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改革开放，我们才有机会渐渐融入世界潮流，重新接纳自由平等、公平正义、宪政民主、有限政府等价值观念。然而，所谓的“普世价值”在被我们知晓和接纳时，与曾经的“主流价值观”发生了很大的，甚至是不可调和的冲突。
符合基本人性与社会经济内在逻辑的价值理念具有普遍性和开放性。主流价值观，不是靠纸面上写出来的，也不是宣传机器唱出来的，它是社会大多数人根深蒂固的、发自内心的东西。只有社会的历史和实践，才是决定一种价值观命运的力量，在这点上，我们应该牢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句话。
受制于人的外向型经济
中国走到外向型经济，有着自身的历史必然性。改革开放之前，长期的闭关锁国和国内动乱，导致中国民穷财尽，严重缺少经济发展所需资金。为摆脱困境，同时不给国内尚不稳定的局面带来大的干扰，中国开始在广东、福建利用地理位置的优势试办经济特区，实行特殊政策，没想到“开放”取得了很好的效果，于是推而广之。
事实上，由于内部环境的制约，1978年以后，我国很长时间里实行的都是“开放优先”，希望通过与国际的接轨促进“对内改革”。接轨的努力使中国内部体制的改革和变迁获得了巨大的动力，但同时也使中国经济对外依赖性越来越强。1980—2008年，我国外贸依存度由12。6%上升到59。2%，最高年份甚至超过70%根据国家统计局有关资料计算而得。2008年之后，由于金融危机的影响，这个比例有所下降，但依然维持在50%以上。
在所有大国中，中国的外贸依存度是最高的，是以贸易立国的日本的一倍多。而一般以为，一国外贸依存度的高低与其国民经济规模是呈负相关的。中国事实上已成为世界上唯一具有小国外贸依存度特征的经济大国。作为一个大陆型经济体，中国自身的优势并没有体现出来，每次外部发生危机，中国都要受到强烈的冲击，亚洲金融危机不例外，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金融危机也不例外。
作为一个大国经济体，如果贸易密度过高，必然带来一系列问题。
首先就是深刻制约国内的经济政策，对于外界的经济波动缺乏有效的抵抗手段。这一点在2007年的金融危机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当金融危机波及实体经济时，我国出口出现大幅下降，沿海工厂大批倒闭，并进而深刻影响到内陆的经济发展。为此，我们不得不再次祭出曾经屡试不爽的法宝——“加大投资”来对抗。而在此之前，中央政府已经认识到投资拉动经济增长的局限性，因此提出要“加快转型”。
金融危机的到来“挟持”了我国的经济政策，4万亿元的投资以及随之而来的10万亿元的信贷，彻底扭转了我国的转型轨道，使我们不得不走回老路。更麻烦的是，我们高估了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影响，采取的措施过犹不及，不仅导致以房地产为首的资产泡沫越吹越大，也加大了国内经济滞胀的风险。
无法走向大陆型经济体的大国经济是脆弱的。如果经济发展结构或者模式不改变，政府无论怎样侧重于二次分配，都很难奏效，中国的贫富悬殊、社会矛盾也很难缓解。
我们用廉价劳动力生产的廉价商品，帮助西方有效遏制了通胀压力；我们承接发达国家低技术、有害于环境的产业，污染我们的水源和空气，而西方因此可以顺利实现技术升级，改善环境污染。对于这些，发达国家在获得巨大利益的同时，却并不领情，常常在很多问题上对中国施加压力，包括环境保护问题、劳工和人权问题等。他们忘掉了中国的这些问题都和西方有关。
其次是战略性资源面临发展瓶颈。自1993年中国首次成为石油净进口国后，2010年石油净进口2。55亿吨，对外依存度突破55%。当前，石油等重要能源已经被少数发达国家和跨国公司所垄断，国际自由贸易量不足总产量的50%，进口需求不可能无限制得到满足。
中国进口的原油中，近一半来自中东，30%左右来自非洲，这种来源结构存在相当大的风险。中东是美国固有的地盘，中国目前的一些合作伙伴，如伊朗、苏丹、尼日利亚等都存在较强的不稳定因素，一旦有关国家政权更替、政局动荡，我国将深受其害。而美国原油进口中，约70%来自加拿大、墨西哥、委内瑞拉等西半球，约30%来自中东、非洲等地。在石油运输方面，我国还主要依靠油轮运输，其脆弱性是显而易见的。
