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世界顶尖级的未来学家，奈斯比特的研究方法自有其高妙之处。但是还原了这样一个写作过程之后，笔者仍然不免心生疑问，选取负面报道比较少的党报作为素材来源，能否保证此书的全面性？难道更为鲜活，姿态更为草根的都市报不是更符合他的“社会变化是自下而上的过程”这样一种理念吗？
笔者将这一疑问用邮件形式发给奈斯比特，当时在西藏旅游的他简短地回信说，他的结论并非完全建立在报纸的报道上，“我和妻子去了中国许多地方，与中国各个阶层的人交谈，并且也参考西方对中国非常尖锐的报道”。然而，在书中，几乎看不到他所说的任何一例对中国“非常尖锐的报道”。而中国并非是他生于斯长于斯的美国，虽然是同一套方法，但是基于如此蜻蜓点水式的对中国的了解，就试图洞悉中国社会变迁的秘密，纵然是天人下凡，恐怕也难以做到。这应该也是此书虽然一时大热于市——主要得益于奈斯比特的身份，但却没有引发持续讨论的原因所在。
看了这两部书的出炉过程，我们应该有一种清醒的认识，那就是我们不必迷信于所谓外国专家，哪怕是最负有盛名的外国专家的意见。他们在各自擅长的领域是值得尊敬的，但是他们想轻易地书写中国，结果却很可能造就一个“浅薄之论”。当然，这么说，并不意味着他们没有书写中国的权利，他们的书和观点，我们可以作为参考，但是不必信奉，否则将对我们产生误导。
另一个马丁·雅克
相比较而言，《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的作者马丁·雅克虽然知名度不如库恩和奈斯比特，但其作品无论从深度和广度上来说，都要大大超过前二者，对读者多有启发。马丁·雅克对中国有一定的亲身接触。他1993年第一次到中国，那次是度假，从那时起他就对中国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只要有机会，他就会到中国看看。
他在中国的游学经历较为丰富。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客座教授，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外交学院都是他的学术研讨基地。在创作这部书的过程中，他与中国很多知名专家进行过深入的交流，比如北京大学的潘维、王正毅、叶自成、朱锋、查道炯等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的宋新宁、金灿荣、时殷弘、朱文晖等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的余永定、王逸舟等研究员，还有中国的台湾学者、香港学者，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对中国有深入研究的专家和学者等。
马丁·雅克还有一个优势是，他不仅在中国大陆生活过，而且在香港地区居住了3年。他还在日本爱知大学、立命馆大学做过访问学者，在新加坡国立大学任教过。因此，他对整个东亚都较为熟悉，这也有助于他对中国的理解。
这么丰富的游学经历和学养，使得《当中国统治世界》显得非常厚重，而且读起来毫无隔膜之感，就像一位中国本土学者在讲中国一样。
尽管如此，马丁·雅克仍然无法避免其缺陷。这连《纽约时报》的书评作者都看出来了：虽然雅克在中国居住过，也时常发表一些游览中国的见闻，但他的观点似乎是通过阅读书籍报刊（当然，他的阅读量是相当大的），而不是通过在中国的直接经验或对中国人民的了解获得的。
“或许正是出于这个原因，雅克几乎没有详述中国日常生活中动荡的一面——混杂的城市文化、农村的群体性事件、空气污染、拥挤不堪的交通、充满泡沫的经济，以及腐败丛生的官僚体系等。”书评写道。
应当说，雅克仍然指出了中国的一些问题，比如在经济投资上占比例过大，在文化上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优越感等，但总体看来，书中的结论仍是过于乐观了。他对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和挑战显然了解不多，从而影响了他的判断。
2010年5月底，在与笔者进行两次长谈之后，他坦率地说，“或许我会修正我的结论”。他向笔者承认，他没有深入中国内部一些热点问题的讨论当中，而对朝贡体制的研究也因为缺乏资料而可能产生一定的“风险”。不过，一旦给他提供了某些现实的素材，马丁就立刻展现出一个通读世界历史的智者的深刻来，访谈中的马丁似乎变成了另一个人。
舒泰峰：中国的学术界认为，近几年来，中国的权力结构不是趋于分散化，而是越来越集中，这种趋势令相当一部分学者感到担忧，您对此有何看法？
马丁：政府应该给人民更多的权利来提高信息交流的自由度，政府应该有责任让人民使用这种信息交流的自由，尤其是在比较发达的城市，人民的受教育程度更高，变得越来越国际化，他们比较了解现实情况，有足够的知识，子女好多都出国上学，他们有能力负责任地进行这种信息的交流和流通。中国政府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开放，否则的话，在这样一个信息化的社会就落后了，这不利于培养这样一群明智的民众，并且人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必要的限制的话，肯定就会有反面的情绪。
