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城市里，各种豪宅、美酒、高尔夫俱乐部的精美广告已经占领街头。房子都是国外顶尖设计大师倾力打造的，名字也是全世界征集而来，不是“维也纳的公馆”，就是什么欧洲著名的小镇，要么就干脆叫“凡尔赛世家”，至于“白宫”，因为文化品位不够，已经沦为中国若干乡政府的办公室了。
好的住宅，不是别墅，也是叠拼，花园洋房都不好意思让你住，而高层公寓都是墅景，和别墅也差不多。至于精装修房，那自然是万国建材博览会：窗户玻璃来自德国，灯具来自浪漫的法兰西，家具是自意大利漂洋而来，而英国人大约只配给你做管家。
对世界顶级洋酒的追逐，我们已经超越美国了。2010年中国一跃成为法国葡萄酒出口额最高的市场，价格越贵似乎销路也就越好。老外都知道中国新富阶层的潮流，送礼只选拉菲，否则就不够气派，没有面子，因为中国人都知道拉菲昂贵。一些买家已经不满足于一瓶一瓶地购买昂贵的波尔多葡萄酒，开始到法国各个葡萄酒产区去收购酒庄了。
中国香港、巴黎、伦敦等地已经为中国富人开辟了奢侈品专场，中国本土也在不断上演什么“世界奢侈品嘉年华”巡回展，据说展示的销售效果很不错，大大超过组织方的预期。
难能可贵的是，高校也开始了对财富的崇拜和炫耀。2011年，以“五四精神”自居的某大学校长高调宣布校友中诞生了79位亿万富豪，连续三年居内地高校第一。某大学教授甚至公然对学生“励志”：“当你40岁时，没有4000万身价不要来见我，也别说是我学生。”这是精神的堕落吗？不是，这是对财富的激励和炫示。呜呼，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很多东西，我们已经买了，还有的正在买，几亿元人民币的青花瓷，几千万元的青铜兽头，我们都自豪地拍了回来，为的是让世界见证中国的富裕。只是有些国家有些东西不让我们买，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小小的遗憾。
我们已经有人去国外买机场了，据说花了10亿元，击败了十多家全球参与竞标的公司；我们已经一下子买了冰岛300平方公里的土地，准备建成度假酒店和高尔夫球场；我们有人花4。8亿美元在美国“如狼似虎”地买了约8000套公寓，成为美国租住公寓楼的最大买家之一根据《东方早报》2010年10月14日的报道。；我们还在成群结队地要去买巴西的农场、非洲的矿山、伦敦的豪宅，凡是可以花钱的我们可能都要买。
“中国正在购买全世界”，国外有人惊呼。
对于这样的大惊小怪，我们其实不必太在意。日本当年挥舞着支票，以2200亿日元的天价买下了作为“美利坚标志”的洛克菲勒中心，34亿美元购买了“美国灵魂”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这些标志性的东西落入日本人的手中，弄得美国人惊呼“这是新的珍珠港战争”，“美国正在变成日本的第41个县”，甚至有人怀疑日本人要购买“自由女神像”搬回日本。
我们到目前尚未购买到什么标志性的建筑或者是别人的灵魂，美国也不用担心成为中国的一个省份。我们似乎还缺些日本当年的气概。据说当年美国人打算将一栋大楼卖给日本人，双方谈妥成交价格是4亿美元，但日本人付钱时却反悔了，拿来了新的合同书，上面写的价格是6。1亿美元。日方解释说，他们的老板头一天在吉尼斯世界纪录里看到历史上单个大楼出售的最高价是6亿美元，他们想要打破这个纪录。这是何等的气魄！呜呼，中国顶级富人能不汗颜乎？也许，纪录正等待我们的富人去打破，这不仅仅是钱的问题，而是超越与自尊的问题。
泡沫的制度基础
现代金融制度下，泡沫的出现与破灭虽然本质上都是流动性现象，但事实上泡沫也存在国别差异。在不同的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发展阶段下，泡沫的路径、表现形式会有很大的区别。
日本泡沫的制度基础
日本模式曾经被认为是日本经济成功的秘密，但后来也被认为是造成“失去的十年”的根本原因。作为我们的近邻之一，日本的泡沫常常成为我们的镜鉴。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日本，其实出现了两次泡沫，只是第一次泡沫较小且很快破灭，因此没有受到重视。20世纪70年代初期，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尼克松冲击”1971年8月，尼克松政府宣布放弃按35美元一盎司的官价兑换黄金的美元“金本位制”，实行黄金与美元比价的自由浮动，史称“尼克松冲击”。到了日本，维持多年的日元与美元360∶1的外汇兑换率出现浮动，为避免日元升值，大藏省和日本中央银行联手干预外汇市场，抛售日元收购美元，造成巨额货币被投放到市场。
同时，日本政府在1972年8月宣布进行列岛改造计划，实行财政扩张政策。宽松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引发了日本第一次泡沫经济，但是由于1973年年底发生的石油危机严重打击了对原油涨价毫无准备的日本，第一次泡沫很快破灭。
