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90年代中期以来的这十年间出现了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它与前面两种形态不一样，背景不再是被动的因屈辱而抵抗，而是中国成为全球经济强国之后，一种希望得到世界承认的民族主义。最重要的变化是，它从内在的文化诉求发展为外向的“承认的政治”。
这种新民族主义从精英到大众，形成了一种非常强大的趋势。在知识界，这几年“施米特热”长盛不衰，一个**时期的德国桂冠法学家如今被一些知识分子奉若神明，他们呼吁中国要走向“政治成熟”，要有一个拥有“最后决断权”的强势国家，从民族主义走向了国家主义。而在大众层面，产生了相当普遍的“中国认同”的心理诉求。在使馆被炸、战机相撞、小泉参拜、火炬传递等几个突发性事件的刺激之下，演变为席卷神州乃至全球的爱国狂潮。
爱国主义本身是值得肯定的，问题在于在狂潮内部，沉渣泛滥，出现了一种“勃起式的民族主义”。它既自大又自卑，像阿Q一样，缺乏自信，特别在意别人特别是比自己强的国家的脸色，索要一种莫名其妙的“不高兴”的权利。如果说前两种民族主义还是以普遍性的现代性价值作为目标追求的话，那么如今这波民族主义却要打破世界主义，试图寻找一种另类的“现代性”方案。
舒泰峰：那么如何评价这种民族主义，这与《中国不高兴》构成怎样的关系？
许纪霖：民族主义不是一个要与不要的问题，有些自由主义者将之视为20世纪中国的“病灶”，我不同意这个看法。民族主义本身是现代性的内在要求，不能抽象地否定它，核心问题是要什么样的民族主义。它是一把双刃剑，法国、美国建国之初也形成了民族主义，它们是与自由民主传统相结合的。而德国近代的民族主义，起初的文化民族主义还比较健康，随后发展为政治民族主义，进一步蜕变为可怕的国家主义，最后导致***主义。
中国在历史上没有现代的民族国家，只有“天下”和“王朝”。“民族国家”与“个人”是同时诞生的，而且关系密切，后来才发生了分离和紧张。民族主义的真正问题是：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制度、文化和生活？我们要形成什么样的“我们”，什么样的“中国认同”？从这里我们看到，民族的目标与民主的目标是不可分离的。但一些头脑简单的爱国愤青们，将民族主义的诉求与制度的选择与文化的认同割裂，只说爱国，而不问爱的是什么样的制度和文化，他们的国家认同，只需要一个外部的敌人，靠敌人的存在而形成“我们”。这种敌我分明的爱国，一旦敌人消失，“我们”便成为乌合之众，一盘散沙，于是不断地寻找敌人，制造敌人。《中国不高兴》所流露出来的，就是这种粗鄙化的、排他性的民族主义。它主动迎合了社会层面中情绪化的东西，即在网络中极端的声音，但这种声音绝不代表中国的主流民意。而据我在大学里面对学生的了解，大学生虽然与以前相比爱国情绪高涨很多，但大多数还是比较理性，比如他们对蔡铭超的“拍而不买”式的爱国行为颇不以为然。但《中国不高兴》却试图通过现代传媒的操控，将那些非理性的情绪制造成主流。
舒泰峰：但是《中国不高兴》的作者告诉我，他们并不反对那种普遍的民主自由的价值理念。
许纪霖：态度如何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看态度背后的理由是什么，你怎么理解自由民主的价值与国家利益的关系。西方的确很复杂，对内对外不一样，在对外事务上，他们首先考虑的是国家利益，其次才是普遍的正义。对于这一点我们不再抱有幻想。
问题是中国应该怎么样？有两种态度，一种是相信世界就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世界，强权就是一切，以中国的强权对抗西方的强权，还有一种是做负责任的大国。所谓负责任，除了对国家利益负责之外，还要考虑对全球公认的正义原则负责。健康的爱国主义，背后是有世界主义理想的，强权之上还有正义。今年是五四运动90周年，我刚刚完成一个研究，用大量史料证明五四不是一个简单的爱国运动，当年热血的五四青年们，具有广博的世界主义理想，《北京学生界宣言》中讲得很明白，他们争的不仅仅是国权，更是全球普遍的公理和正义。五四知识分子的胸怀何其之大，爱国青年们要继承的，应该是五四前辈传下来的，这种具有世界主义情怀的民族主义。
舒泰峰：可是火炬事件之所以引起民意的反弹，正是因为民众认为我们一心希望融入世界，而世界并没有拥抱我们。
