多年来人们认识和理解报告文学新闻性的主要理论依据，也是许多作家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所依循的理论准则。从茅盾先生的观点中，我们可以发现，他几乎是把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同报纸新闻等同起来的，所不同的只是表现的方式有所区别。把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如此紧密地和报纸新闻结合在一起，这对于报告文学来说，我以为是不尽科学适当的。随着新闻传媒手段的丰富和报告文学表现方式的多样，茅盾先生的这种看法似乎是有明显的局限性和具有束缚性了。报告文学应当面对现实社会生活，及时地对生活中热点矛盾和人们关注的事件人物作出反映，但报告文学不能是文学化的新闻，它应当是一种密切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的文学创作活动。若是过分地强调报告文学的新闻性，或是直接把这种新闻性与报纸、电台新闻等同起来，搞不好就会使报告文学失去了自己的自主性，而成为新闻的依附。多年来，报告文学之所以不能独立，一个重要的原因，恐怕是没有和新闻保持一定的距离，掉入新闻的误区有关系的。不少人把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当成了现时性，盲目地跟着新闻跑，紧紧地把握着新闻的手，末了，作品的新闻性未见突出，文学性也没有多少踪影。报告文学作家不应像新闻记者那样每时每刻都睁大眼睛，伸长耳朵地去发现消息，而是要关心社会生活较深层次的矛盾，重视和分析表现那些带有全局影响的事件和人物，在思想情绪和思维的深层面上来参与现实生活，而不是要去同新闻媒体争地盘。作家的视野不脱离现实社会生活的紧要矛盾，创作不回避现实生活的内在问题，在纷纭的生活里寻找属于自己的新闻性内容才是重要的工作。严肃分明的现实性就是报告文学所需要的新闻性。因此，我把人们时常说的报告文学新闻性称之为现实性。我以为，这样更加有利于对报告文学的理解和把握。
正是因为对报告文学现实性理解要求的不一致，才有了对一些新的报告文学现象的分歧看法。有的人把报告文学的现实性（新闻性）简单地同报纸、电台新闻相衔接，认为报告文学只有不离开现时的新闻中心才具有现实性，才是表现了报告文学的特性。在这样的认识下，一些在内容上和现实社会生活有着密切联系的报告文学作品就不被承认，或是认为不具备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其实，新闻性也不一定就都是刚刚发生的事件，只要是新发现的，和现实社会生活有一定关系的一切事件人物和故事，都是具有新闻性的。在历史生活事件中有了一种新的见解和思想收获，而且这种见解和思想对于人们认识和理解现实生活很有帮助，这种见解和思想就具备重要的新闻性。例如，不断发生的考古发现，因为有了新的资料人们对历史事件、人物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等。所以，若是把新闻性凝固起来也是会不能充分地掌握新闻性的。而现实性是一个包容了新闻性又比新闻性较为宽泛的概念，所以它更加适用于对报告文学的认识和把握。用现实性的概念也容易把报告文学的新闻性和报纸、电台的新闻性区别开来。
事实上，在报告文学创作中早已出现，只是到九十年代变得突出起来的许多以现实的眼光审视历史重大事件的作品，已经在创作的实践上解决了以上的问题。我把这种类型的报告文学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史志性报告文学”是报告文学向社会生活更深层次的开掘，是对报告文学题材领域的有力拓展。它是在更加宽泛的社会生活环境中对现实生活的一种认识和把握。“史志性报告文学”的思维核心是现实生活的敏感内容，只是借助了某些历史的、行业和地域文化的资料，因此，这种类型的报告文学作品，在其思想内容方面对现实社会生活有着明显地参与认识作用，在它的内容表现上又是有着突出地述史写志的特点。“史志性报告文学”在历史的有关领域寻求和报告对现实有启发和参考的内容，试图以史为镜，更清楚地了解和把握现实。所以，这样的作品具备史的性质，但它和那种目的在于弄清历史面貌还原历史生活本来状态的纯粹的历史研究不同；因为是在历史的矛盾事件或重要人物中发现对现实有启示性的内容进行报告，所以，它在表现形态上又区别于那些直接报告现实生活矛盾事件或重要人物的报告文学作品。如果说，大多以现实题材为对象的报告文学有着比较浓厚的现实生活气氛的话，“史志性报告文学”因为是以历史题材为对象的报告文学，就有着显然的历史内容和思辨力量了。“史志性报告文学”的重要特点，就是在实现报告文学的同时有了一种可喜的史志价值。因此，它在文学和历史的两个方面存在价值和意义。
