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中央原定为“改革年”，“要用更大力量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并在一些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取得新突破”，但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2005年不得不成为“反思改革年”。尽管其后中央高层站出来明确支持改革，但社会的改革共识已基本破裂，意识形态再次笼罩在改革上空，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自此之后基本处于停滞阶段，更遑论政治体制改革了。
现在，中国改良部分的潜力已经耗尽，而深入的改革依然云遮雾绕，中国经济体制已进入“半计划半市场的混合经济状态”，往前就将跨入市场经济，退后就将回到计划时代。前进，阻力很大；退后，更是不可能。目前，双方僵持不下，于是很多人转而认为目前的模式就是最好的了，并开始欢呼中国诞生了第三条路，可供全世界模仿。
中国以加入WTO为契机，主动融入到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中，为中国经济带来了十多年的好光景，但也正因为此，内部改革的紧迫性逐渐消失了，中国经济和政治改革的目标日益遥远了起来。在“混合经济”状态里，政府如鱼得水，不仅掌握了大量的稀缺经济资源，还可以假“宏观调控”之名，行审批制度之实，大批寻租。
我们的经济正走向权贵资本主义，“政府有很大的配置资源的权力、干预企业的权力，就会产生寻租空间，导致腐败和贫富悬殊的趋势愈演愈烈。如果政府主导经济资源配量，那就不叫市场经济，而叫权贵资本主义了”吴敬琏。再论“权贵资本主义”。南方周末，2010年10月20日。
渐进式的经济转轨也逐渐被机会主义所挟持，造成了制度性腐败和社会不公。“渐进改革所形成的双轨制长期看将产生非常高的代价，也许大大超过赎买既得利益平滑转型的短期好处。”杨小凯等。经济改革和宪政转轨。经济学，2003年第2卷第4期。
改革开放，促进了中国经济的发展，这点大家已经达成了共识。但共识之中又有完全对立的分歧，针锋相对，不可调和。
一种观点认为，这是“中国模式”的功效，独有的“中国模式”不但创造了长达三十多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奇迹，而且在全球金融危机中屹立不倒，为世界所艳羡，已成为“北京共识”，目前正考虑出口专供发展中国家模仿，并挑战“华盛顿共识”。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经济的奇迹来源于市场化改革对创业精神的解放，而靠政府强化行政管制和大量投入要素资源实现的增长不可持续，已经造成了严重的经济社会后果：资源枯竭、环境破坏、腐败蔓延、贫富悬殊、阶层对立、社会矛盾激化。如果不尽快实现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使中国回归市场化、法制化和民主化的正途，这些后果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和社会面临更大的灾难。
然而，后者带有“威胁性”的看法，前者根本不以为然，在前者的拥趸们眼里，这些矛盾之所以出现，并不是因为政府权力太大，恰恰是因为权力还太小，政府管得不够多，不能全天候监控每一个人，才让他们有机会去上访、去闹事，因此需要大力“维稳”。
既得利益者不愿意出让利益，行政权力不肯退出市场，这应属正常。渐进式改革的路径依赖，除非有强大的外部因素介入，否则路径是不会改变的。
事实上，如何从“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向更加自由开放的市场经济转变，几乎是所有高速赶超发达国家的、采取“政府主导型市场经济”与“威权发展模式”的国家和地区都曾经遇到过的问题。日本如此，韩国如此，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等依然如此。中国自有不同之处，那就是中国是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起步更低，市场环境更加不成熟，面临的挑战更加突出。
日本通过泡沫经济的破灭走向了“失去的年代”，并在失去之后进行了一系列政治、经济结构性改革，所以才只是“失去”而没有“倒退”。东亚其他经济体通过亚洲金融危机的洗礼，有的通过制度性变革已经涅盘重生，如韩国、中国台湾；有的却依然梦游在“裙带资本主义”的阴影里，如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危机也改变了日本及东亚其他国家和地区经济或政治发展的进程。
中国这样的经济转型大国，市场经济才只是近二十多年的事情，市场机制薄弱，政府权力巨大，转型较我们的邻居会更加困难。恩格斯曾说：“一个伟大的民族要使自己成熟起来，最好的办法就是从自己的错误中学习。”
我们的党是善于反思的，也是勇于改革的。党和政府已经提出“可持续发展”的口号，要建立民主，要“以人为本”，真正做到“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
