鬼主意太多的尼旺在玉龙村建议悄悄修蓄水池，缺水缺穷的人们听了他的建议，认为把水储存起来就万事大吉了，于是处在上水处的玉龙村把水截流了。战堆村用不上水当然不干了，拿起锄头和铲子要填平玉龙村的蓄水池，一个要保卫一个要铲除，斗殴的惨祸自然就发生了。
不堪回首啊，整整九死十二伤，死的躺在地上，走了就走了；伤的躺在病床上，扬言这仇非报不可；比大跃进还大跃进的尼旺也死在自己的鬼主意中。
蹊跷的是，这场人祸还没来得及处理，百年不遇的山洪暴发又把这个“陶瓷”工程毁得面目全非。这件事，上上下下处理了十几个人，坐牢的坐牢，革职的革职，包括“县革委”的刘主任，公社的王书记。精神上受到巨大刺激的王书记后来疯了，送进了绵阳精神病医院。
二十年后，已是县人大主任的大旺堆每每见到我，就鼓起牛眼瞪瞪我朝我努努嘴，不分场合开玩笑地叫我“惹祸篼篼”，意思是因为我放电影“惹下的祸事”多得要用背篼装，大旺堆那皱纹满布的嘴为调侃增色不少，仿佛对过去的岁月有了更为理智的评判含义。是啊，从“文革”活到改革开放近二十年，人们已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年代步入到了“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年代，是拨乱反正的巨大进步。
在藏东，“惹祸篼篼”专指爱挑起事端的人，我的妈，似乎当年那场命案是因为我放电影引起的。听上去很是委屈，但我一点不怪大旺堆，其实这个绰号暗含褒奖的意蕴。外形上五大三粗的大旺堆虽然没有什么文化，但心眼儿跟针眼儿一样细，对基层群众工作更是了如指掌，用个不恰当的比方就是“吉村家放的屁能否臭到扎西家”他都能公正地作出判断，搞基层工作非他这种人莫属，他所工作过的地方他的威信和经验是顶呱呱的。
因争谁先谁后看一场电影而杀人，谁都明白更深层次的原因，一个“穷”字整整害苦了一茬又一茬的中国人，都是电影惹的祸只不过是一种表面的调侃而已。不过，从因果关系来讲，没有电影也就没有那场人命关天的事，电影是因，死人成为了果。这故事要是讲给80后、90后的娃娃们听，他们保准说我在说“天书”，在话“聊斋”，在装神弄鬼。
“陈列室”静静的，间或有飞不出屋子的苍蝇从耳边嗡嗡飞过。不时听见苍蝇撞窗户玻璃的声音，一旦找到出口飞出去后，屋子就出奇的静，甚至能听到细微的衣服摩擦声，偶尔目光随着指尖在放映机镜头上滑来滑去。
不知不觉似乎出自本能地插上了放映机的电源，挂在放映机旋转轴顶端的白炽灯已经打开，接着从胶片盒里取出《红旗渠》第一卷胶片，熟练地挂好带，走到放映机对面的墙壁放下银幕，拉好窗帘，屋子里只有放映机上的白炽灯亮着，一切的工作步骤按记忆的惯性进行着。打开放映机的开关，白炽灯熄灭，放映机镜头一束白色的圆锥形强光投向银幕，放映机的旋转轴上轻微响起我再熟悉不过的旋转声，放映机匀速的嗒嗒嗒嗒地旋转声让我安静地坐下来，眼睛死死地盯住银幕。
一九七○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发行上映的《红旗渠》在时隔三十年后从广袤的农村进入到私人的“陈列室”里，霎时，眼里和耳里再次传来再熟悉不过的画面和声音，伴随着画面和声音，我的泪水一发不可收拾地从眼眶朝外滚，泛滥的泪水很快打湿了整个脸颊，骤然间绒塔的相邀让我突然变得深刻起来，像在云端俯视大地。我没有去揩擦，而是让泪水肆意横流，泪水和红旗渠哗啦啦地汇合在一起，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幸福感使鼻尖既酸胀又痒痒，村民和银幕那亲切的氛围和熟悉的味道竟让我失声大哭。