在中外报告文学创作的历史上，“史志性报告文学”的范例是很多的。外国的如约翰·里德报告1917年苏维埃“十月”革命斗争情景的《震撼世界的十天》，虽然是在事变发生后几年才出现的作品，但仍然受到列宁的高度评价。像阿达莫维奇和拉格尼合作的，报告1941年***侵略者长期包围列宁格勒，对人民造成极大苦难和人民英勇抵抗情形的《围困纪事》等就是很好的范例。在我国的报告文学创作历史上，这样的作品也是不少的。如瞿秋白在1920-1924年间记述自己在苏联生活见闻的作品《俄乡纪程》、《赤都心史》，范长江报告三四十年代中国西北地区社会生活状况的《中国的西北角》。新时期以来，这样的作品也陆续出了一些，像黄济人的《将军决战岂止在战场上》，大鹰的《志愿军战俘纪事》，钱钢的《唐山大地震》、《海葬》，麦天枢、王先明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邓贤的《中国知青梦》，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等。解放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革命斗争报告文学丛书》，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的《抗日战争纪实丛书》等，更是“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大工程。所以“史志性报告文学”并不是一个全新的文学形态，不过是因为我们对它认识得晚一点就是了。
本书编入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历史不会永久被淹没》、《走出地球村》和《沙漠风暴》，是九十年代以来“史志性报告文学”中的一部分。这些作品在其初发表时，就在读者中有重要影响，曾经备受人们称赞。是它们和其他一些作品一起明确了“史志性报告文学”的品性和特点。因为它们的成功创作，才有力地显示出这种类型的报告文学的作用和力量。所以，这些作品在我国报告文学的历史上都会有一种特殊的地位和价值。
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报告的是1905-1906年间在大清王朝上层发生的一次夭折了的变革活动。作者在充分地掌握历史资料的基础上，沿着历史事件的进程时序，从容而又生动简练地描述了事件自发生、发展、结束的全过程。作品对参与了这次变革活动的主要人物袁世凯、瞿鸿、慈禧等人对待变革的态度、行动作了形象的报告，用他们的言行鲜明有力地表现了各自的性格和形象。这次由封建王朝上层人物提出并开展的变革活动，本来是有进步意义和成功的可能的。但是，最终却因为袁世凯和瞿鸿为代表的权力双方的严酷斗争而彻底破产了。作品报告的是一次封建王朝的变革活动，它自然完全不能和我们今天所进行的伟大改革活动相比较。但它足以使人看到，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任何一项重大的变革活动都是充满了各种矛盾和激烈的斗争，是非常艰难的。作品描述出的斗争情形使人感到惊心动魄，笔下的人物性格很有力度，形象栩栩如生。在历史的生活事件中意识到对现实有用的参照内容，在报告历史生活时成功地描写出历史人物的性格形象，在新的资料支持下回复历史生活事件的原来面貌，是张建伟的报告文学成功的主要原因。张建伟的这部作品发表之后，得到了历史研究和文学创作界两方面的称赞，绝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是和作家从现实生活的视角出发走进历史，又巧妙地从历史返还现实，在尊重历史事实和文学特性规律的基础上，文学艺术地表现了历史生活事件的努力分不开的。
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是围绕着长江三峡水利工程的提起和是否实施进行的追踪报告。长江三峡水利工程，是世界上少有的大工程。它的兴建，不光是一个纯粹的水利工程，它牵扯到长江流域的生态平衡、水量调节和移民等许多问题，十分复杂。所以，新中国建立之后，毛泽东尽管早就有“高峡出平湖”的想望，但是，因为在水利专家中有主上和主下的两种意见，再加上诸如政治、经济、军事等复杂因素，这项工程一直是说说停停，长时间不能确定下来。直到1992年4月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七届五次会议通过《三峡决议》之后，三峡水利工程才正式决定上马。卢跃刚的作品，通过追溯的方式，报告了主上派代表人物林一山和主下派代表人物李锐等人多少年来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和交锋，并沿着这条线对有关三峡工程的历史作了生动详尽的报告。