所有的泡沫破灭过程都是痛苦的，东亚国家和地区受政府主导下的泡沫化之苦，比发达国家尤甚。按照美元计算，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一年时间内，泰国、菲律宾、马来西亚、韩国国民生产总值下跌幅度都在40%左右，而印度尼西亚甚至达到不可思议的80%以上，如表5—1所示。
表5—1东亚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下降一览表Cheetham， R 1998 Asia Crisis。 Paper presented at conference， U。S。—ASEAN—Japan policy Dialogue School of Advanced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June 7—9， Washington， D C。
国家
国民生产总值（亿美元）
1997年6月1998年7月
下涨跌幅
泰国1700102040。0%
印度尼西亚205034083。4%
菲律宾75047037。3%
马来西亚90055038。9%
韩国4300283034。2%
我国的泡沫经济已经存在，需要澄清，那是逃避不掉的，但如果我们将泡沫的破灭视为改革新的推动力，并以此凝聚人心，形成新的共识，我们是可以从制度上奠定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的。关键是我们怎么选择。
“软着陆”是大势所趋
2009年，中国通过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世界性的极寒经济中靓丽了一把，国外看得目瞪口呆，继而发出颂扬之声，他们没想到金融机构竟然可以不顾后果地如此大规模放贷给没有还款能力的机构。
美国人在危机中深感自己在上帝那里失宠了，上帝已经创造了“中美国”（Chimerica）的概念，目前正眷顾东方。
中国人民是有智慧的，但对上帝似乎过于奢求了，上帝如果与我们同在，那我们什么都不怕，泡沫也好，危机也好，都不应该光顾我们。但上帝的心思不好猜，我们只好祈祷，泡沫可以有，也可以破，但千万别让泡沫破灭的痛苦无尽期，我们应该有选择的可能和余地。
泡沫顺利“软着陆”，没有阵痛，没有经济萧条，这是我们的梦想。未来几年之内，如果可以通过适度的通货膨胀和经济增长，将泡沫逐渐稀释掉，而不出现价格的急跌，以及由此引发的经济萧条，那么中国就将再次打败西方主流经济学，并给他们制造一个“泡沫不破”的“神话”和研究课题。
中国要想顺利实现“软着陆”，需要足够的时间进行缓冲，并找到新的经济增长点；此外，我们可能还不得不借助外部经济环境，西方经济既不能好到美元加息，也不能坏到影响中国出口，如果外国不能做到这一点，要加息、要强制人民币升值或者是制造贸易壁垒，那就肯定是阴谋，是有意要搞垮我们。
很遗憾，中国顺利“软着陆”而不出现痛苦的外部条件已经不再。国门之外是此起彼伏的人民币升值的嚷嚷声和不断的贸易打压，间或伴有远期做空的“不法”行为。国内则是一众“好事之徒”不断诱导民众对房价下跌的预期，有的甚至敢说房价要跌50%，真是可恨！
而民间高利贷时刻面临引爆的风险，还有所谓的影子银行也很不像话，经常拆东墙补西墙，做剜肉补疮的烂事。存量房、投机房也很不像样，都在虎视眈眈，随时准备争夺市场的流动性。更不好打理的是人们的预期，如果是机器人就好了，大家都可以耐心等待房地产回暖的日子。
我们的现实选择，其实不多。
第一，泡沫“软着陆”同时进行制度转型，奠定经济长远发展的基础。
概率：20%。
这是泡沫最好的结局，但因为是最好的，所以很难奢望。
想要出现这样的结局，首先需要强有力的党和政府，确保整个社会能够在政治上保持战略性的改革共识以及社会的相对稳定；其次是改革的主导者不仅要勇于改革自己，更要能进行理性的政策选择，甚至不惜牺牲短期经济利益。
我们的改革已陷入两难困境——改革需要政府来推动，而改革的根本则在于触动政府和一大帮既得利益者的利益。中国历史上改革者主动革到自己头上的例子十分稀罕，几曾未见。对于既得利益者而言，在确保自身利益不受损的前提下进行改良似乎可以接受，但事实上即使是改良也会遇到极大的阻力，改良者的命运少有善终。
商鞅车裂，晁错腰斩；王安石在当朝之时亦被很多士大夫视为奸臣，苏洵甚至以他为模板写成《辨奸论》，“衣臣虏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丧面而谈诗书”，王安石不得不忧愤而死，至今江南一带依然以称猪为“拗相公”来纪念他；张居正生前勇于革新，虽是芝兰，但因当路，也不得不锄，死后却几乎被掘棺鞭尸，长子也不堪拷虐而自缢；清末几乎亡国之下，维新变法也以失败告终，六君子身首异处，康梁亡命海外。
中国渐进式改革自“改良”始，目前“改良”的潜力已经耗尽，需要触及改革者自身的利益，触及制度性根本，我们能否借泡沫破灭之机的强大冲击从“改良”一跃进入改革的深水区域，未可知也！
泡沫破灭带来的危机可能加速，但也可能延缓改革。激进的改革与经济的尽快复苏往往是相互矛盾的，泡沫破灭给社会带来的痛苦极可能使政府为了经济复苏推迟制度性调整。