电影里修渠的隆隆爆破声将我从回忆中拖回现实，我用衬衣的袖角揩掉泪水，心想：做梦都没有想到，我们这些被社会进步逐渐遗忘的县级电影公司，被遗忘的放映员，居然被绒旺塘村的80后青年深深地惦记着，我由衷地向这帮孩子致敬。
换好第三卷胶片，我深陷在沉默中，灵魂像是游遍了我所经历过的那些因缺水而贫穷的村寨：那些干裂的土地、那些荆棘丛生的荒坡、荒坡上扑棱着翅膀在满是芒刺的仙人掌上吮吸水分的麻雀、那些天不亮就去山下背水的村人、那些久旱时嗷嗷待“雨”的庄稼、那些在干燥的空气里发出要水喝的各种干哑声音的牲畜、那些满脸尘垢头发被泥和汗水凝结在一起的孩子、那些在晨昏里皱纹清朗的老人们摇动经筒祈水的嘴唇的嚅动、那些待一场暴雨过后在水槽边赤裸着身体满心欢喜洗净尘垢的女人、那些牧归中扬起浓浓烟柱的羊群；还有在干燥的热风中悬浮在空气里呛鼻的粉尘……
这一切被缺水折腾出的荒寂贫困景象，到如今就要被这群开过眼界有了知识的“毛孩子”们改写，我既兴奋又汗颜，时代的进步恰恰印证了我们常挂在嘴边却没有仔细思考的话：真是长江后浪推前浪啊！
不知不觉中我格外夸张地刻意哼唱起《红旗渠》的主题歌：“辟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们多壮志/誓把山河重安排；条条道渠绕山转/座座水库映蓝天/层层山岭绿油油/荒山变成大寨田/劈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自力更生创奇迹/高举红旗永向前。”一边唱一边动手擦拭这台国产长江十六毫米甘光溴钨灯GS-16HX电影机。
也许有读者会疑问，电影机和胶片不是国有财产吗，你怎么会把它们私有化了呢？嘿嘿，不急，关于私自占有国有资产的事，我会向大家如实交代得清清楚楚的。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县电影公司完全萎缩，就连县城的电影院都变成了个体户囤积货物的仓库，出租录像带和光碟的商铺应运而生，人们进入家庭影院的时代。当时的电影公司像一首诗里描写的“蜡炬成灰泪始干”的悲壮状态，被淘汰了，我们这批老放映员开始转岗、待岗，简直是人心惶惶的日子。
在那喝凉水都塞牙缝的日子里，主管部门也想出一些办法来解决我们的生计，到退休年龄的就顺势退休了，像我这样距退休年龄还差七八年的就成了高不成低不就的老大难。我在农村待惯了，如果重新安排到新的工作岗位，还被比自己小一二十岁的“毛孩子”领导着使来唤去，面子上也怪别扭的，再说心里也不平衡呀！干脆横下一条心，同妻子商量后，就以很便宜的价钱购买了放映机和两部电影胶片。这就是国有变私有的内幕。
为了养家糊口，为了让女儿和儿子都能念上大学，更为了我所喜欢的这一职业，我再次唱起刘欢那首振奋下岗人的歌——《从头再来》，再次雇用骡马驮着放映机走村串寨，为农牧民放电影。《红旗渠》和《我们村里的年轻人》再次像川菜里一道老百姓喜欢的普通名菜——回锅肉，走进了农牧区这片广阔的天地，走进了农牧民的“味觉”里。
“昨天所有的荣誉/已变成遥远的回忆/勤勤苦苦已度过半生……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是从头再来……”我真想提笔给刘欢写信，感谢他的歌唱到了我们下岗人的心窝里，我至今都认为那首歌就是为我张丹增写的。
