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这八个大臣中，肃顺干练刚明，尤其力主起用汉人平乱，足以说明他是满蒙亲贵中的有识之士。所以，他自然成为了八个人的头领。但是，顾命大臣一般都没有什么好下场，比如南北朝的傅亮、徐羡之，还有本朝的鳌拜，都没有善终。肃顺会是个例外吗？肃顺的前程如何，还是个未知数。
这八位顾命大臣能否完成咸丰帝的遗愿，还是个未知数，因为，在他们的对立面还有一个难对付的女人——慈禧太后。
原来，咸丰帝在位的时候，慈禧就经常替咸丰帝看奏折，为丈夫解忧。可大清祖训上明文规定：后宫不得干政。所以遭到了肃顺等人的反对。久而久之，慈禧跟肃顺等人的积怨就越来越深。
另外，还有恭亲王奕，虽然这次被排除在顾命大臣之外，但他在朝中的影响力不容置疑。
朝堂的权力争夺不亚于战场的厮杀，到底谁能最终掌握大清的最高权力，谁也说不好。
正如左宗棠所分析的，朝廷内部并存三股势力：一是以两宫太后和小皇上为代表的帝王势力；二是以肃顺等八人为代表的朝臣势力；三是以恭亲王为代表的被咸丰帝冷落的势力。
而在朝廷外，曾国藩的湘军也是一支不容小觑的军队。湘军虽然名噪一时，但如果不找好一条生路，湘军最终难逃“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的命运。
问鼎，这个词突然从左宗棠的脑海中蹦了出来。左宗棠自己都被惊出一身冷汗，因为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但依据目前的形势来看，朝中的血腥争斗是在所难免的。咸丰帝的遗命未必就能真正实现，总会被其他人问鼎。既然如此，何不自己也来干他一把。
凭借自己手里的几千楚军，自然没有这个可能。但老大——曾国藩手里有几十万湘军，他绝对有这个实力。对，就这么干，如果曾国藩真能问鼎，自己也会跟着沾光的。退一步讲，清廷已经腐败到了骨子里，如果曾国藩真能搞这么一下，换点新鲜血液，没准中国就能走上强国之路。
于是，左宗棠连夜给曾国藩写了一封信：神所依凭，将在得矣；鼎之轻重，似可问焉。
这是一副对仗工整的佳联，联语字头，又恰好嵌着“神鼎”二字，真是太妙了。相信曾国藩一定能悟出让他问鼎的意思来。
左宗棠本想亲自给曾国藩送去，但军务缠身，只好让胡林翼捎去了。本以为曾国藩会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来，结果却石沉大海，湘军没有任何动静。
看来曾国藩只愿意做一个臣子，问鼎对他来说是无论如何也不会跨出的一步。回过头来，左宗棠又想，如果自己手里拥有庞大的湘军集团军，自己会去问鼎吗？左宗棠没有立即回答会，也没有回答不会。
摇身一变成清廷封疆大吏
既然老大不肯“问鼎”，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仗还是要打的。
咸丰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公元1861年9月5日）安庆最终被湘军攻占，太平军“围魏救赵”解安庆之围的计谋彻底宣告破产。安庆的失陷让太平天国的都城天京上游失去了屏障，太平天国因而在军事上陷入了不利局面。
不过，太平军在苏浙一带取得了一定的战果。
咸丰十一年三月至九月，在赣北和皖南失利的李世贤转而进取浙江，克复常山、寿昌、金华、义乌、严州（今建德）等名城重镇，控制了浙中地区。李秀成率部进入浙江在严州与李世贤会合后，进兵克临安、余杭等地，意图全力经营东南。十一月二十八日（12月29日）太平军攻破杭州，清廷浙江巡抚王有龄自缢而亡。这样，浙江大部已被太平军掌握，并与苏南根据地连成一片，但这也无法弥补太平军在皖北战场和天京上游的损失。