我们祈祷，我们可以忍受房地产泡沫破灭引发的苦痛，完成经济结构的转型，从此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走向不再依靠无效率的政府投资拉动的消费型经济。但我们有理由担心，经济转型，叠加上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可能会引发短期内加倍的经济萧条，使我们的转型不能成功。
目前，有能力有资格带领中国“再改革”的只有中国共产党，我们期盼着！
第二，泡沫“软着陆”，但从此进入“失去的年代”。
概率：60%。
这种结局是次好的，也是我们很可能预见的结果。
政府将想尽一切办法使泡沫实现“软着陆”，因此很可能相继进行一些制度性改进，以求得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避免引发社会动荡和政治动荡。泡沫慢撒气引发的经济萎缩、社会和政治动荡自然也不符合既得利益集团的长远利益，既得利益集团不得不逐渐让渡部分既得利益，以换取社会对其利益的承认和保护。
泡沫即使“软着陆”，其过程依然是痛苦的，党和政府的威信在泡沫破灭过程中将不可避免地因为官商勾结、制度性腐败而受到一定影响；但如果党和政府能从制度上坚定推进反腐运动，会增强民众对党和政府的向心力，凝聚改革共识，为渐进的制度性改革提供群众基础。
日本泡沫破灭的过程，并未伴随着大规模的经济衰退，究其根源，有两个原因：一是财政资金的大规模投入代替了私人投资，二是日本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进行了一系列的渐变型制度改革。
泡沫破灭之后，日本政府不断推出“经济对策”挽救经济，与此同时也进行了政治体制变革，其基本方向是简政放权，转换政府职能，放松政府管制，削减政府权限，推进地方分权，发挥民间、地方和私人部门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日本政府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避免日本经济进入衰退期。
1993年9月至1994年7月，日本政府相继制定了《关于今后行政改革的推进方策》和《推进放松规制纲要》，改革放松了1100多项政府规制。包霞琴，臧志军主编。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111—113。
1995年3月，制定了《推进放松政府规制》的五年规制改革计划；1997年3月，五年规划再次修订，并新增放松规制项目890项，总计达到2823项；1998年政府成立“放松规制委员会”，监督放松规制计划的顺利实施，并提出和审议新的放松规制改革计划。王新生。政治体制与经济现代化：“日本模式”再探讨。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268。
1999年7月，日本国会通过《地方分权一揽子法案》，改革中央集权的行政体制，发挥地方公共团体的自主性和自立性，明确中央政府监控地方政府处理法定委托行政事务的程序，建立和健全了中央与地方关系处理的法制和机制。包霞琴，臧志军主编。变革中的日本政治与外交。北京：时事出版社，2004：106—108。
加快“从官僚主导向政治主导”的转变，提高以首相为中心的政治家集体政策制定与执行能力，形成了所谓的“2001年体制”，政治派系的重要性大为降低，自民党派系领袖的实力不再成为左右首相权力的条件，行政机构在改革后也焕然一新。
制度性改革防止了日本经济的继续衰退，但因为错失良机，制度性改革本质上是“蒙混过关式”的，只有在面对很强压力、别无选择时才相继选择，改变得太少太慢，时间拖滞过长过久，没有在危机时刻毫不犹豫地实施一系列具有前瞻性的政策。这样的改革自然导致日本很长时间里无法建立新的经济增长机制，而旧的经济增长机制在改革中却已经被破坏殆尽了。日本经济在新旧机制不断的摩擦和冲突中渐渐失去了活力。
中国渐变式改革事实上已经形成路径依赖症，改革活力正逐渐消失。未来一旦我国的房地产泡沫破灭，地方政府很可能被动应对，在这种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政策需要照顾地方政府的感受，激进的改革措施很难及时推出，如此的话，我们将很可能重走日本泡沫后的道路。只是，由于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我们在这条路上也许会走得更艰难一些。
事实上，我们已经在朝这方面努力了。约占地方总债务43%，总额在4。6万亿元的债务在2011年、2012年两年集中到期，很明显，要还款是有问题的。于是管理层决定将占全部地方平台贷款三成的约2。8万亿元贷款转为一般公司贷款，这样就降低了地方政府债务违约风险，从而使地方财政脱离了“无限连带”责任，公司贷款就只是公司与银行之间的事情了，只用承担有限责任。
事实上，这两年中国的银行都赚大发了，给政府背点烂账那是应该的，何况银行都是国有或国有控股的，最终的买单者是全国人民。
第三，“软着陆”变成“硬着陆”。
概率：20%。
这种结局可能是最坏的，但祸福相依，因为最坏，我们也可能为脱离最坏而进行惊险的一跃，说不定就跳到最好的去处了。不过，这种转换很难，通常伴随着暴力与剥夺，更何况大衰退导致的混乱局面是谁都不愿意看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