幸亏在我第二次创业走村串寨时期，录像带和VCD光碟还没有深入到农牧区，只是在城郊的结合部逐渐蔓延，还没有侵占我的领地，趁“侵略者”还在城郊活动之际，我抓紧时间一干又是三年，生意不错，支撑起了孩子们的学费和家庭的生活。整整坚持了三年之久，第四年末，轻便的放像机和后来的VCD放映机彻底打败了我的笨重的放映机，面对科技的进步，我心悦诚服地投降了。
从此，我虽败犹荣地带着放映机和胶片回家了！面对它们，我想如果把它们当作废铁卖那就是对自己的最大贬低和侮辱，唯一的想法是我得把它们当神一样放在心灵的神龛上。
半年的时光有如流星一晃而过，我等待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绒塔是在秋收后的一个星期后来的电话，中秋时节正是我家窗台上的秋海棠开得最灿烂的日子，不时有蜜蜂嘤嘤嗡嗡地同秋海棠的花蕊若即若离地谈着恋爱，蜜蜂仿佛听见了绒塔的邀请跟风似的与我同乐。
我放下话筒，像新兵一样正正衣领，收腹挺胸，长长地做了一次深呼吸，随口唱出一段《红旗渠》的主题歌《定叫山河换新装》：“辟开太行山/漳河穿山来/林县人们多壮志/誓把山河重安排。”曲终做了一个京剧《智取威虎山》杨子荣打虎上山的动作——单腿直立、抬左肘右臂同时高声吆喝，“准备出发。”
睡在客厅沙发上的猫被我的意外举动搞蒙了，这只纯白色的猫，平日在它的眼里我是一个非常安静的主人，可今天的举动令它不知所措。它惊慌地站立起来，全神贯注地看着我，然后喵的一声，嘴两边的胡子都是立起的。我的吼叫令它做出随时躲避的姿态，在判断我再没有惊吓它的可能后，很是没趣地收腹弓腰长叫一声，像T台上的模特迈着优雅的猫步跳上窗台，消失在窗外。
直到猫消失的一刹那，我才发现自己仍定格在杨子荣奔赴威虎山的姿势，不禁放声大笑，笑声中包含了往昔的幼稚和滑稽。
三个月前我造访大旺堆邀他一同前去，一来向他道出绒旺塘年轻的人们自发修水渠的事，以便得到他的帮助，二来可坐上“沙漠王子”风风光光地下乡。
大旺堆听得眼睛四周的皱纹都紧绷在一起，一副恨铁不成钢的神态，紧握的拳头放在桌上不停地摩挲着，看来他对那里的感情比我还情真意切，修水渠的信息使他很没面子。
大旺堆凭借人大主任的权力立马给县扶贫办的邱主任打了一个电话，问询今年安排修水渠的资金有没有那个片区的。
通话持续了七分钟，我估计对方十分详细地报告了资金安排情况，通话中大旺堆打断对方的汇报，说：“哦，知道了。”显然他的语气是失望的，他放好话筒，抿起嘴朝我摇摇头，意思是没有绒旺塘的。
“大主任，我不是来向你讨资金的，我是来邀约你去参加绒旺塘村的开工典礼的，你在那个片区当了那么久的公社书记，对那里是非常有感情的。”我说。
“这还用你‘惹祸篼篼’怀疑。”没等我把话说完，他就用拿在手里的獐子獠牙指着我，说，“这样好了，绒旺塘什么时候开工，你提前通知我，你带上放电影的家伙，我带上从‘农林水’专委挤出的一点小资金，一同去绒旺塘助威助阵。我就不信，离了红萝卜就不成席了。”这话显然在跟县扶贫办生气。
“那就一言为定！”我起立伸手去握大旺堆的手表示深深的敬重，但大主任的办公桌像正规的乒乓桌那么宽大，我几乎是弓腰匍匐着完成这一礼节的，要是有别人看见肯定会说我和大旺堆在搞迷信活动，说我在膜拜大旺堆。
我的夸张动作立马引来大旺堆的哈哈大笑，“不至于夸张到这个程度吧，‘惹祸篼篼’。”他习惯性地拿着獐子獠牙指指我，爽快地说，“一言为定！”并用赞赏的口气来送我，说，“看来你这个‘惹祸篼篼’还真惹出一件大好事来了。”
“那当然。”我说，随即哼出《红旗渠》的主题歌走出办公室。
回家的路上大旺堆手里那颗象牙色的獐子獠牙在我脑海里浮现着，我想，人都有自己的弱点，如果大旺堆没有打猎成性的嗜好，他早已不在县上做官了，而是到州里做更大的官了。不能高升的原因就是因为他在当公社书记时打了太多的动物，在提拔时被告状。但说实话，大旺堆打猎是在《野生动物保护法》颁布前的行为，之后他已“立地成佛”了。但“前科”一直影响着他的升迁。
