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用危机对经济的打击是严重的。首先，它对人们的心理造成致命的打击。一方面，它摧毁了投资者对政府宏观监控的信念。麦道夫骗的都是世界上顶级的人、顶级的机构，包括汇丰银行、诺贝尔奖获得者、大导演斯皮尔伯格，那么华尔街谁还能相信谁？
另一方面，它也摧毁了股东与经营者之间的信任。公司管理人员利用漏洞，将股东所委托他管理的公司，变成了为其自身牟利的工具，显然这是道德所不能接受的。
其次，信用危机已经成为危及资本主义经济的一颗毒瘤。它严重侵蚀经济肌体，使经济大厦基石动摇。克鲁格曼指出：“也许数年之后，人们会说是安然公司而不是‘9“11’事件成了美国社会的巨大转折点。”
信用危机显然没有因为安然和世通的破产而终结，事实上2008年以来的金融危机和目前仍在不断发酵的欧美债务危机，亦可归结为一系列个人、企业、行业、国家信用危机的集中爆发。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大量的个人投资者开始赖账，他们拒绝再为他们所购买的房子负责，这是信用丧失的表现。而麦道夫骗局的暴露，亦是信用危机的显现，是信用泛滥的必然结果。那么是什么促成了信用的泛滥呢？
穆勒认为关键在于泡沫。他在令其名扬于世的经济学着作《政治经济学原理》（PrinciplesOfPoliticalEconomy）一书中这样写道：“当泡沫形成后，信用便急剧扩张。患有这种传染病的人不仅比平时更自由地使用信用，而且他们实际上也具有更多的信用，因为他们似乎在赚得巨大的收益。也由于当时流行的一种轻率的爱冒险的情绪，使人们愿意比其他时候更多地提供和取得信用，甚至向没有资格取得信用的人提供信用。”
从这点可见，信用危机的根源在于信用的泛滥，而信用的泛滥又归根于泡沫经济，泡沫经济的根源呢？无疑还在于我们的货币政策。货币之所以泛滥，其根源又在于我们的福利制度，和战争所制造出来的巨额债务。问题又一次回到了原点。
欧美债务一直陷在借新还旧的窠臼里。以美国为例，其数十年主导世界政治经济，国强民富，国民享受着优越的生活，其债务偿还能力本不成问题，但政客们的民粹主义令各界政府都舍弃了财政解决之道，而依赖于货币政策，也就是通过财政部发债、中央银行印钞、本币贬值、通货膨胀等做法摆脱债务困境。但这一种做法，无疑只会进一步恶化我们本已非常严重恶化的信用了。如果任由其发展，整个世界经济都将因为信用的丧失而全面崩溃。
回归平衡预算
显然要想世界经济可持续地发展，恢复信用至关重要。如前所论，我们当前问题的关键在于债务，而债务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技术性原因却在于赤字预算。
政府的财政措施包括支出和收入两个层面，政府支出包括国防、教育文化、公共建设、偿付公债利息等项目，收入方面则主要是来源于各种税收及公营事业盈余缴库两大项。当收支相等时，就是预算平衡。从这里我们可看出，平衡预算就是谨慎理财，就是量入为出。在凯恩斯主义诞生以前，它一直被世界各国视为圭臬。
也正是因此，凯恩斯推销他的赤字预算时，遇到了莫大的阻力，经济学家不接受，政客也不理解。当时，罗斯福开足火力大肆抨击胡佛的财政赤字，并承诺一旦当选，会使预算案归于平衡。1935年，凯恩斯在白宫拜访罗斯福，力促他放弃平衡预算，加强介入经济的力度，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但罗斯福不为所动，并对其商业部长说凯恩斯是数学家，而非政治经济学家。但最后的情况却是——罗斯福虽然表面不承认凯恩斯的预算方案，但实际上却偷偷地采纳了，其表现就是赤字预算。从此，赤字预算跟随凯恩斯主义站上了历史的舞台。
赤字预算，是指财政年度内财政支出超过财政收入的预算模式。在会计制度上一般习惯于将亏损用红笔记录，故而得此一名。在这一政策制度下，政府在制定国家预算时，会经常有意将当年预算支出安排得大于当年预算收入。至于不足的部分，则主要依靠发行国债、向银行透支，以及通过货币融资等方式来应对。
凯恩斯们认为，财政收支平衡不是国家理财的原则，负债多寡也不是衡量一国财政稳定的尺度。资本主义经济之所以陷入了长期萧条和危机，原因在于有效需求不足。国家为了促进充分就业和消除危机，应该积极进行经济干预，采用扩大国家预算支出的方式，建设公共工程，增加政府投资，增加军事订货，支付出口补贴等。国家在施行这些政策时虽然会出现赤字，但可以刺激社会总需求，增加就业，从而增加国民收入，以此来缓解或消除经济危机。
需要说明的是，在凯恩斯之前，赤字在各国事实上也一直存在。但政府不敢像今天这样大言不惭。在当时，赤字还是有点偷偷摸摸的意思。一出现赤字，政府就像犯了错的孩子，因为在当时看来，这是不善于理财的结果。而凯恩斯的成就是，让赤字和赤字预算正当化。过去偷偷摸摸的，现在却成了堂而皇之的了。