在中华大地上，不仅清军和太平军打得热火朝天，清廷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依然是轰轰烈烈。在这里，影响清廷走向的一场宫廷政变还是发生了。
咸丰十一年九月三十日（1861年11月2日），慈禧太后联合恭亲王奕、手握京畿重兵的胜保、僧格林沁等人，成功发动政变，解除了咸丰皇帝遗命的载垣、肃顺等八名“赞襄政务王大臣”的职务，开始垂帘听政，夺得了清朝的最高统治权，并将新继位的年仅六岁的皇帝的年号改为同治。
这次政变，因为发生在北京，被称为“北京政变”；又因为载淳登基后拟定年号为“祺祥”，史称“祺祥政变”；还因为这一年为辛酉年，所以又被称为“辛酉政变”。
不管怎么说，慈禧和恭亲王没费一兵一卒就赢得了这场政权的斗争，她夺得了大清政府的最高统治权，接下来要做的事情就是收拾咸丰帝留下的烂摊子，巩固自己来之不易的地位。
眼下，各地农民起义如割韭菜似的，割了一茬又一茬，绵绵不断，尤其是太平军闹腾得大半个中国鸡飞狗跳、不得安宁。还有，虎视眈眈的列强，也对大清这块肥肉垂涎三尺。
慈禧明白，要想解决内忧外患的问题，必须要有一支军事过硬、敢打敢拼的军队。放眼天下，只有曾国藩的湘军可以担当此任了。所以，为了稳定局面，彻底打败太平天国，她大量起用汉族官员，并让他们掌握地方的军政大权。
十月十六日（11月18日），清廷任命左宗棠督办浙江军务。两天后，曾国藩也奉旨受命督办苏、皖、赣、浙四省军务，巡抚、提、镇以下文武官员都归他节制。
既然朝廷给了自己这么大的权力，就一定不能让皇上失望，曾国藩根据当时的情况，部署了三面进攻太平天国的战略：由曾国荃率湘军主力从安庆沿江东下，主攻天京；李鸿章带领新组建的淮军进入上海，主攻苏南；左宗棠率领楚军进取浙江。
在官场，只要你是能人，只要有能拿得出手的功绩，总会得到应得的奖赏和官职，只不过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这不，一件好事降临到了左宗棠的身上。
十二月二十四日（1月23日），清廷又根据曾国藩等人的保荐，任命左宗棠为浙江巡抚，这样，左宗棠就成了清政府上层统治集团的一员。左宗棠从咸丰十年八月率兵出征，不过一年多时间，就从四品京堂候补升为地方大员。升迁之快，让人咋舌。
这就是战争，总会让一些人从中得到实实在在的好处，但受苦遭殃的百姓却无人问津。如果用这种方式得来的官职换取天下太平，我想，左宗棠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交换，因为他参战的目的就是为了太平。
在这里，湘军的一个变故还要提一下。
八月二十六日，胡林翼在武昌病逝，他在病危的时候还给左宗棠写信，与他诀别，并勉励他和曾国藩继续未竟的事业。
一生能得这么一位挚友，左宗棠应该无憾了。
左宗棠见信后，急忙派专人带着药物去看望这位好朋友。但胡林翼患的是肺结核，在当时属于不治之症。左宗棠送去的药物最终也未能挽回这位湘军将领的生命。
胡林翼的死不仅是湘军集体的一大损失，对左宗棠也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他本想亲自前去吊唁，无奈军务缠身，只好含泪写了一篇情真意切的祭文，以寄托自己无限的哀思。
30年的交情历历在目，少了这位挚友，左宗棠似乎感到更加孤独寂寞了。
清廷的怪招
其实，曾国藩在计划调派湘军攻取天京的同时，就考虑到应该派遣一支部队进入浙江，以便牵制太平军。在他看来，只有左宗棠的楚军能胜任这个重任。
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1862年2月13日），左宗棠率军由赣北经皖南杀入浙西开化，开辟了浙江战场。