大旺堆应约了约定，“沙漠王子”的后备箱装着放映机一路沿金沙江逆流而上。
越野车不到四个小时就来到金沙江的支流索曲河，河边上那棵界定分路去绒旺塘的老核桃树下，早有宗咋乡政府的五六位乡领导前来迎接。
下车后令我吃惊的是，曾经熟悉的老核桃树下已经搭起了板房，板房两旁全是附近村民用麻布口袋装运来的核桃，口袋整齐地码放着，像一堵厚厚的“挡墙”。旁边停放着一辆云南牌照的东风牌大货车，正有人在卸大米。
乡文书小刘告诉我，云南人用大米来换我们的核桃，以物换物，各取所用。
谈话间板房的窗口露出一张脸在笑着朝我问好：“你好！红旗渠叔叔。”看见我有些疑惑，这张大脸笑得更加灿烂，龇起黄黄的板牙接着说，“不认识了吗？我是绒旺塘的斑久啊！”说话的同时向我递来一碗装满清茶的搪瓷碗。
“哦哦，原来是你，谢谢啊！”我接过碗端详着这张脸，想快速从脸上找出某一个熟悉的部位认出他来。他的五官夸张地大，一头浓密而卷曲的头发下的五官像放大的地图，几乎占据了窗框四分之一的地盘。
斑久说话时从窗口里传来响亮的JD舞曲，我好奇地看看他，再看看屋里，屋里的电视机里正热播着麦当娜扭动着身子的火辣劲舞，里面坐着八九个用核桃换大米的村民，他们正伸长脖子目不转睛地盯住屏幕上令人眼花缭乱的诱惑，其中还有两个穿僧衣的十三四岁的小扎巴，他俩看见我后拉住僧衣的上方一角不好意思地遮住自己的头和脸。
我转过头来再看看斑久，“想起来了，你不是绒塔他们那帮小子里的孩子王吗？”我问。
“正是正是，‘红旗渠叔叔’，你是我们绒旺塘邀请来助威加油的最尊贵的客人。”斑久笑着回答并不停地点头，不慎把卡在耳朵边的香烟掉落在地上。
“旺堆主任才是最尊贵的客人呢。”我故意纠正孩子王的话，怕被大旺堆听见后生气，回头一看，大主任正背着手站在河边听乡政府的领导汇报工作，只看见乡领导在不停地用手比画着，他头不时地点着。
“瞧，棚子旁边堆放的水泥就是准备搬运上去修水渠的。”斑久指指放水泥的地方说。
“孩子们真的动真格了。”我用赞赏的口气想从斑久嘴里听见更多的信息。
“可不是，火攻器材已经在县民爆公司专人的护送下运上山了。就等你‘红旗渠叔叔’为村里放一场电影，我们就开工了。”
听到这话我激动得有些说不出话来。突然，旁边的台球棚子里传来老板老板的叫声。我知道这是叫斑久，我点点头说：“去吧去吧，看见你生意兴隆，‘红旗渠叔叔’高兴啊。”
“来了，来了。”斑久不耐烦地应承着，顺势弓下腰拾起掉在地上的香烟。
“你忙吧，祝生意红火。”我说。
斑久从窗框边取下摆台球的三角框，对我做出一副无可奈何但充满了愉快的表情，说：“‘红旗渠叔叔’，那一言为定，你返回的时候一定来这里坐坐。”
我点点头，朝他努努嘴说：“斑久，去忙吧！多挣些哦给（钱）。”
目睹绒旺塘的孩子们依托本地资源找到发展方向，我真为他们高兴。汇报结束，乡政府的年轻人小刘和桑珠在我的指导下已把放映机的箱子放在了驮骡背上，在检查完最后一个捆木箱的活结后，便朝双手叉在腰上正在听汇报的主任点点头，意思是可以沿着山路出发了。
大旺堆看见我点头后，明知故问地说：“哦，好了吗，那就上路吧。”
“走了五个小时，”我看着表对满头大汗直喘粗气的大旺堆说，“拐过前面玉米地的大弯就能看见对面的崖壁，绕过马鞍形崖壁就进入绒旺塘村了。我们脚下的这片玉米地是尼玛家的承包地。”往昔的记忆源源从我的记忆里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