日本第二次泡沫缘起于1985年9月22日在美国纽约广场饭店订立的“广场协议”。有专家认为，日本经济泡沫以及泡沫破灭后日本进入十多年低迷期的罪魁祸首就是“广场协议”。甚至有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广场协议”就是美国为整垮日本而布下的一个惊天大骗局。
这种看法其实是很情绪化的，“广场协议”之后，美元对日元和马克贬值均达40%以上，但日德之间结果迥异。很显然，日本泡沫以及随后的经济停滞显然不是“广场协议”的错，而是内生于其政治经济制度结构之中。
有论者认为，第一次泡沫后日本为应对石油危机进行的改革，在日本经济鼎盛时期被认为是日本模式的优势，但同时也被认为是泡沫破灭后日本经济进入“失去的年代”的主要原因。季卫东。日本经济受挫的教训是什么。中国经济网，2004年7月12日。
石油危机之下，日本经济一度出现高通胀下的负增长，大批企业破产倒闭。为了维护经济基础和社会安定，企业、工会以及政府在1975年达成妥协性解决方案：企业保障工人的就业权，工会降低加薪要求甚至同意减少劳动报酬，政府则通过大量发行赤字国债、建立就业资助制度、投入政府资金等方式来提供雇佣后援。
其后日本政府通过《特定萧条产业安定临时措施法》（1978年生效）、《特定产业结构改造临时措施法》（1983年）等法律将之制度化，企业里出现了“终身雇佣制”、“年功薪金制”以及“企业内部工会”等三种有特色的制度安排，政治和社会系统也因此演变成基于“维稳”的所谓“准社会主义”结构。这种“准社会主义”被“末日博士”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他曾准确预测了次贷危机——归纳为如下特征：
个人对福利的追求超越了对社会凝聚和集体目标的追求；
建立在受限的市场竞争和寡头垄断市场的框架之上，而不是自由市场竞争上的经济体系；
贸易保护的整体，相对于进口更优待出口和限制外商直接投资的政策；
终身职业安全体系；
使家庭和公司偏向风险厌恶行为的隐性/外在的社会保险体系；
株式会社的公司组织结构。
正是这种模式下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过高的资产负债率、公司间金融和实体资产的交叉持有、累积的贸易盈余、日本中央银行制定的货币供给、股票和房地产商的投机行为，以及过度借贷用于私营部门投机的财政系统”〔澳〕David L Western。泡沫·膨胀·破裂：美国股票市场。张德远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9：187。导致了20世纪80年代资产价格的大幅上升。泡沫破灭之后，为避免银行和非银行金融机构大量破产对社会产生巨大冲击，日本大藏省提出要“软着陆”，在维持原有机制的前提下等待经济回升逐步消化银行的不良资产。
但日本人过高地估计了自身的能力，繁荣时期无所不能的日本消失了，长达十余年的缓慢却是大幅度的泡沫消退过程使日本金融公司的不良贷款日渐累积，投资者资产不断缩水，通货紧缩长时间笼罩在列岛上空，投资者和消费者信心缺失。日经指数从1988年39000点的高峰一直掉到2003年的7780点，跌幅达到惊人的80%；房地产价格下跌也历经十余年，平均跌幅高达50%以上。
到2002年，日本全国各银行的不良资产达到近2兆美元，而日本最大的15家银行每年正在继续产生300亿美元的损失，不良资产占日本GDP总量的10%~20%。季卫东。日本经济受挫的教训是什么。中国经济网，2004年7月12日。
东亚泡沫的制度缺陷
东亚模式本质上是日本模式的一个变种，具有“银行—产业”一体化的出口导向、集权的精英政府对市场经济的主导、固定汇率、高投入高产出的特征。东亚模式也曾与日本模式一样，一度被认为是东亚经济起飞的关键，但也被认为是造成东亚经济危机的根源。
落后国家在追赶发达国家的过程中，需要通过政府对经济的适度干预来弥补市场发育的不足，东亚国家的“强政府”在这个过程中，创造出了一个经济迅速增长的制度安排的同时，也形成了对经济的过度干预。
精英政府的理性长期来看是脆弱的、不可持续的，与市场理性也并不总是一致，而一个缺乏有效外在约束机制的政府必然会走向腐败。东亚很多国家在金融危机之前都走向了亲密的“裙带资本主义”，政商之间通过大型经济发展项目“亲密”了，政府和金融机构之间通过股权水乳交融起来。
“裙带”关系的建立，不可避免地导致大量经济资源的耗费，使国家金融稳定性遭到严重破坏。当一个社会或国家的腐败被普遍接纳为一种行为方式时，政府的管理能力和效率就会遭到毁灭性破坏，甚至完全失去自律性。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印度尼西亚、菲律宾、韩国都是例证。
