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直率批评苏东坡的女诗人和她的命运历程
李清照，是个命运不济的才女。她的这句诗，几乎像谶语一样，兆示了她不幸的一生。试想，一朵飘零的落花，跌进流水之中，任由沉浮的际遇，难以自主的命运，不正是她命途多舛的形象写照吗？
红藕香残玉簟秋，轻解罗裳，独上兰舟。
云中谁寄锦书来？
雁字回时，月满西楼。
花自飘零水自流，一种相思，两处闲愁。
此情无计可消除，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这是她的早期作品，当作于1103年（北宋崇宁二年）的秋天。
那年，李清照二十岁，也是与赵明诚婚后的第三年。花样年华，新婚燕尔，应该是女人最好的岁月。然而，“花自飘零水自流”，实在是句极不吉祥的谶诗，像埃及金字塔里那条法老的咒语，“谁要触动了我，谁就不得好死”那样，其应验之灵之准，使得她的一生，简直脱不开“花自飘零”四字。而且，正是从这首词开始，被流水不知带往何方的飘零命运，也就开始了。
这既是一个女人的悲剧，也是一个文人的悲剧，更准确地说，是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绞肉机中，一个无辜女诗人的悲剧。
故事得从1100年（元符三年）说起，正月，哲宗驾崩，赵佶嗣位，是为徽宗。这个在中国历史上数得着的昏君，一上台，便倒行逆施起来。
1102年（崇宁元年）夏五月，将司马光、文彦博、苏轼等，籍为“元佑奸党”。
七月，李清照之父李格非，“以文章受知于苏轼”（《宋史》），为苏门后四学士之一，顺藤摸瓜，在劫难逃。七月乙酉，定案“元佑奸党”十七人，李格非名列第五，罢官。
九月，宋徽宗御书奸党人名，凡百有二十，刻石京师端礼门，以示儆尤，李格非名列其中，充军广西象郡。
1103年（崇宁二年）四月，毁司马光、吕公着等绘像，及三苏，秦、黄等人文集。
九月，令天下监司长吏厅各立“元佑奸党碑”。党人碑刻三百零九人，李格非名列第二十六。
1104年（崇宁三年）诏御书所书写之奸党，不得在汴梁居住，凡亲属，无论亲疏，遣返原籍。
1106年（崇宁五年）春正月，彗星出西方，太白昼见，诏求直言，方有毁碑之举。
1108年（大观二年）春正月壬子朔，宋徽宗大赦天下，党禁至此稍弛。（据上海古籍出版社《李清照集笺注》）
据说，宋太祖赵匡胤登基后，有过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得杀诤臣，不得杀读书种子。是否如此，未见正史。但赵姓皇帝对待知识分子，尚属礼遇，不算那么刻薄。在中国封建社会中，文人做官，做到部长级，国务委员级，副总理级的高层职务，也就只有宋朝的范仲淹、王安石、欧阳修、司马光、苏轼等人，达到如此官位。他们出入宫禁，位列中枢，掌握机要，筹谋决策，真正受到帝王重用，那才真叫当官，绝不是当摆设，充玩艺，起花瓶作用的闲差虚位。
有职有权，有威有势，足够让今天已做官的，想做官的作家，或者诗人，艳羡不已。
李清照的父亲李格非，也非等闲人物，以礼部员外郎，拜提点京东刑狱，作为河南、山东一带的司法厅长，警察总监，官也做得不算小的。所以，平心而论，混账如赵佶者，尽管修理文人，不遗余力，通过党人案，大搞宋朝的政治运动，倒没有开过杀戒，没有砍人脑袋，总算不违祖宗规矩。不过，他先打“元佑奸党”，后打“元符奸党”，雷厉风行，严惩不贷，斗争从严，处理也从严，充军发配，妻离子散，打得大河上下，京师内外，杀气腾腾，鬼哭狼嚎，一也是蛮恐怖的。