我国矿产资源总体储量不足，而且资源需求与供给结构性脱节。矿产资源天然的劣势，无法满足中国目前经济发展的需要。中国早已是国际铁矿石的最大买主，2010年共进口铁矿石6。2亿吨，占全球海运铁矿石的比重超过50%。但很遗憾的是，我们是进口大国，却在价格上毫无发言权，面对趋向垄断的价格联盟，我们付出了过高的代价。
再次是人民币面临过多的升值压力。过高的外汇储备，必然导致外界强大的要求人民币升值的舆论压力。人民币曾经是单一盯住美元的固定汇率制，2005年以来，中国开始汇率改革，人民币兑美元汇率不断上升，由当时的8。11∶1，到2011年已突破6。4∶1，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强。但单边的升值换来的是更大的压力，国际收支经常项目与资本和金融项目持续的“双顺差”给了外界足够的理由。
面对人民币的升值压力，我们只能采取渐进的办法，以免给国内制造业造成严重的影响。但外界并不满意，一会儿美国要将中国列为所谓的“汇率操纵国”；一会儿又是议员联合上书要求人民币一次性升值30%，否则将科以惩罚性关税；一会儿又是反倾销反补贴。国内对此也是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人民币在外界看来“持续被低估”。金融危机后，由于我们的政策使我们一夜之间“抖”起来了，2009年对世界经济增长的拉动效应达到50%，人民也富起来了，到处都在传言中国人要来抢购奢侈品、房产和资源。既然这么富裕，那就得再拉全球兄弟们一把，“升点值吧”、“负点责吧”，环太平洋的国家一起说环太平洋国家施压中国升值人民币。中国商务部网站，2009年11月12日。你看我们多虚弱，经济数据疲弱不堪，失业人员超过9%，而你们即便在金融危机发生后的2008年和2009年，登记失业率也始终保持在5%以下，保持了充分的就业率。
但老外们哪里知道我们的苦衷，我们所以有钱，那都是银行放出来的，社会保障部的失业率是“被就业”出来的，我们的失业率也不低，甚至超过了你们。但他们不信，逼得社科院站出来说，中国城镇失业率约为9。4%数据引自2008年12月16日中国社科院公布的《社会蓝皮书》。老外们依然有些不依不饶，弄得温家宝总理只好在2010年3月22日会见出席“中国发展高层论坛”的外方主要代表时，透露“中国的失业人口多达2亿人”。
但热钱还是在涌入，因为外面的情况确实太差了，看来人民币暂时还是相对安全的，至于何时可能遭到强台风的袭击，能否有效抵御，那是暂可不管的。
孤独的行者
中国是孤独的，因为其他大多数大国均与超级大国保持着良好的关系，而中国却逐渐被推向与美国对抗的轨道；中国是孤独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与全球大多数国家都不同，而在我们看来，所谓的“普世价值”并不一定适合中国；中国是孤独的，因为在我们不需要的时候到处都是朋友，但当我们真正需要帮助时，朋友却都跑去度假了，电话也打不通。
我们在经济上融入了全球体系，受到的却是“非市场主义国家”待遇；我们想理直气壮地发言，却发现我们说的对方都不太爱听，反而被认为是“傲慢”2011年3月1日《环球时报》报道：法国埃里克·伊斯哈勒维奇出版《中国的傲慢》一书，作者试图证明中国取得经济成功后，开始变得“傲慢”，不再听西方的教训了，而是开始教训西方。
现在我们慢慢崛起了，但别人似乎并不待见。我们不明白，为什么一些周边国家宁愿选择寄人篱下以获得地区外大国的空口安全承诺，也不愿相信中国“睦邻友好”的政策。我们很吃惊。在我们看来，几乎所有亚洲国家都受益于或试图受益于中国的经济成就，但却都在战略上通过不断亲美来防备中国的崛起，甚至连新加坡前总理李显龙也敦促美国继续留在亚洲以制衡中国。
我们周边的地缘战略环境恶劣。印度自不消说，很早就在和中国较劲，军事上也以中国为假想敌；日本虽然和中国一衣带水，但却是美国在亚洲的战略伙伴和代言人；因为中国支持而逐渐强大的东盟，强大后却拉来美、俄制衡中国；北方邻国虽然有些衰落，但依然是世界第二大军事强国。这些都使人放心不下。