浙江与天京、苏南同为太平天国后期的主要基地。李秀成、李世贤兄弟着意经营江浙，在浙江有重兵布防。
李秀成在攻克杭州后，南进江苏，两次攻打上海，不久，又率兵救天京之围。所以，浙江战场主要由李世贤负责，他以金华为中心，以20多万兵力防守，试图阻止左宗棠由西向东的进犯。
我们知道，楚军成军时只有5000人，后来陆续增加到8000多人。但在重兵布防的太平军面前，这点儿兵力显然远远不够。于是，左宗棠奏请朝廷调派了一些将领，并招募了一些兵勇。这样，楚军兵力就达到了一万多人，军事实力较以前增强了不少。但和太平军的几十万大军相比，仍然显得单薄了一些。
不过，左宗棠不惧这些，他坚信自己组建的楚军个个都是勇士，能以一当十。此时，最让他郁闷的是，清廷的怪招——“借师助剿”政策。我们先来看看这个政策的来龙去脉。
“借师助剿”，是指清政府在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勾结外国侵略者，一同对太平天国农民战争进行镇压的反动策略。
咸丰三年（1853年），当太平军进攻南京时，两江总督杨文定就派苏松太道吴健彰在上海请求英、法、美派海军进入长江，阻止太平军前进。咸丰四年（1854年），美国驻华公使麦莲也主动表示，愿意出兵帮助镇压太平军，但咸丰帝都明确表示了拒绝。后来“小刀会”起义军占领上海，法国海军陆战队配合清军，将上海县城攻破，这是第一次“洋人助剿”的实例，但在接下来的谈判中，咸丰帝还是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助剿”建议。
咸丰十年（1860年）末，国内战争仍然处于焦灼状态，太平天国正不断向东南地区挺进。为稳定中国的半殖民地统治秩序，实现条约上的侵略特权，英法侵略者坐不住了，公然扯下了中立的伪装，表示愿助清廷“攻剿发逆”，共同镇压太平天国。
咸丰帝表示“借师助剿”的建议可以考虑，但仍然没有采纳，所以，直到咸丰帝病逝，“借师助剿”也没有被清廷正式批准。
可见，在咸丰帝时期，虽然被各地的起义弄得焦头烂额，但咸丰帝始终没有采纳“借师助剿”的方针。
自家的事情还是自己解决的好，内政岂能容忍外国人来干涉，这是咸丰帝的一个可爱之处吧。
但慈禧太后掌握清廷最高权力后，认为借助外国势力剿灭太平天国只是权宜之策，剿灭农民起义才是最终目的。于是在第二年即同治元年正月初十日（1862年2月8日）发布了一道上谕，正式批准了“借师助剿”。
就这样，在清政府的邀请下，外国侵略者投入到了镇压太平军的战争中。
当时，“借师助剿”的模式有两种：一种是英、法等外国列强直接组建干涉军，参与镇压行动；还有一种是由外国人训练、指挥，用中国人打中国人。比如，美国人华尔于咸丰十年（1860年）在上海拼凑的洋枪队也改组为中外混合军，清廷十分重视这支军队，将它改名为“常胜军”。
在这里，有一个人要提一下，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李鸿章，字少荃，安徽合肥人。太平军在南京立国后，他曾在家乡协助办理团练，后来加入曾国藩幕府，受到了重用。同治元年回家乡招募淮勇7000人，又加入了部分湘军，成立了独当一面的淮军。他对洋人谄媚无比，是“借师助剿”的主要代表人物。
在攻剿浙杭的过程中，虽然左宗棠主张内政还是自己解决的好，不应该让外国人参与进来。但作为清朝封疆大吏的左宗棠，很难坚决违背清廷“借师助剿”的命令。他最终还是遵照清廷的指示，勉为其难地执行了“借师助剿”的政策。
在浙江的攻势
扔下清廷的“借师助剿”策略不谈，看看左宗棠率领楚军的作战情况如何。