最滑稽者，居然还有平反改正，落实政策一说。“元佑奸党”案，从1102年，到1108年，也颇符合当代政治运动“七八年来一次”的大限，实在让人不禁感叹系之。历史原来是一条环行路，敢情这一切都是古已有之的，能不令人咋舌？
北宋自神宗变法以来，到徽宗的双打，知识分子就不停地被翻烧饼，烙了这面再烙那面，烤焦这边，再烤那边，今天把这拨打下去，明天把那拨抬上来，后天，给打下来的这拨昭雪，再后天，又将抬上来的那拨打下去。这过程，正是李格非所不幸赶上的，在哲宗朝元佑年间蜀党被起用，到了徽宗朝崇宁年间洛党抬头，又被打下去的噩运。
可是，“元佑党人”都是正直的知识分子，都是有才气的文人，而“元佑党人”的对立面，几乎无一不是小人。一般来讲，古往今来，君子是搞不过小人的，可小人要搞君子的话，无不心毒手辣，极尽刁钻刻薄之能事。这种铭刻在石板上“元佑奸党碑”，就是中国一大发明，比西方的耻辱柱，不知早了多少年？随后，在中国历次运动中出现过的大字报，戴高帽，批斗会，喷气式，追本溯源，都是借鉴宋徽宗的这一手。
士可杀而不可辱，整人的人，对付知识分子，无一不是极尽羞辱之能事。
我不禁想起个人的遭遇，1957年，我到太行山深处的铁路新线接受劳动改造。他们喝令我，必须端着饭碗，在工地食堂立有“右派分子李国文吃饭处”的木牌那儿进食。顿顿如此，天天如此，这歹毒的主意真亏他们想得出来。现在来看，他们当然不是从宋朝学来的高招，但我相信所有这些整人的人，其人性恶的本质，都是胎里带，都是无师自通，自学成材的。
现在已经找不到李格非到广西以后的情况资料，是不是也要捧着饭碗，到奸党碑旁就餐呢？那就不得而知了。但是仍在开封的李清照，日子是不怎么好过的。第一，她不能不挂念谪放远方的老爹；第二，她不能不犯愁自己要被遣送的命运。株连一说，虽然出自秦朝，但是历朝历代的统治者，无不奉为圭臬。
宋朝，不可能有伟大领袖的“可以教育好子女”的“给出路”政策，但不可能没有以蔡京为首的“双打办公室”，以高俅领衔的“清查奸党工作组”。在中国，只要一搞运动，整人者，层出不穷，告密者，纷纷出笼，检举者，望风扑影，打小报告者，如影随形，立刻就是一个人才辈出的兴旺景象。一个诗词写得如此出色，人品生得如此出众的女诗人，能逃脱得掉这么许多业余警察的眼睛吗？
我真为当代那些受到无微不至呵护的美女作家额手称庆，她们幸亏没有生在宋朝，而托福生在有如此众多好色之徒的中国文坛，才有这份好运气的。
幸好，李清照的先生赵明诚很爱她，是那不堪屈辱的日子里，唯一的精神支柱。这位在太学读研或者考博的丈夫，既没有跟她真离婚或假离婚以划清界限，也没有立时三刻大义灭亲让她扫地出门，而是四处求情，辗转托人，送礼请客，以求宽容，挨一天算一天，尽量拖延着不走。
实际上，赵明诚完全可以求他的父亲赵挺之，这位官至尚书左丞除中书侍郎，相当于副首相的高级干部，只消说一句话，谁敢拿他的儿媳怎样。然而，此人很不是东西，“炙手可热心可寒”，就是李清照对这位长辈的评价。我不知道赵佶搞这次政治运动，会不会成立一个中央领导小组？如此今古一体的话，向来就是反苏轼，反蜀党，反“元佑党人”的赵挺之，这个急先锋，不是这个机构的成员才怪。江青不就担当过中央文革小组的副组长吗？估计，他很卖力气，很受赵佶赏识，很快擢升为尚书右仆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有倒霉者的同时，必有得利者。倘无论功行赏，谁肯去当打手？
赵挺之不会为双打分子的子女李清照缓颊的，一方面是亲不亲，路线分。
另一方面便是一种阴暗心理了，此人几乎绉不出几句像点样子的诗词，很生闷气，这和当年江青死整三十年代文化人一样，对他的儿媳，有妒火中烧的文人情结啊！