许纪霖：什么是“世界”？西方就代表“世界”吗？即使是“西方”，谁又代表“西方”呢？为什么要将某国政府某时期某外交政策视为西方的整体呢？西方不是一个整体，不同的政府、媒体、学者与民众之间差异很大，只能就一个个事件表明我们的立场。整体的反西方，将中国与“西方”、与“世界”对立，如同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不仅可笑，而且愚蠢。虚幻的“敌人”，所制造的只是虚幻的“我们”，而将形成“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忽略了。与其将精力放在外部去寻找敌人，不如创造一个开放的制度和舆论环境，让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们，自由讨论、选择和建构共同的家园：什么是大家都可以接受的制度、文化和生活？什么既是“我们”的，又是全人类的中国现代性？
五、对话萧功秦：新国家主义批判
“原先用来推进激进的平均主义计划经济的组织性国家，在30年以后，转过来发展市场经济，并在经济转型与发展中产生新的功能，这并非毛泽东搞三大改造时所预想的，这也只能说是一种‘人算不如天算’。”
萧功秦，上海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对于当前出现的关于中国历史的浪漫主义叙事，笔者约请他做了一个深入的评价，接到邀约之后，萧教授也表示这个话题非常重要，极有必要正本清源，进行冷静地审视和批判，以拨除越来越浓重的思想迷雾。
美化前30年是一种不可取的浪漫主义
舒泰峰：与国外吹捧的同时，国内知识界出现一种思潮，比如觉得西方民主其实问题多多，而中国其实有很多优势。主张重新评价改革开放的前30年，比如认为那时候我们的医疗很好，基础教育水平很高，用国家力量实现了工业的积累，为后来的改革开放奠定了基础。又比如当时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社会也很平等，而且前30年的经济增长率也挺高（1952～1980年为6.25%）。如何看待这种现象？是不是我们真的忽视了前30年的成就？
萧功秦：新中国成立后前30年包括“文革”的体制，可以概括为苏联斯大林模式的“加强版”，这种计划经济模式有四大弊端：
第一，它抑制了人类的最基本的一种竞争能力，即微观个体在经济活动中激发的活力，大锅饭体制缺乏激励机制，使社会成员缺乏生产积极性，从而使整个社会在宏观上陷入经济的停滞与绝对的均贫状态。在某些地区，两个强劳动力每日工分值相加，不够老母鸡生一个蛋！（当时一枚蛋是0.11元，而工分仅为0.05元）根据1980年农业部的统计，到1978年，全国农民人均收入不过74.67元。
第二，在指令计划体制下，计划制订者与决策者的信息获取能力与处理能力，受到人的理性能力的自然局限，根本无法应付一个庞大社会如此复杂、丰富与多样的广泛并不断变动的各种社会需求，这就注定了难以制订合理周全的计划。更有甚者，计划者的乌托邦冲动得不到任何抑制，这给社会造成的灾难可能严重到几百年后的人们也会感到难以想象的地步。
第三，这种计划体制下的官僚病不可避免。由于计划经济所承担的社会调节的功能，是由计划经济下的官僚来承担，所以官僚的数量就非常大，而且官僚主义本身必然会产生的问题，又被毛泽东认为是公有制以外的资产阶级影响所造成的。于是从这一错误判断出发，就会产生“文革”发动者的全面专政的观念。
第四，极左思潮的经济基础就是计划体制，没有计划体制，极左灾难连一分钟都推行不下去。因为正是这一体制，剥夺了人们用脚投票的权利。它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当然其结果就会使极左思潮走到了极端，也使得这种现代化的选择遭到了失败。极左思潮的灾难性后果，引起了全中国人与执政党精英的理性觉醒，中国开始走上了改革开放的道路。这是全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
有人要“全面反思30年”，理由是，那时候医疗很好，基础教育水平很高，修建了很多水利工程，用国家力量实现了工业的积累，那时候社会更为平等，而且前30年的经济增长率也挺高，等等。
说这些话的人无疑是天下最彻底的文化浪漫主义者，笔者劝这些可爱的浪漫主义者去读一下人民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告别饥饿》一书，这是由4位新华社记者于1980年考察西北农村后送交中南海的一份内参报告，正是这份尘封的报道中揭示的农民兄弟的一贫如洗的凄苦生活，为求生存而与地方政府的尖锐冲突，使中央痛下改革开放的决心。当年胡耀邦正是读了这份报告后亲自从北京风尘仆仆赶往六盘山核查。这本书中记载了一位山西农民心酸的话：“公社把我们农民像牲口一样死死地拴在槽上，拴在槽上也可以，却不给草料吃，又不让我们去找草料吃……”“历史的真实是哺育我们民族最可贵的乳汁”正是这本书扉页上的话。
如果说“文革”有什么积极意义，它的积极意义恰恰是它把乌托邦推向极端化、漫画化，这就从反面教育了中国人，成为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一个十分有利的因素，是现代化成为社会各阶层的普遍共识，无须动员，包括凡是派也想通过经济增长来增加自己的合法性。如同久渴的人们渴望水一样。极左时代的“文革”灾难如同钟摆效应一样，使国人提前50年，从这种乌托邦迷思中觉醒过来。
