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七）贞 观 之 治
皇亲贵戚出身的李渊、李世民父子顺应了统一的历史潮流，于公元618年5月建立唐政权，公
元624年
统一中国。但由于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及突厥等的多次入侵，唐朝统治者尚无暇顾及恢复经济
，发展生产。因此当唐太宗继位时，战争创伤仍是处处可见。唐太宗李世民以秦隋速亡为鉴
，推行休养生息的“与民让利”政策，医治战争创伤。在这一时期，社会比较安定，政治较
为清明，经济得到迅速恢复和发展，人民安居乐业，阶级矛盾比较缓和，各民族团结和睦，
中外交流较为频繁，出现了中国历史上罕见的太平盛世，史谓“贞观之治”。
公元626年8月，唐高祖李渊退位，传位于二子李世民，是为唐太宗。第二年正月，改元贞观
。此时，由于多年战乱，社会经济十分凋敝，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各地灾害频繁，人户
散，全国人口不到300万户，只相当于隋朝鼎盛时期的1/3。加之社会矛盾尚未缓和，民心还
不十分安定。
由于此种情况，“安人理国”，医治战争创伤已成为当务之急。
公元626年10月，唐太宗亲自主持了关于“自古理政得失”的辩论，力图找到一条实现“天
下大治
”的途径。面临百废待兴、千乱待治的局面，大乱之后能否“大治”?唐太宗想到强盛的秦
、隋政权都是二世而亡，现在自己也面临同样的难题，不禁感叹道：“当今才经过大战乱，
治理天下真的很难呀!恐怕老百姓不是那么容易教化的。”
只有魏征满怀信心地道：“不是这样的。老百姓安居乐业久了容易骄佚，很难教化；如果经
多年战乱，老百姓个个都贫苦愁忧，这样反而容易教化，就像饿疯了的人会饥不择食一样。
”
唐太宗详思细想了一下，也觉得魏征的话有道理，便决定要好好治理一下国家。
但怎样才能治理好国家而不重蹈隋亡的覆辙呢?唐太宗与众大臣经常讨论这个问题。
魏征也道：“国君就像舟船，百姓则如清水。水可以承载舟船，但也能倾覆舟船。”
太宗接道：“治理国家犹如栽树，不触伤树根，枝叶就能丰茂。为君之道，一定要先让百姓
生存。”
这样，太宗便决定实行“抚民以静”的政策。
经过隋末农民战争后，州县萧条，出现大片无主荒地，人口流散严重。这不仅关系着农业的
复苏，也直接影响到朝廷赋役的征收。为了解决这一问题，唐高祖曾颁布均田令，但是，
由于皇室内争激烈，均田令未得以认真贯彻。直到太宗即位后，才开始认真执行起来。
为解决这个矛盾，唐太宗极力鼓励农民迁往空荒地较多的地区，并规定在那些地区占田逾额
不作违反律令论处，移民垦荒者还可减免租税，免除赋役。
为了保障均田令顺利执行，唐太宗对那些阻碍均田令的官吏严加惩处。在实行“均田”的基
上，唐初统治者推行了“租庸调制”，规定：凡人丁不管实际受田多少，均按一百亩征税。
受田
者每年纳粟二石，叫做“租”；年服徭役二十天，闰年增加两天，若是不愿服徭役可以每天
纳绢三
尺代替，叫做“庸”；受田者每年纳绢二丈加丝棉三两；或者纳麻布二丈五尺加麻五斤，叫
做“调”。贵族、官僚都不纳租、调，不服徭役。
由于当时自然灾害连年不断，太宗一面奖励垦荒，一面招抚流亡，按灾情轻重来减免赋税
课役，防止滥用民力，劳役无时。
为了储粮备荒，太宗还改进了隋朝时就已产生的仓储制度，于京师设太仓，诸州各县建社仓
后又下令在各地设常平仓，规定储藏粟、米，要分别够用9或5年；下湿之地，储藏粟、米要
分别够用5或3年。这样，仓储制度更为完备，对赈恤救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发展生产，太宗还采取赎回外流人口，奖励嫁婚生育，释放宫廷侍女，兴修水利工程等
多项利农措施。
经过多年努力，广大的农民分得了一定土地，生产积极性得到了调动，农业生产得以恢复。
据载，从长安旅行到岭南，经崤山以东直至沧海之间的广大地区，皆不须带粮，在路上就
可以筹到。
为了实现天下大治，唐太宗十分重视求贤纳士。除了实行科举制度外，太宗还要求大臣们注
意选择人才，甚至外不避仇，内不避亲。
原东宫属官魏征、韦挺很有才干，太宗便委认他们为尚书左、右丞和门下省要职以至宰相。
有些原秦王府属下不满道：“我们跟随陛下左右，侍候当差不知多少年了，而今升官反倒远
落在那些原来太子、齐王手下的后面。”太宗正言道：“作为国君应该公正无私，才能
让百姓心服。我跟你们每天的吃、穿所用，无不是来自民间。委任官吏也应为百姓着想，应
该让贤者能人来担任，怎么可以依照新旧关系来作为当官的先后顺序呢?如果不问‘贤能’
和‘愚劣’，只凭新、旧关系，又怎能公平?”
唐太宗还知人善任，注意舍短取长。大臣房玄龄不善于理狱而长于多谋善筹，杜如晦短于处
置杂务琐事，却能“剖断如流”。唐太宗注意了这些细节，分别委任他们以合适的官职，使
他们各得其所，各取所长，人称“房谋杜断”。
唐太宗认为使用隋炀帝独裁专断的办法是不能使国家长治久安的。一次，唐太宗问魏征：“
什么是贤明的国君，什么是昏庸的国君呢!”魏征回答说：“国君之所以贤明，是兼听多方
意见的缘故，而昏君则偏信拒谏。”太宗听了很高兴地说：“你的话很对!”