政府主导的经济增长几乎都难免陷入高投入、高产出的窠臼，而中央银行不得不屈服于通过增发货币保持经济高增长的压力，很多东亚国家甚至为了维持经济高增长，不惜大借外债。1996年，泰国的外债急剧上升至1128亿美元，占GDP的62%，其中大约960亿美元是由私有部门举借，并且大多数是短期资金，远远超过当时国家38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沈联涛。亚洲金融危机十年祭。财经杂志，2007。
而“裙带资本主义”下的金融机构又通过大肆放贷编织出了一番繁荣的经济景象，1997年年底，韩国最大的30个产业集群平均债务/净股本比率高达519%，而美国这一比率约为154%，日本为193%，中国台湾为86%。同上。
和日本泡沫一样，东亚危机之前的资产泡沫也是过度的流动性和信用导致的结果。但亚洲金融危机一定程度上却是外因推动的，索罗斯对泰铢的攻击被看做危机的开始。尽管如此，大多数学者认为，东亚国家自身经济政治结构的失衡和汇率的高估则是危机快速传染到东南亚、韩国，造成亚洲全面的金融危机的根源。
金融自由化与泡沫
索罗斯在攻击泰铢一击得手后，也曾反思为什么成功来得如此之快，“如此成功的一个经济发展模式为何会在顷刻间就变得一无是处了呢？我们如果不从全球资本主义体系的缺陷入手，就很难找到这一问题的答案。事实是，亚洲金融危机并不仅限于亚洲，在它的发展过程中波及了所有新兴市场国家，这更强有力地说明不稳定的主要根源存在于国际金融体系自身之中。”五年一觉——亚洲金融危机。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第7期。
这个结论无疑会受马哈蒂尔马哈蒂尔·穆罕默德（Datuk Seri Mahathir Bin Mohamad)，1981年起任马来西亚总理（首相）长达22年，成为马来西亚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政府首脑。的欢迎，但马哈蒂尔却依然愤怒地将索罗斯视为低能的“亚洲金融危机纵火犯”。索罗斯费力不讨好，羞怒之下暗指马哈蒂尔是独裁者，“对他自己的国家是个威胁”。但据说后来两人还是找到了共同语言，2006年两人在马来西亚首次碰面，一起把小布什总统痛骂一番后，前嫌尽释。索罗斯事后说“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看法其实非常相似”，马哈蒂尔则表示“我对他的看法已经改变”。
是的，作为金融大鳄的索罗斯对金融世界的看法应该是有道理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立使工业国家既能保持汇率的稳定，又能追求国内经济增长和充分的就业，促进了发达国家经济繁荣。但由于布雷顿森林体系自身存在不可解决的悖论，注定了其必然走向解体。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解体无疑深刻改变了国际经济和金融秩序。
当尼克松总统1971年8月16日宣布冻结美元与外国货币的兑换时，不仅冲击到了日本，对资本主义世界每个国家而言都是一场考验，发达国家不得不放弃与美元之间的固定汇率。由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产生的最深刻的变化是金融自由化。
“金融自由化标志着资本主义经济长程运动发生了一个重大的转折。经过20年的贸易与生产扩张之后，全球资本主义开始了一个财政与金融扩张的时代，国际竞争的游戏规则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美〕高柏。日本经济的悖论。刘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04。布雷顿森林体系解体后，发达工业国家相继完成了金融自由化的进程。
金融自由化是全球经济一体化下的必然结果。金融自由化的目的是通过金融制度改革，减少金融抑制，使利率和汇率逐渐市场化。金融自由化将促进金融发展，带动经济增长，但金融自由化的过程其实也是将金融抑制下隐藏的风险外露的过程。在全球金融一体化的背景下，外露的风险如果不能及时修复，很容易遭到国际资本的侵扰，一旦处理不当，将导致本国金融的不稳定，从而引发金融危机。
现行的国际金融体系，本质上是不稳定的。“蒙代尔三元悖论”（见图2—5）告诉我们，在一国的经济目标中，独立货币政策、固定汇率、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之间，只能三选二，而不可能三者兼得。
布雷顿森林体系下，各国“独立货币政策”和“固定汇率”得以实现，但“资本自由流动”受到严格限制；布雷顿森林体系垮台后，“独立货币政策”和“资本自由流动”得以实现，但“固定汇率”将不复存在。
一个国家或地区保持汇率稳定的目标与国内政策的目标不可避免地要发生冲突。日本为避免日元过快升值，不得不对外汇市场进行干预，从而导致日元供应过剩。与此同时，金融自由化下的日本企业疏于监管，积极玩起了“炼金术”，大规模参与金融投机，从而引发泡沫经济并直至走向泡沫破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