中国政府应该给人民更大的信任，毕竟是人民给了他们这一切，他们应该信任人民。就拿我的书的翻译来说，我知道在翻译过程中，某些词的选取会改变作者的意图，但我的这本书在翻译过程中，还是把很多必要的问题，很多章节给删掉了，因为这些章节是谈论中国某些方面的一些问题的，我认为这不太好。
舒泰峰：您说的中国的问题是什么？
马丁：我在英文版里，谈了中国的种族态度的问题，也稍微提了一下西藏，我觉得中国应该让人民有权利谈论这个问题。我的基本立场是亲华的，我对中国的担忧跟西方是不一样的，我比较担心的是中国人对分歧的态度问题，比如对维吾尔族、西藏这些的看法。
舒泰峰：相比您说的民族问题，我更担心社会不公等社会问题，这导致了很多极端现象，比如说幼儿园儿童被杀的事件，官民冲突的事件，这些问题您怎么看？
马丁：对中国国内的发展来说，这种不平等的确比种族问题更严重，但是在世界范围来看，随着中国重要性的不断增加，种族问题对我们来说是更重要的问题。当然，中国社会不平等问题也是我最担忧的问题。这里有两个很重要的因素，第一个是形成的过程很复杂，像中国农村和城市，东西部，甚至城市内部，都有很大的差异。这种不平等的构成，比如长江三角洲和甘肃的差异，是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
这种不平衡的危险就在于，随着中国市场化进程的深入，地区差异会被不断地放大。因为中国现在允许富的地区变得更富，这些地区在历史上也一直是比较有优势的地区，上海现在就很富有，在历史上也一直是很富有的，它是商业重地。贫穷的地区没有这些优势，就会一直保持贫穷。这种力量在中国一直存在的话，就会不停拉扯，从而让差距不断扩大。
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推进，金钱和所有权的问题就会成为人们心目中社会向前的一个主要动力，其他的价值观的重要性就会下降，政治体制也是这样。现在腐败的规模和以往大不一样了，有了更多的钱，腐败可以获得的利益就更大了，比如说现在地方政府和官员改变土地使用的规定和条款，通过土地就能赚到很多的钱。允许国有公司私有化，作为管理者也能赚到很多钱。
2009年夏天，杭州富二代撞死人的事件，这些富人觉得自己可以凌驾于法律之上，可以任意滥用法律，对社会上的其他人毫无同情心，那个被撞的女孩就是外地来的服务员，人们觉得她微不足道，其实，这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中国目前很多富人变富的手段是不合法的，比如腐败，这可能会带来政治上的影响，而且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它可能会破坏人们对经济改革的总体支持。
舒泰峰：我们发现中国的很多问题，改革越往深里推，就会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而且没有办法去破解这些利益集团，从世界的经验来看，对此您有没有什么建议？
马丁：不平等问题在英国、美国也长期存在，20世纪80年代早期的时候，金融和财务的精英控制了政治精英的脑子，通过改变对金融的政策，让这些人变得无比之富有，人们找不到任何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个问题，直到金融危机的发生，金融体系的崩溃，人们才对此极为生气，现在银行家是英美社会里最不受欢迎的群体，但是在过去，他们基本上是做什么都对。
舒泰峰：所以我们担心，中国是不是也要等到发生危机的时候才会真正有改革的动力。
马丁：有可能。中国现在进行的这个改革，既具有毛泽东那个时代的特征，同时也继承了太多钱的利益。中国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江泽民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政策，胡锦涛提出“和谐社会”的概念，希望解决不平等问题。我不太清楚政策上的调整能起到多大作用，这些问题其实根植于中国的行政体制里面，解决问题的关键还在于意愿问题，有没有更多政治上的支持者来进行这件事情。
舒泰峰：现在中国的学术界，许多学者在呼吁中国要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因为很多问题都归到政治体制改革上来，不进行政治体制改革，很多问题都不能得到根本解决，您如何看待中国政改的速度问题？
马丁：随着社会变革越来越快，我们的确要进行政治改革，以目前的经济增长速度，意味着社会变革的速度也会很快，如果不能及时对政治体制改革的话，他就会落后于社会的变革，不能适应这个需求。对于中国来说，很重要的是进行这样的改革，这样才能实行现代化，同时保证文化上的与时俱进，现在许多西方国家，政府也是落后于时代的。如果我们不积极地进行改革，政府就会与社会脱节，一旦这样，可能会造成社会的动荡，到时候处理起来就会更加困难。西方有句谚语，早缝一针比最后要多缝九针要好。政治体系也是这样。