为了鼓励各级官吏大胆进谏，太宗每当有人奏事时，便放下皇帝架子，表现出亲切和蔼的神
情，诚恳地听取谏议，即使大臣们的谏议不合太宗的胃口，他也“不以为忤”，对于明显谬
错的意见也“恣其陈述”，以鼓励进谏。
大臣们都心悦诚服。自此，谏诤之风盛行起来，上自宰相御史，下至县官小吏，甚至宫廷嫔
妃，都有人敢于直言进谏，其中最杰出的谏臣首推魏征。
公元643年正月，魏征病逝。唐太宗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
兴衰；以人为镜，可以知得失。现在魏征病故，我就失去一面镜子了。”他颁布诏令，号召
臣僚们以魏征为榜样，做到直言不讳。
为了“天下太平”，唐初统治者把学术文化提到与治国安邦的好坏密切相关的高度来认识
重视。唐太宗以为：南北朝以来各朝君王公臣治理国家不如前世的原因之一就是由于君臣们
不读书，不识礼教，“无学业”，“不能识前往言行”的缘故。因此，唐太宗极力纠正社会
上重武轻文的弊风，提倡用人“必须以德行、学识为本”。
为了尊儒崇经，唐太宗规定长安专门设立孔子庙堂，以孔子为先圣，以颜回为先师，后又下
令全国各州县都建孔子庙，对唐初经学发展产生重大影响的前代名儒的子孙则予以荫官，从
而大大提高了孔子和儒学的地位。
政治上的统一必然要求思想上的统一。为了统一经学，唐太宗十分重视经籍图书的搜集与整
理。即位后不久，太宗便在弘文殿收集了“经”、“史”、“子”、“集”四大类书籍20余
卷，以备
校刊整理和撰写专著参考之用。此后唐太宗又接受魏征的购募天下图书并缮写藏库的建议。
公元630年，唐太宗命人考定《五经》，编为《五经定本》和《五经正义》，《五经定本》
《五经正义》的编纂，标志着南北经学的完全统一和中国封建社会前期经学纷争的终结，
对儒学的影响与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有同样重大的意义。
此外，唐太宗十分重视学校教育，使学校教育制度逐渐完备化，确立了中央、州、县三级官
学制
。太宗十分重视各类教师的选拔，“大征天下名儒为师”，对于提高师资质量起了重要作用
，为唐朝文学艺术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基础。
唐太宗对于其他文化学术，也采取兼容并蓄、为我所用的政策。即使是来自远方“蛮夷”
亦不因它与中国传统不符而加以鄙视和排斥。例如印度传来的佛教，唐太宗虽不相信，但因
为对封建统治有利，亦任之流传。当高僧玄奘西去佛教发源地尼泊尔和印度寻师学经，带回
大量佛经、佛像时，唐太宗亲自召见。此时，学术文化不断发展，绘画、雕刻、音乐、诗歌
以及科学技术等“百花”纷开，一派繁荣昌盛之景。
在国内民族和睦，经济文化高度发达的局面下，中国和亚洲各国的交往畅通，政治、经济、
文化的交往越来越频繁。亚非地区许多国家的使臣、商贾、学者、艺术家、僧侣等，不断前
来唐朝访问。
公元639年12月，唐太宗命侯君集率军进攻经常拦劫商旅的高昌。次年，高昌王国归降。唐
太宗将高昌行政区划归唐王朝版图，号西昌州。尔后，唐朝又平定了焉耆之乱，统一了龟兹
。西域各族乘机摆脱了西突厥的统治，服属唐朝，贡使往来，通商不绝。
为了有效控制西域，保护商路，太宗命令移安西都护府于龟兹。至此，唐太宗基本完成了西
域的统一。
唐王朝向西进军的胜利，对于开发和巩固唐的西部边疆，恢复中断多年的“丝绸之路”，促
进中西文化、经济交流和增进人民间的友谊有着重要意义。
边境的安定，民族关系的密切，大大促进了各族人民的交往，对祖国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
巨大的影响。
首先，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先进生产技术和先进文化传到了少数民族地区，推动了这些地区的
经济文化的进步，促进了边疆的开发。与此同时，少数民族的一些生产技术和文化也传入内
地，对汉族经济文化的发展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唐王朝每年都要从少数民族地区输入大量的
马、
羊、牛等牲畜，这既有利于军事上的需要，又促进了农业生产。西域的贵族、僧侣、乐工、
师等大量进入内地，少数民族的商贾也云集长安经商，不少人还和汉族通婚，在内地定居下
来。西域不同风格的音乐、舞蹈、绘画等在内地广泛流传，各民族的艺术家们互相切磋，共
同提高技艺。
中华各民族的团结和睦，为盛唐时期社会经济文化的高度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在唐太宗李世民统治的23年中，唐朝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方面进行了重大的改革和
顿，使得“天下无事，四海安宁”，人口增殖，土地广辟，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人民生活
有所改善，政治较为清明，民族团结和睦，阶级矛盾、民族矛盾比较缓和，中外经济文化交
流频繁，出现了后人世代称颂的“贞观之治”，为后来的“永徽之治”、“开元盛世”奠定
了坚实的基础。“贞观之治”也因此成为中国历史上辉煌的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