正是这许许多多的外部因素，李清照相当不是滋味，才有这首前景渺茫，后果难料的《一剪梅》。明人王世贞评说此词：“可谓憔悴支离矣”（《弇州山人词评》），这四字，大奇。我认为只有笛中人，过来人，才敢作此等语。因为其父王忬，藏有《清明上河图》，严东楼想要，王不敢不给，但又舍不得，只好搞了一份赝品送去。谁知被人揭发，由此忤怒严嵩，便找了别的借口，将他关进大牢。王世贞营救无计，眼看其父瘦毙狱中。这种相类似的感受，从时代背景这个大的角度，来忖度李清照写作时的心态，是说到了点子上的。
李清照崛起于北宋词林，实在是个异数。
她的一篇在中国文学史上，最为直言无讳的批评文章：《词论》，开头处先讲述了一个故事。
乐府声诗并着，最盛于唐。开元天宝间，有李八郎者，能歌擅天下，时新及第进士开宴曲江，榜中一名士先召李，使易服隐名姓，衣冠故敝，精神惨沮，与同之宴所，曰：“表弟愿与座末。”众皆不顾。既酒行乐作，歌者进。时曹元谦念奴为冠，歌罢，众皆咨嗟称赏。名士忽指李曰：“请表弟歌。”众皆哂，或有怒者。及转喉发声，歌一阙，众皆泣下，罗拜，曰：
“此李八郎也。”
然后，她从词的“别是一家”这种异于诗的韵文体裁的出现，和它的产生的时代背景，作了简略的表述。
自后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已有《菩萨蛮》、《春光好》、《莎鸡子》、《更漏子》、《浣溪沙》、《梦江南》、《渔父》等词，不可遍举。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者也。
接下来对北宋词坛兴起，对领导潮流的诸家前辈，谈出了她的看法。
逮及本朝，礼乐文武大备。又涵养百余年，始有柳屯田永者，变旧声作新声，出《乐章集》，大得声称于世。虽协音律，而词语尘下。又张子野、宋子京兄弟、沈唐、元绛、晁次膺辈继出，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至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学际天人，作为小歌词，直如酌蠡水于大海，然皆句读不葺之诗尔。又往往不协音律者。何耶？盖诗文分平侧，而歌词分五音，又分五声，又分六律，又分清浊轻重。且如近世所谓《声声慢》、《雨中花》、《喜迁莺》，既押平声韵，又押入声韵。《玉楼春》本押平声韵，又押上去声，又押入声。本押仄声韵，如押上声则协，如押入声，则不可歌矣。王介甫、曾子固文章似西汉，若作一小歌词则人必绝倒，不可读也。乃知别是一家，知之者少。后晏叔原、贺方回、秦少游、黄鲁直出，始能知之。又晏苦无铺叙；贺苦少典重；秦即专主情致，而少故实，譬如良家美女，虽极妍丽丰逸，而终乏富贵态；黄即尚故实，而多疵病，譬如良玉有瑕，价自减半矣。
对李清照这番语惊四座的论调，以引用此文的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说得最为刻薄：“易安历评诸公歌词，皆摘其短，无一免者，此论未公，吾不凭也。其意盖自谓能擅其长，以乐府名家者。退之诗云：‘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正为此辈发也。”清冯金伯《词苑萃编》卷九引裴畅按语：“易安自视其才，藐视一切，语本不足存。第以一妇人能开此大口，其妄不待言，其狂亦不可及也。”而陆放翁认为她的《词论》，绝非好为大言，有其独到的见解。他说，“易安讥弹前辈，既中其病。”既然指出其病所在，胡为大言？
