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新的世纪开始的时候，回顾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的报告文学创作，人们不难感到，报告文学创作尽管没有八十年代中后期那样火爆热烈，不时还能听到一些不满足的感叹，但是，举目环顾，认真检索，仍然发现，报告文学创作还是取得了许多收获，有明显的改变和发展，依然是中国最有成绩的文学领域之一。
进入九十年代以后，报告文学创作一方面继续沿着八十年代后期的那种积极关注社会问题，反映重大社会事件的创作态势发展，出现了如：马役军的《黄土地、黑土地》、邓贤的《中国知青梦》、李存葆、王光明的《沂蒙九章》、杨守松的《昆山之路》、卢跃刚的《以人民的名义》、李鸣生的《航天四部曲》、黄传会的《中国“希望工程”纪实》、《忧患八千万》等优秀作品。同时，报告文学作家面对新的社会生活环境和对象，其间是有过这样那样的彷徨，有过不同的调整和选择。在经过一次严重而复杂的审视和设计之后，报告文学创作有了一些新的有效的探索和实践，取得了不少读者认可的优秀作品。张建伟的《中国院士》（与邓琮琮合作），徐剑的《大国长剑》、《鸟瞰地球》，杨黎光的《没有家园的灵魂》，一合的《黑脸》，邢军纪、曹岩的《锦州之恋》，何建明的《共和国告急》，陈桂棣的《淮河的警告》，徐刚的《中国风沙线》、《最后的疆界》，王家达的《敦煌之恋》，胡平的《美丽与悲怆》，江宛柳的《没有掌声的征途》，解思忠的《盛世危言》、《国民素质忧思录》，胡世忠的《最后十九小时》，程童一等人的《开埠》，韩作荣的《城市与人》，黎云秀的《风华少年》、《凋谢的花季》，冷梦的《黄河大移民》，丰收的《四上天山的女人》，方军的《我认识的鬼子兵》以及新近出版发表的李鸣生的《中国863》、赖妙宽的《忠诚》、王宏甲的《现在出发》、刘元举的《中国建筑师》等等。这些作品，无论在题材内容还是表现方法上，较之过去，都有了不少的开拓和变化，对于丰富和发展报告文学创作有非常积极的作用。这是一处独特的文学风景。
在近些年的报告文学创作中，尽管有一些像何建明的《落泪是金》、《中国高考报告》，李鸣生的《国家大事》，赵瑜的《马家军调查》，卢跃刚的《大国寡民》，汤世杰的《土地诗篇》，徐刚的《地球传》、《长江传》，徐志耕等人的《九江狂澜》、《遏制江河》，徐剑、陈昌本的《水患中国》，邢军纪等的《大沉浮》、《北中国的太阳》，谭谈的《大山的倾诉》，梅洁的《西部的倾诉》等这样密切关注社会生活现实矛盾和重大事件的作品，但是，就现实社会生活对于报告文学的要求和读者对报告文学的期待来说，显然还是有一些差距的。报告文学作家对于现实社会生活矛盾关注的不力和对不少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缺少及时、独特、深刻的反映，作品缺乏对社会生活的冲击力、影响力，使这种差距存在显得特别的明显。这种创作状况的存在，对于报告文学这种有着分明现实性要求的文学品种来说，不应该忽视。关注现实社会生活的矛盾和人们的关注热点，这是报告文学优于其他文学形式而特有的个性优势，报告文学在此理当有所作为。当然，报告文学创作有其特殊的个性规律，在一定的意义上看，它不完全是个单纯的文学创作问题。
它因为直接的社会性行为而与社会人生有着紧密的联系，因为真实性与对事件人物和矛盾的辨析评价而同时具有非常严格的要求和操作的难度。对现实社会生活矛盾介入较少，对一些社会热点问题接触较少，这不仅是报告文学作家的自觉性问题，事实上还存在着作家对纷纭的现实社会生活不易透彻认识把握的问题，还存在着作家在真实地报告生活人物事件时可能会引起这样那样的麻烦，乃至纠纷官司以至风险的问题。所以，报告文学创作是需要社会环境的配合和社会公众的理解与支持的一种文学活动。应当指出的是，不少报告先进模范人物和重大工程事件的报告文学，大都是在各新闻媒体对某一对象进行了集中充分的报道之后，才去接触这些对象的。