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朝明的这一观点无疑具有开创性，但可惜的是他把对了脉，却开出了很旧的方子——凯恩斯的财政刺激。事实上，日本经济之所以会失落20多年，根本原因就在于执行了辜朝明所醉心的政策——长期的财政刺激，这一结果是人为地破坏了“创造性破坏”这一市场机制，让那些本该毁灭的产业和模式，免于市场的惩罚得以存活。这一做法只能是将原有的已不合时宜的产业模式予以固化。这也正是本书所极力批判与反对的。
保罗“克鲁格曼（PaulR.Krugman）
克鲁格曼是一位带有犹太血统的美国人，他于1953年出生在纽约长岛，1977年获得麻省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此后，他先后在耶鲁大学、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任教。1991年，年轻的克鲁格曼获得美国经济学会克拉克奖。而真正让克鲁格曼声誉鹊起的是，1996年其出版的《流行国际主义》一书中准确地预测了1997年爆发的亚洲金融危机。在这本书里，克鲁格曼指出所谓的“亚洲奇迹”是“建立在浮沙之上，迟早幻灭”。
克鲁格曼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国际贸易、国际金融、货币危机与汇率变化理论。他因对自由贸易与全球化的研究贡献而获得2008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他全面整合了此前全异的国际贸易与经济地理学研究领域，进而创立并阐明了一套全新理论，用以回答与自由贸易相关的问题。
同时，他更是一位强硬的凯恩斯主义者，他跟辜朝明一样，固执地认为当消费和企业开支难以前进，就只剩下了一种填补缺口的办法：政府必须采取行动，进行刺激性开支，美联储必须推行指向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来为经济提供第一推动力。悲哀的是，日本这20年是如此走来的，而今日的美国又何尝不是如此走来的呢？
本“伯南克（BenBernanke）
1953年，伯南克出生在美国佐治亚州的奥古斯塔，在南卡罗来纳州一个叫狄龙的小村子长大，父亲是当地的药剂师。伯南克小时候就表现出了超乎于常人的智力，小学六年级时赢得南卡罗来纳州拼字比赛冠军；在高中时代，他更是加州SAT考试年度最高分获得者；大学入学考试成绩达到1590分，离满分1600分仅差10分；这位早慧的天才于1979年在麻省理工学院获得博士学位。
在攻读博士学位时，伯南克最感兴趣的有两件事，一件是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经济大萧条，一件是波士顿红袜棒球队，这也是伴随他一生的两大爱好。他对大萧条做了深入的研究，并在这基础上发表了一篇颇具影响力的论文，分析了经济大萧条的根源所在。他并不重视危机产生的原因，甚至不重视美联储允许货币供应下降而造成的损害，而是直接将关注重点转移到了金融系统失灵的问题上。他的这一方法被辜朝明解读为：从不纠结于病因而直接对病人施以疗法。
此外，他还与合作者在一篇展望格林斯潘之后美联储政策的评论文章中，提出要给通货膨胀设定一个量化的控制目标，在一定时期内使通货膨胀率保持在特定的水平，以便引导公众预期。他这一理论被人们简化为“如有需要，就可通过大量印刷钞票来增加流动性”。也正因为这一观点和他以后的实践，伯南克得到了一个“印刷纸币的本”的绰号。
但这一观点及伴随而来的政策，就如辜朝明和克鲁格曼的积极的财政刺激政策一样，人为地破坏了“创造性破坏”这一市场机制，这一做法只能是将原有的已不合时宜的产业模式予以固化。这也正是在本书中，除积极的财政政策之外，我所极力批判与反对的另一观点和政策。
近年被验证的预测（摘要）
酝酿中的全球经济危机——格林斯潘给我们的遗产