她对晚唐词之“郑、卫之声日炽，流靡之变日烦”的评论，系针对躲进象牙之间的花间词风。温庭筠是花间派领袖人物，《旧唐书》说他：“能逐弦吹之音，为侧艳词。”那种空虚的精神，侈腐的生活，是不可能写出深远兴致和高蹈情怀的。她对唐之后，宋之前的半个世纪内，“五代干戈，四海瓜分豆剖，斯文道熄”的说法，认为战乱频仍，生灵涂炭的岁月里，文学只能是毁颓丧坠，沉沦不起。在此期间，“独江南李氏君臣尚文雅，故有‘小楼吹彻玉笙寒’、‘吹皱一池春水’之词。语虽奇甚，所谓‘亡国之音哀以思’也。”李清照说得没错，阶下之囚，朝不保夕、故国黍离，凄凉怨慕，亡国之身，动辄得咎，如此境遇，除“哀以思”外，还有什么更深的意旨可寻？她认为，一直到了宋朝，经过百年的涵养修整，出现相对稳定的文化发达现象，诗歌有了很大的进展。于是，她对当时兴起的词家，逐一进行批判，第一，她指出柳永的比较时尚，轻盈，迎合市井心态的作品，虽然大得人心，“几有井水处，皆歌柳词。”但李清照认为格调不够高雅，而“尘下”的说法，贬义就更明显些。第二，她一口气批评了六个人，张先、宋祁、宋庠、沈唐、元绛、晁次膺，评价就更加刻薄，说他们“虽时时有妙语，而破碎何足名家？”她这样说，当时的同行们肯定会跳的，可历史证明了她的预见，张子野除了“云破月来花弄影”，“柳径无人，坠轻絮无影”，“娇柔嫩起，廉幕卷花影”等“三影”外，宋子京除了“红杏枝头春意闹”外，别的那些破破碎碎不足名家的词句，可还有人记得？
接下来，她对晏元献，欧阳永叔，苏子瞻的批评，也是她这篇《词论》的最核心部分。在李清照看来，诗是诗，词是词，两者是存在着很大区别的。唐诗本来是可歌可唱的，到了后来，诗便停留在纸面上，成为无声的纯文字技巧的艺术。但词，是必须能唱出口的，柳永的词所以受到歌女的欢迎，就因为其一，可歌性，因为其二，市井化，因为其三，脂粉气，当然羁旅离愁，怨女深闺，晓风残月，长亭送别，绝对属于词写作范畴的题材，也是他拥有较多粉丝的原因。据说，他后来很潦倒，死后，无人收殓，连葬资也是那些唱过他词的歌伎们赞助的。李清照一生，写诗也写词，一直恪守这样诗词界际的分寸。在她笔下，诗言志，词寄情，两者有着严格的分工。她写诗，非常的政治，非常的现实，极具丈夫气概，绝非小女子文学，表现出她内心中英武的一面。譬如她的“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譬如她的“寻寻觅觅，冷冷清清，凄凄惨惨戚戚。乍暖还寒时候，最难将息。三杯两盏淡酒，怎敌他、晚来风急！雁过也，正伤心，却是旧时……”的《声声慢》，就完全是词的纯美之境界，绝美之文字了。
这一段，我在设想她落笔时会有所踌蹰的。她将这三位“学际天人”的大师，并列讨论，有其难处，因为苏轼与她父亲李格非关系匪浅，其父因受知于苏轼，系苏门后四学士之一。她要来挑这位她父亲老师的错，不得不拉另外两位前辈陪绑。其实，我们知道，晏殊的《珠玉集》和欧阳修的《六一词》，很少有“不协音律”和“句读不葺之诗。”而且，李清照有一首《临江仙》，词前有序，“欧阳公作《蝶恋花》，有‘庭院深深深几许’之句，余酷爱之，用其语作‘庭院深深’数句，其声即旧《临江仙》也。”所以，由此可知，她批评“不协音律”，批评“句读不葺”，就是对苏东坡以诗作词的否定。
王灼在《碧鸡漫志》中说：“东坡先生以文章余事作诗，溢而作词曲，其高处入天，平处尚临境笑春，不顾侪辈。”也说明历来评家，对这位大师不受词曲规范的制约，不按词曲音律的填词择字，也是有看法的。李清照当然有理由指责，豪放有了，然而“不协音律”、“句读不葺”，词的音乐性，可咏性，节奏感，韵律感，被削弱，被损抑，光彩也就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