我们曾经是“被第三世界的朋友抬进了联合国”，但放眼全球，作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中国，在全世界近200个国家里，似乎找不到多少真正的盟友。如果硬要找的话，缅甸、朝鲜和巴基斯坦可以算，但他们在世界上的地位都很边缘，前两个与世隔绝，中国对他们来说几乎是唯一的依靠，后一个由于地缘政治的缘故，希望借中国之力以取得制衡。各有各的小算盘。
在美苏角逐的时代，我们是重要的“第三支力量”；在全球反恐时代，我们是亚太地区稳定的主要力量；现在，本·拉登已死，美国反恐也基本结束了，我们会被插上什么标签呢？
美国政治学家萨缪尔·亨廷顿（Huntington，Samuel。P）认为，由于美国国内存在着多样性和多文化的推动力量，存在民族、种族的分裂，美国比大多数国家更需要一个对立面来推动团结。“9·11”恐怖袭击之前，亨廷顿认为，萨达姆作为一个对手是不够格的，中国问题太多且在今后可能造成的威胁还为时尚早。
亨廷顿认为“美国现在的实际敌人和潜在敌人是宗教驱动的伊斯兰好斗分子和完全非意识形态的中国民族主义”。现在，本·拉登已死，中国也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由于政治体制、意识形态上的差异，中国很可能成为美国的假想敌。成为一个强大对手的敌人是不幸的，因为如果你也认为他是敌人的话，你将会耗费宝贵的资源以求与其对敌；但这也是幸运的，因为你已经有了与强大对手为敌的资格，有了这种资格，也因此赢得了尊重。
我们现在与周边国家存在的中国南海争端也好，东海争端也好，事实上早就存在。而美国重返亚洲也不过是对过去事实的一个再认定，用不着大惊小怪。我们之所以发出惊叫，也许是因为我们自认为强大了，以至于有能力向美国挑战；或者是认为我们已经不知不觉间削减了美国在亚洲的势力和影响；抑或是认为亚洲就是我们的地盘，容不得别人染指。
其实，这三点我们都远未达到，所以用不着惊叫。我们现在唯一要做的就是不管被别人插上什么样的标签，假想敌也好，战略合作伙伴也好，我们都应该处之泰然，不要被别人的政策所绑架，也不要被某些利益集团所绑架。
在西方人看来，“孤独是可耻的”，但一个人有时不得不面对孤独。面对孤独不走向自闭，而是从孤独中走向与大众的融合，那是成熟的标志。中国现在之所以有些孤独，是因为我们处在不断崛起和转型的过程中，自身的定位和别人对我们的定位都处于不断变化之中，其中分寸不好拿捏，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因为孤独和不确定性，我们难免有些焦虑，而这种焦虑事实上是任何一个大国在迅速崛起的转型年代都会有的。
新加坡《联合早报》2010年11月23日发表题为《中国需重视崛起焦虑症》的文章，颇为值得一看，现摘录如下：
事实上，任何一个大国在迅速崛起的转型年代都会面临心理焦虑症。当年美国在20世纪初迅速崛起的时候，也曾经陷入了崛起焦虑症，主要表现为在对外事务上，面对英国希望美国履行世界领导责任的要求表现出十分不情愿的态度，在对外行为上明哲保身，长期奉行孤立主义的外交路线；在对内事务上，利益集团风起云涌，社会价值观陷入了精神错乱，几乎每一个社会问题都会引发激烈的争论，每一个群体都在强烈地表达自己的特殊诉求。显然，在经济高度增长和社会急剧变革的时代，人们的心理未必能够像物质转型那样轻易得到解决，急剧的心理变化不可避免地会将整个社会拉入一种无所适从的集体焦虑状态。
针对社会心理世界看不见的焦虑症，唯一的办法就是进行心理调试，在政治思潮、制度调整和生活方式上，进行价值重建。在20世纪，美国人用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对美国上下进行心理调试。在政治思潮上，进步主义运动如火如荼，一举扭转了引发社会倾轧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引导美国进入了一个自由与和谐有机统一的轨道。
在制度调整上，从老罗斯福的改革到小罗斯福的新政，进而到“伟大社会”计划，美国在应对社会矛盾上进行了一系列的挑战。在生活方式上，从社会反叛到保守主义的价值重建，美国人的生活渐渐步入了经济自由与社会保守并行不悖的轨道。虽然中国与美国的国情不同，但美国在现代化和国家快速崛起过程中克服崛起焦虑的经验仍可为中国所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