美联储人为压低利率造成信贷的扩张，往往误导着美国的消费者，使他们热衷于消费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消费的项目（美国的房地产业危机就是一个明证），形成一时的繁荣。这种繁荣传递到中国，也自然地影响了中国人民银行的利率政策，因为啤酒效应，这种政策在中国更呈倍积放大。中央银行也人为压低利率，造成信贷的扩张，也在误导商人，使他们热衷于投资很多在正常情况下根本不可能赢利的项目，由此，自然又造成世界另一极的一时的繁荣。但可惜的是信贷不可能永远无限制地扩张下去，一旦信贷收缩，那些本来不应该投资、消费的项目就会无以为继，结果就是衰退，就是失业，就是经济的全面危机。全球将以经济危机为代价为这轮的繁荣买单——这就是格林斯潘所给我们留下的遗产。
降息无助于美国经济
如果这个时候予以降息，所能够带来的必然结果只是将问题往后拖延了而已，这有点类似一些财务状况很坏的公司习惯的解决办法——借新债还旧债，用新债压旧债。这样的危机将带来滚雪球效应，到时问题将完全不在我们能够控制的范围内。
因此，我认为美国甚至包括紧步美国后尘的中国，应该做的是将问题放在现在处理，而不是把问题留到以后处理。而这，关键将取决于美联储政策。资产价格泡沫膨胀实在应该归咎于格林斯潘时代的政策失误。由于担心引发如日本10年通缩和经济衰退那样的严重后果，格老在泡沫膨胀至极限时，不敢大力将其刺破；当泡沫破裂后，又急于大幅下调利率，使过剩的流动性孕育另一个泡沫的诞生。目前美国和全球经济的安危均系于现任美联储主席伯南克一身，他需要做的仅仅只是彻底切断与“格林斯潘式”政策思路的任何联系，然而这需要他更多的智慧、勇气及挑战精神。
Q近了P还会远吗
当前的复苏形式，只是来源于传统的流动性驱动，而不是缘于经济产业结构的调整和新经济的驱动，这种复苏是不可持续的，是脆弱的。
米塞斯在1934年写的《社会主义》一书里，曾指出：信用扩张在初始阶段的确能够带来经济繁荣。同样的观点也可在货币主义学派那里得到支持，弗里德曼认为货币刺激的初始效应是正面的（提高Q），只是到了后期，负面效应（提高P）才显露出来。基于上面所述，我认为从当前至2011年前，包括中国和美国在内的世界经济将处于一个正面的Q的时期，但我们必须要有未雨绸缪的意识，必须借镜历史，不能被暂时的繁荣所蒙蔽，而错失宏观调控特别是货币调控的最佳时点，使通货膨胀失控。毕竟Q近了P就不会再远了！
为什么我们坚信美国一定会推出
首先，伯南克本身的学术思想决定其政策主张。伯南克有一个绰号叫“印刷纸币的本”，这个绰号起源于他的一个重要的政策观点：如有需要，就可通过大量印刷钞票的方法来增加流动性。2008年金融海啸发作，伯南克所采取的办法就是他2002年时所坚持的那套——通过大量印刷钞票的方法来增加流动性，于是QE1、QE2也就相继出炉了。如果美国经济继续不景气，特别是伯南克所代表的新凯恩斯主义者所最为关注的就业率问题没有解决，那么我想伯南克一定会再次祭出他的法宝——如有需要，就可以通过大量印刷钞票的方法来增加流动性。从2002年以来，伯南克一直都是这么干的。
而另一个深层次的原因则在于，对明年的大选而言，最困扰预备连任的奥巴马的，就是美国令人沮丧的失业率。对于一个民选国家而言，在经济糟糕的环境下，政客们要想上台就需要选票，而握有选票的选民讨厌失业，为了当选政客们就必须承诺减少失业率，而要想实现这点，就不得不采用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宽松的货币政策来对经济予以干预，以期人为地将失业率降低。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伯南克之所以上任，其本身就代表了利益群体对未来货币政策走向的期望。既然伯南克的偏好已经广为传播，奥巴马任命他其实就是在为未来的政策定调子，套用伯南克自己的话说——他，那个习惯于“如有需要，就可以通过大量印刷钞票的方法来增加流动性”的伯南克，本身就是奥巴马和民主党必须保留的选项之一。
正是基于上述原因，在经济和就业形势还充满了不确定性的美国，我们始终坚信，美联储推出QE3只是迟早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