舒泰峰：儒家复兴思潮在当下的中国很热，您也被邀请参与过一些这样的活动，您怎么评价这件事？
马丁：我觉得复兴有其积极的一面。另外我觉得现在对儒家思想的支持就好像是从盒子里拿出来摆在台面上一样，就像一个文物古董拿出来放在这儿，完全忽略它曾经经历过危机，它曾经有过种种的失败。所以，我不太同意儒家文化复兴的说法，我觉得就好像宗教复兴一样，没有什么意义。我们现在需要思考的最重要的问题是，我们如何将中国不同的历史时期联系起来，建立起一个正确的关系，这些历史时期就包括曾经儒家文化的成功、失败，包括改革开放，现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关系，都需要联系起来，这是一个比较复杂的问题。
这些问题在欧洲也出现过，在欧洲引入现代性当中也有这些问题。而中国现在的问题是，虽然把所有国家经历的过程全部缩短了，但是文化的变革和思考是需要比较长的时间的。举例来说，中国一个80后出生的人，在成长过程中接触过儒家思想、中国的传统文化，也接触了改革开放带来的种种西方思想的影响，重要的是他怎么把这些影响融合起来，让它对他有用。中国文化的断层太大了，中国现在发展得太快了，如果能够把刚才提到的这些因素像星星一样，一个一个地给连接起来，把它们串成一个整体，就很好。只单纯提儒家文化的复兴，对他们这代人来说没有任何意义。
三、先捧你，继之以责任
美国对中国崛起的认识，以“负责任的利益攸关方”的提出为标志，实现了从不适应到不得不适应的转变，其应对战略则实现了从“遏制、接触与遏制并行”向“全面接触”的转变。其反映的美国的真实动机是在无法阻止中国崛起这样一个前提下，试图以接纳中国加入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为交换，换取中国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从而实现对中国的一种软性管理。
“次会议上，美国将把火炬传给中国。”美国国务院的一位人士在2009年4月份20国集团金融峰会召开前告诉他的日本记者朋友。这位日本记者后来写到，正如朋友所言，美国总统奥巴马在会后记者会上宣布“美国已不能继续担当世界经济的引擎”，并与中国国家主席约定定期举行“美中战略与经济对话”。
“奥巴马总统有没有向中国发出诸如——‘让我们一起来领导世界吧！’——这样的邀请我们不得而知，但外界将奥巴马前面的讲话解读为美国要扩大美中共同领导世界的‘G2’路线。”他写道。
此前的1月12日，在北京纪念中美建交30周年活动的一次会议上，美国着名战略家布热津斯基说，中美之间建设性的相互依存是全球政治和经济稳定的重要根源，现在需要全力推进一种非正式的“G2”。随后发言的基辛格对此多有附和。“G2”逐渐被阐释为“中美共治论”而广为传播。
当时在会场的一位中国高官告诉笔者，一听到二人的发言，他立刻感到不妙，“中美共治，不就是让我们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跟美国扛世界吗？”
而在中国前驻英国大使马振岗看来，国外热捧中国的动机复杂，有真心说好的，也有别有用心的，“但要求中国承担更大责任，这是肯定的”。
稍稍整理一下我们的记忆：就在几年前，我们听到更多的是“中国威胁论”——中国的军事是威胁，中国的人口是威胁，中国的可能崩溃也是威胁，甚至姚明在NBA球打得好也是威胁。而“中国责任论”的流行则是新近的事情。由“中国威胁论”到“中国责任论”，这其中是如何转化的？其背后的深层逻辑又是如何的呢？
“中国威胁论”流变
我们今天所说的“中国威胁论”起源于冷战结束后。其大的背景就是苏联威胁消失了，而中国逐步强大了起来。1990年，日本防卫大学副教授村井友秀贞在《诸君！》杂志上发表《论中国这个潜在的威胁》一文，此文被视为“中国威胁论”的始作俑者。
此后，“中国威胁论”逐渐升温。简单地梳理一下，“中国威胁论”的流变大致分为四波：第一次大规模的“中国威胁论”泛滥于1992～1993年。他们从意识形态、社会制度乃至文明角度展开了对“中国威胁”的具体指责。美国传统基金会所办刊物《政策研究》1992年秋季号上发表了美国费城外交政策研究所亚洲项目主任芒罗撰写的文章，题为《正在觉醒的巨龙：亚洲真正的威胁来自中国》。一时间，名不见经传的芒罗和他这篇“中国威胁”的文章顿时声名显赫，风靡太平洋东岸。哈佛大学教授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一文也于这一时期问世，该文认为儒教文明与伊斯兰教文明的结合将成为西方文明的天敌。
冷战后第二波“中国威胁论”发端于1995～1996年，诱因是台海危机及由此而引起的美国国内对华政策大辩论。《时代》周刊记者伯恩斯坦和芒罗所着《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是此轮中国威胁论的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