然而出乎他们意料的是，他们的理论所造成的麻烦是如此之大。首先，赤字预算的财政政策虽然能够刺激投资，扩大生产能力，但这一政策是用更多的生产过剩的办法来暂时减轻当前的生产过剩。长期扩张积累的后果，必然会导致更猛烈的经济危机的爆发。
其次，财政赤字必然增加政府债务负担，引发财政危机。政府采取赤字预算的前提是必须有足够多的人肯借钱给它，那么既然是借的钱，偿还是迟早的事情。当债务积累到一定程度，而国家本身的收入有限时，偿付危机就会出现。如果赤字额度不大，仅是财政上的入不敷出，也许政府加点税，就能应付过去；但如果赤字额度巨大，那就只能是严重的财政危机和政府信用危机，就像今天欧美国家所发生的那样，整个国家机器的运转都因此而遭受严重损害。
一旦债务危机到了如此地步，国家不想破产，就只有一条路，那就是让中央银行为自己的债务进行货币融资，也就是美联储的量化宽松。但这样，赤字政策又孕育出了通货膨胀这个怪胎。事实上，我们今天所遇到的种种情况莫不如此：赤字预算→政府无限扩大债务规模，以此迎合选民→大量印刷钞票→通货膨胀，大量错误投资→利率上升，错误投资将被清算，失业率上升→政府为求稳定，承接错误的投资→更大的赤字出现……
我们必须从技术上切断新债务的形成机制，彻底抛弃当前所惯用的，以透支为乐的赤字预算，回归量入为出的平衡预算。我们可清楚地看到，债务与通货膨胀本身存在因果关系，或者说二者间事实上是互为因果的——债务促使通货膨胀发生，而通货膨胀又将进一步恶化债务。也正是因为如此，要想杜绝债务的形成，货币发行的受控也将构成另一个重要的制度保障。
货币体系重归自由银行时代
美联储前主席保罗“沃尔克（PaulVoicker）在1990年的一次演讲中提到，“中央银行被看作和用作政府融资的一种手段”。对于沃尔克的话，我想应该做一些纠正：中央银行不是被看作和用作政府融资的一种手段，而是，事实上它就是！
世界各国政府独占货币的发行权，是实现通货膨胀、惧怕被其他货币驱逐的积极反应。原因很简单，如果一国的货币发行不是独占的、垄断的，那么我们可以做以下推理，假设A发行的货币币值稳定，而其他人发行的币值不稳，那么结果自然是，人们会趋向于接受A发行的货币。长此以往，其他货币将被挤出流通市场。而我们再假定，政府的货币币值是市场流通的货币中最为稳定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政府为了保证其发行的货币不被挤出流通市场，自然不敢随意超发货币实施通货膨胀。
从这点可见，货币的私有化，将是切断通货膨胀的最有利的制度安排。如果政府丧失这个工具，就无法在短时间内，解决资本金匮乏的问题，也无法用它降低或完全消除利率，更无法用它为自己的浪费付账单。
因而，在一个高度私有化的时代，货币被政府牢牢地掌握在手中。但这种制度安排，却让整个世界即将为之破产。庞大的债务促生巨大的通货膨胀，人们不仅要承担沉重的债务，还要忍受通货膨胀的苦难。当人们在灾难中开始自我反思时，一定会发现中央银行和货币独家发行是造成苦难的原因，届时国家对货币的垄断必然将受到挑战。
严重的通货膨胀率将加速政府货币垄断消失的进程，因为人们会无法容忍政府从自己口袋里窃取更多的财富，无法容忍它制造更大的债务负担，无法容忍它使国家和地球破产。也正是因为如此，国家货币的垄断势必会被打破。
事实上，沃尔克的继任者，那个擅长制造通货膨胀的格林斯潘也曾不得不承认：“21世纪的货币将会回归私人化。”
当务之急：hold住刺激之手
改变社会结构的经济创新是一个漫长的、痛苦的“创造性破坏”过程，它将带来一系列的副作用，如经济增长率降低，失业率暂时偏高。这些副作用会让人坐立不安，于是会有人要求当局将现行的财政和货币政策予以转向。也就是说，他们再次以诸如就业、经济增长恶化会造成社会不稳定为由，要求放开货币增长率、扩大财政刺激力度来保护原有的产业结构。从创造性破坏的角度而言，这才是最值得我们关注和警惕的一种动向。
创造性破坏的过程，如同蛇蜕皮。蛇全身都包裹着鳞片，但这些鳞片是由皮肤最外层的角质层变成的。这些角质鳞不同于鱼鳞，它不能随着身体的长大而长大。到一定时候，角质鳞就成为蛇成长的束缚，蛇必须将这一身皮蜕掉，以此来适应自己的成长。蜕皮的时候，也是它最脆弱的时候，但它不能因此而拒绝蜕皮成长。
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创造性破坏的过程漫长而痛苦，就拒绝这种破坏。熊彼特曾指出“资本主义成功的本身，就是常常削弱那曾经使它强大起来的结构。”这种结构就如蛇皮。我们必须丢开幻想，因为这个世界上，从来没有无须蜕皮就能更新生命的蛇，也同样不会存在无须经受破坏的痛苦，就能轻松建立起的新生产体系。
在这个时候，政府如果像2008年那样，再次控制不住自己，不是去保护竞争、保护“创造性破坏”，而是基于维稳，大开货币水龙头，疯狂借债，那么最后的结果只能像日本一样，进一步将原有的产业结构予以固化。那么，有助于打破当下这种困局的新市场、新产品、新服务、新价值，将如同一句空话。那么，我们距离2个、3个日本式的10年失落也就不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