林一山和李锐，虽然是不同主张的对立双方，但是，在作者看来，他们都是有着强烈的报国精神和责任感的人。在这样有关国家大政的问题面前，他们敢于直言，勇于坚持自己的观点，就是无私品格和高尚人格的表现。他们的这种表现，并没有因为毛泽东等人的介入而有所影响，就更加地显得可贵。作者在为长江三峡的历史书写了一本文学式的历史的同时，十分艺术化地描绘了林一山、李锐、潘家铮等几个真实人物的性格和形象。在长江三峡工程的争论和最后形成决议的过程中，人们是不难看到许多民主之风和正常秩序的表现的，这其中所蕴含的政治、思想和作风内容，是具体的三峡工程所不能替代的，对人会有多方面的启示参照作用。
何建明的《历史不会永久被淹没》，对极大地影响了人民共和国的经济、政治乃至命运的大庆油田的发现过程进行历史真实的报告，对于人们准确地了解和评判重大历史事件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内容。在大庆油田的发现中起了至为关键作用的，多年后被中外新闻界和科技界称之为“中国石油之父”的我国着名地质学家黄汲清的作用，多年来因为种种复杂的原因被人为地忽略了。这是一种因为不正常的政治生活和人的失准行为而造成的历史遗憾，是历史的真实面貌被遮挡而存在的历史缺陷。何建明在现实已经对这种历史的遗憾和缺陷进行了修补之后，用报告文学的方式真实地再现了历史的事件和人物的行为，实际上是一种对历史的尊重和修复，无疑有着积极的价值和作用。何建明的作品尽管用文学的笔墨描写了黄汲清等人的历史行为和思想性格，但是，因为作者有着某种内在的纠偏希望，所以，在文学艺术的表现方面显得不足。但是，能够因为自己的作品而使一个重大的历史事件为世人所明晰，这作品所表现的现实作用和历史价值就已经客观地存在了。
李鸣生的《走出地球村》，是他“航天四部曲”系列报告文学中的一部（其他三部是《飞向太空港》、《澳星风险发射》和《远征三万六》）。在这个系列报告文学作品中，李鸣生几乎用报告文学的形式为中国的航天事业写了一部历史书。从我国古代人们的飞天梦一直到这梦经过几千年的时间，经过多少代人坚韧不拔的探索研究，终于在我们这代人手里将其实现的漫长过程和不懈努力情景都被作家作了生动的描述。作品以十分充沛的激情和更多的笔墨报告了新中国建立之后在航天领域取得的辉煌成就，热情地表现了许多把自己的生命和心血汗水投入到航天事业的科学工作者的精神和行为。《走出地球村》着重报告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卫星研制发射过程中有关政治、经济、军事、科学、外交等许多相关的内容。作品所提供的大量同卫星研制有关的历史生活信息是极有价值的，它对于人们认识1972年前后，“文化大革命”那个特殊岁月的生活现实是非常有帮助的。那是一个灾难的年代，那是一个有太多滑稽和苦难的年代，但就是在那样的年代，中国的卫星上了天。这其中所包涵的社会人生的，科学的种种复杂性很值得人们深思研究。李鸣生的作品在历史和现实的两个层面上都有意义。它既属于历史，也属于现实。它的历史意义在于它真实地报告了历史；它的现实意义在于它通过具体的人，具体的事，通过一个重要的科学领域较为深入准确地认识和表现了历史。《走出地球村》信息密集奇特，人物的性格命运和行为富于个性，有很强的可读性。
张胜友的《沙漠风暴》是报告1990-1991年间“海湾战争”的作品。也可以说是在我们很少的国际题材报告文学作品中曾经为人们较多关注的作品。1990年8月2日凌晨，伊拉克突然采取军事行动，以闪电式的进攻吞并了主权国家科威特。此后，国际社会立即进行军事干预，海湾战争爆发了。张胜友的作品从伊、科危机发生时写起，到战争的结果基本明朗时结束，在很短的篇幅内十分生动明晰地报告了战争的进程及有关的内容。是用报告文学的手段反映这场二战以来规模最大的现代化战争的稀有作品。作品在客观描写方面的成功，实现了对战争的历史复原，作品在叙述战争的生动形象性方面实现了文学的报告。这是一篇开阔人的视野，增长人的见识，让人了解国际大事件的优秀作品。
从以上的作品中，读者是不难领略和感受“史志性报告文学”的特殊形态和丰富多样的表现内容方式的。可以说，“史志性报告文学”是一种刚刚被人发现，但还没有充分为人们认识，发挥它的特殊功用，促使其迅速达到辉煌的报告文学形态。如今，人们在面对它的时候，也许还会有不同的看法和感受，有人甚至不愿意承认它的报告文学地位。但是，它的个性和存在已经是一个事实。完全可以预料，随着人们对“史志性报告文学”的认识理解，随着越来越多的这类作品的出现，在以后的时间里，“史志性报告文学”一定会在中国的报告文学创作中不断造出绚丽的风景。
1997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