同治元年正月十五日（1862年2月13日），左宗棠率军拿下开化县后，打开了入浙的突破口，同年二月又克复遂安县城。他按原计划准备先取严州，认为这样一方面能够使徽州后路和江西腹地得到巩固，另一方面又能够从西屏障衢州，向东威胁杭州，这是一举两得的美事。
这时，李世贤率大军出金华攻衢州，并准备从那里进入江西切断楚军与曾国藩湘军的饷源。情况紧急，左宗棠只好从遂安回兵救援衢州。
左宗棠同李世贤军在衢州一带交战相持两个多月，李世贤因久攻衢州不下回军金华，以龙游、寿昌、兰溪三县为掎角之势，继续对衢州虎视眈眈。
此时，太平天国的形势已经不容乐观了。五月三日（5月30日），湘军自水陆两路逼近天京，曾国荃率领的陆军在雨花台驻扎，彭玉麟率领的水师在护城河口停泊，天京被围。此时，李秀成正领兵二度进攻上海，但也无法啃动有外国雇佣军防守的上海。
在浙江的太平军开始有些动摇，毕竟，自己的大本营要是失陷的话，他们在浙江就是打出个花来，也难逃灭亡的结局。
左宗棠抓住时机，在五月十二日（6月8日）率军在龙游附近击败了李世贤部。十五日（6月11日），李再战失利，于是退守金华府。此时，太平军内部矛盾重重，无力组织有效攻势。二十四日（6月20日），天王洪秀全命李世贤部回援天京。
自己的屁股还没擦干净呢，哪里有工夫去救主。李世贤着急了，必须迅速化解浙江的危局，他才能腾出手来解天京的困境。
可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李世贤越是着急，越是对兵强马壮的左宗棠毫无办法。因为此刻的左宗棠已经不是昔日的左宗棠了。新募的丁勇陆续前来，又造船调炮，添设水师，左宗棠的军队已经扩编和增调到3万人，而且配备了很多新式枪炮，大大增强了军队的实力。
六月，解衢州之围后，左宗棠改变了原先拟订的“直捣严州，再取杭州”的用兵计划，他认为防守杭州的太平军人数不多，而在金华防守的太平军却不少。所以，应该合力先将龙游、寿昌、兰溪、汤溪等地攻下来，然后分兵攻打严州、处州，便能势如破竹，直取杭州。于是，他决定先把金华这块硬骨头啃下来。
左宗棠的战略计划之所以发生了这一转变，是因为起初兵力不足，不敢与李世贤在金华决战，想走捷径从严州进取杭州。
此一时彼一时，如今楚军在衢州一带屡败太平军，并且军事实力已经今非昔比，他完全有资本和资格与李世贤的太平军摆开架势，决战一场。
这样，下定决心决战的左宗棠企图在金华歼灭太平军主力，为攻下全浙打下基础。从此，左宗棠便结束了在衢州一带徘徊半年的局面，把进取金华作为战略重点，准备在金华一线展开会战。
话又说回来了，自从左宗棠领兵入浙之后，遭到太平军将士的顽强抵抗，进展十分缓慢，八个月都未能越过衢州一线。希望这次能一战定输赢，扭转这种不利局面。
六月初七日（7月3日），左宗棠率军继续从南北两路东进，接连攻破太平军30多座营垒。面对楚军的攻势，太平军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只好退守到兰溪、龙游一带。为了早日摆脱左宗棠部的纠缠，以便回援天京，李世贤在六月中旬调大军分两路奔袭楚军遂安后路，希望能打乱左宗棠的进军步伐。
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面对李世贤出的难题，左宗棠没有乱了方寸，因为他有的是可以调配的兵力，便派刘典等九营四千人回援。六月二十日，刘典等部与太平军在遂安东南展开激战，结果太平军战败。二十七日（7月18日），李世贤退返金华，在金华、龙游、兰溪、武义一线聚集兵力，想要坚守。
在左宗棠率所部近万人投入金华决战之际，清军在七月十九日（8月14日）攻克位于金华南面的处州府（今丽水），使太平军金华守军失去一面屏障。闰八月十三日（10月6日），又夺取严州府寿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