当然，旧体制的历史遗产带给改革开放意想不到的好处。首先，在缺乏外部投资的情况下，通过土改，通过工农业剪刀差，在使农民承受低水平生活20多年的情况下，从农民那里取得巨额的财富来进入工业投资，把工业投资形成的工业建设成为国家经济起步的基础，从而避免了依赖外资来实现工业化的拉美式的依赖性发展的历史道路。
其次，毛泽东时代低生活水平与市场化经济收入的反差，形成的相对满足感，可以大大地缓冲劳工尤其是农民工的工资要求。改革开放以前的极低生活水平，也使大众满足于现有的饱并不太高的工资与生活条件，形成低成本与低价格竞争优势。
最后，全能主义对社会自主性的铲除，形成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国家强势力量，当革命乌托邦的极左意识形态在思想解放过程中被否定之后，这种强势国家的组织力量被引向改革开放与经济发展，利用它的强制性特点来进行变革，较少受到社会的阻力。例如土地基本上是国有的，是无偿供给的。在许多后发展国家因缺乏国家权威而受苦之时，中国却由于告别乌托邦之后的高效能国家而深得好处。
中国动员性的组织，在发展计划方面反而有点像战争动员，意识形态转型后的新功能：较高素质的廉价劳动力、训练有素的官员等，这些都是全能主义体制的历史遗产，通过旧瓶装新酒，为改革开放后的现代化建设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这决不意味着旧体制本身就是值得肯定的。
单纯这笔全能主义遗产，并不能让中国的经济一直繁荣和发展下去，正如陈志武所指出的，经过200多年工业革命的发展，到1978年的时候，西方那么多成熟的工业生产技术，从交通运输、电脑到高科技技术，都等在中国的门口，只要中国愿意开放，愿意加入全球的贸易秩序，同时也愿意引进这些技术，那么这个所谓的后发优势，确确实实可以很快地体现出来。
换言之，原先用来推进激进的平均主义计划经济的组织性国家，在30年以后，转过来发展市场经济，并在经济转型与发展中产生新的功能，这并非毛泽东搞三大改造时所预想的，这也只能说是一种“人算不如天算”。我们绝不能把改革的成功看做全能主义乌托邦计划体制的成功。
在政治文明方面中国人还是谦虚一些为好
舒泰峰：现在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崛起与中国传统文化里的一些东西相关，尤其是科举制度下的贤能体制，他们认为，在这种体制下，中国传统社会相对比较平等，这有利于30年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另外还有人，比如《当中国统治世界》一书作者、英国人马丁·雅克，认为中华文明有很优越的地方，比如朝贡体制就优于现代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国际关系体系，因为它更为和平，而且他认为随着中国崛起，围绕中国的朝贡体系可能在亚洲复苏，等等。如何看待这种转向传统历史的反思？
萧功秦：几年前，我在上海某大学听到过一位美国左派历史学家的讲演，他说，世界上有两种全球化，一种是“好的全球化”，一种是“坏的全球化”。中国古代的进贡体制与明朝的郑和下西洋，就是“好的全球化”，而现在西方的全球化就是“坏的全球化”。西方学者有这种看法并不奇怪，其实，当年伏尔泰为了反抗本国的专制，也曾经把遥远中国的康熙时代描绘成人间天堂，他大谈康熙的开明是为批判路易王朝的专制残暴寻找一个美好的对比参照点，然而真正的康熙引发的最残暴的文字狱却不在他的关注之列。
这不禁使我想到一个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即西方批判性的知识分子，往往会通过不自觉地美化传统中国，也就是通过一种移情作用，把传统中国视为一个诗意的异邦，以此作为对西方社会文化进行批判的参照对象。事实上，传统中国只不过是这位美国历史学家的文化浪漫主义的心理投影，闭关自守、以自我中心的天朝的朝贡制度，却变成了牧歌式的乌托邦。在这位美国人眼里，鸦片战争以前的中国，几乎成为世界上美好的国度。
而中国人又往往由于心理上的需要，一听到洋人对老祖宗的赞美，就会飘飘然起来，欣然接受这种对中国传统的诗化的解释。于是出现了洋人浪漫主义与中国自己的浪漫主义的相互强化与激荡效应，他们会对我们说，看，连洋人也这么说！
事实上，这位洋教授最大的问题是他完全忽视了结构比较对于文明研究问题的意义。正如本文所分析的，前资本主义欧洲，虽然表面上是分散的、小规模的共同体，然而这些小共同体所具有发展潜力与结构优势，则是大一统的专制帝国望尘莫及的。此后，中国在西方资本主义文明的挑战中节节失败，实际上与其结构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