尽管作者在进行报告时带有充分的热情，极力表现人物和事件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但是，因为作者未能向人们提供比新闻更多的信息和个性化的理解，不大接触事件中确实存在着的矛盾冲突和灰色内容，作品在读者中依然产生不了重要的影响。太多功利性的宣传目的和缺乏新的理性开掘的功夫，是这些作品很难说是成功的创作的主要原因。以智慧的理性来观察认识现实生活的作品较少，而一般的应景应时作品太多。这造成了报告文学创作现状的尴尬局面（至于大量打着报告文学旗号，实际上是一种精神、利益运作的“广告文学”一直是不在我的视野之内的）。我们既不满足对现实社会生活矛盾和人们关注热点表现的欠缺状况，同时，对于报告文学在表现现实社会生活人物事件时存在的偏失也感到遗憾和无奈。
用一种现实的眼光重新审视历史生活事件和人物，在历史中发现和总结对今天的现实生活有启示性的内容，这是近些年来不少被我称之为“史志性报告文学”的作品的一个鲜明特点。鉴古识今，温故知新。这是人们在新的社会生活面前常有的思维方式，也是许多文化研究、文学表现的常用方法。报告文学是一种现实性要求很强的文学形式。但是，对报告文学的现实性要求也不能过于机械和狭窄的理解，认为只有那些描写了现实的人物和事件的作品才具有现实意义。而认为那些有感于现实生活矛盾，在多方寻求一种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认识与理解时，通过向历史的资料进行调查之后，有了一种新的历史认识和文学表现的报告文学就没有现实意义，就不是报告文学的意见显然是简单化的结论。报告文学的现实性，除了它报告的内容有一种现实性的要求之外，重要的是需要一种对现实社会生活矛盾的参与精神和思考认识的努力。只是在表面形式上存在现实意义，而在骨子里很少关联现实的理性内容，那么，这种现实性就只是一种简单的，没有多少意义和价值的应时应景行为，对于现实倒是可有可无的了。张建伟的《大清王朝的最后变革》、《温故戊戌年》，徐志耕的《南京大屠杀》，麦天枢的《昨天——中英鸦片战争纪实》，卢跃刚的《长江三峡：中国的史诗》，李鸣生的《走出地球村》，金辉的《恸问苍冥》，郭晓晔的《东方大审判》，黄传会的《龙旗悲歌》，郝在今的《协商建国》，邓贤的《流浪金三角》等许多“史志性报告文学”，之所以在读者中有不小的反响，受到人们高度的评价，就在于它对于历史和文学，对于过去和现在都是有积极良好的参考作用的。正是这种形态的报告文学的大量存在，在报告文学直接反映现实社会生活不力，优秀作品稀微的时候，支撑着报告文学创作的大厦，使报告文学在一种新的形态上表现出充沛的生命活力。
在所有的文学创作中，形式都是服从于内容，适应内容的需要而表现出自己的作用和价值的。报告文学在形式上表现出的重大变化，也是新时期报告文学创作所提供的一种可喜内容。为了适应现实需要，承担更加丰富厚重的题材内容，报告文学创作中出现了长、中、短不同的表现形式。这本来是报告文学正常的发展需要而出现的现象，应该感到欣喜而不是奇怪。可是，当小说创作在大力提倡长篇小说创作的时候，却有人不时地对长篇报告文学提出责备和质疑。这并不是说作品的篇幅长就一定是好的现象，而是说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是单从篇幅的长短上来看待问题和解决问题。更不能因为长篇报告文学作品的数量较多，有些作品不成功，有贪大求全的弊病，就怀疑长篇这种形式，就认为只有短的作品才能体现报告文学的特点和优势。因为有了长、中、短这种适宜不同题材内容的形式存在，报告文学创作才有了今天斑斓多姿，这样灵活多样的创作局面。但是，在如何使形式和内容实现完美地结合方面，今天还是报告文学作家需要认真研究和谨慎处理的问题。
2000年7月24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