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1月21日下午，在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厂北巷的寓所，李泽厚，这位20世纪8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旗帜性人物接受了笔者专访。
20世纪90年代初，60多岁的李泽厚从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退休之后，远赴美国，先后在几所大学任教，教授中国古代哲学、美学，用他自己的话说：“赤手空拳打出了一片天地”。
他说他到美国有三大冒险：62岁的年龄还要去学开车，因为没有车在美国没法生活，“学会之后车主要用来买菜”；第二个冒险是必须学会讲课，因为他毕业之后就分到社科院，从来没有上过课，但到了大学里必须要登台讲课；第三个是必须用英文讲课。“还好这三大冒险我总算都闯了过去。想起来不容易呢，当时我60多岁了，年纪毕竟不算小。”1999年，69岁的李泽厚正式退休。近年来，李泽厚基本上每年七八月间回国一次。
眼前的76岁老人身着便装，两鬓已花白，不过面色红润，目光炯然。他拉张椅子坐在客厅，背后是冯友兰晚年为他题写的一副对联：“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刚日读史柔日读经”。
两个小时的采访时间里，他始终保持了很高的敏感度，每有惊人之语，谈到可笑之处，时常朗声大笑。
李泽厚曾借用马克思的话说“我为人类工作”，当然在他看来为人类工作和为中国工作是统一的，他说中国是他的起点和终点。采访时，笔者问他是否已取得美国国籍，他说他很容易就可以入籍美国，但“没这个必要吧”。
虽然身在国外，但李泽厚仍然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文化动态。对于文化民族主义的话题他自然不会放过。
蒋庆倡导读经是“蒙启”
舒泰峰：您一直致力于思考和研究中国的传统思想文化，现在看来，中国的传统文化有一定的复苏之势，比如官方举办“祭孔”活动、学者倡导读经运动、学界名流发表“甲申文化宣言”、有的高校成立了国学班等，对这种现象您持怎样的看法？
李泽厚：这个不能一概而论，比如读经，我知道的有两个，一个是蒋庆倡导的，一个是孟母堂。对于这两者，我的看法是不一样的。我并不是反对读经，不然我写《论语今读》干什么？我认为关键是在什么思想指导下读经。蒋庆指责严复、梁启超“跟着西方跑”，胡适、鲁迅那更是通通错了。他说蔡元培不该废除读经，我坚决反对他的这些“指导思想”，我说他是“蒙启”，把启蒙的东西又重新蒙起来。
但是孟母堂的就比较好，它要求学生不光读经，也背莎士比亚、拜伦、雪莱，趁小时候锻炼学生的记忆，没什么不好。当然，要指望读了经，人就能变好了，这也不可能，主要还要看社会情况。所以我还是鲁迅派。
我也反对“甲申文化宣言”，很多名流参与其中。我不赞成，这已经说过了。
舒泰峰：目前出版界有一种“读史热”，关于中国古代历史的书相当畅销，尤其以易中天教授的书最为典型。此外，影视界如今也流行古代尤其是明清的宫廷戏。
李泽厚：历史剧编得太荒唐，所以我基本不看历史剧。我对易中天倒是蛮支持的，他至少是按正史讲的，可以纠正大家从历史剧中得到的许多错误知识。像余秋雨、易中天、刘心武、阎崇年，他们能把学术文化娱乐化，普及化，我觉得不坏，很有功劳。很多学者对他们不以为然，指责这是“庸俗化”，老实讲不是每个学者想“庸俗化”就能“庸俗化”的，他们能做这种普及兼娱乐的工作，很不容易。
舒泰峰：一个较典型的批评是说余秋雨、易中天是抹着“文化口红”。
李泽厚：我支持抹口红（大笑）。你不愿意抹你就别抹嘛，你可以关起门来，干你自己的。把学术、文化娱乐化，普及化有什么不好？余秋雨的散文你不喜欢也可以，但有人喜欢读。我觉得有些人是出于嫉妒，见他们名利双收，嫉妒（大笑）！有人说妓女（香港正名为性工作者）看《文化苦旅》那有什么不好？我觉得比看那些号称学者的低级谩骂文章好多了。有人骂易中天不务正业，什么是正业？上电视讲历史为什么不是正业？比学术文章低一等吗？我看一点也不低。
舒泰峰：您在《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中谈到一个观点，即封建主义的东西经常会以不同的名义借尸还魂或者说死灰复燃，比如“文革”时期。在传统文化有复苏迹象的当下，我们是不是也要注意某些东西？
李泽厚：的确如此，要特别警惕。我在美国看国内的电视，宣传一个地方“绣龙”——号称“龙乡”的某地数十人同时在一大幅布面上绣出龙的形象，说开工那一天和完工那一天，都下了雨、雪，而那个地方在那个季节是极少下雨下雪的，节目把这一事情说得神秘兮兮，大有天人感应、龙的神灵出现的味道。而这正是在宣扬“传统”、“国粹”旗号下进行的。这不就是封建迷信吗！所以我说：“我当时立即觉得还是鲁迅棒，现在仍然需要鲁迅！”还有好些类似的现象，并不是一件两件，有好多。当然更重要的仍然是体制上的，如一切向官本位看齐。
舒泰峰：有人认为历史热反映中国人对自己的传统又开始自信了，但是也有一种担忧，像易中天的《品三国》里边讲到很多的权术斗争，宫廷戏更是不遗余力地挖掘和展现甚至夸大这种钩心斗角的细节，也有不少人直接从历史中总结出经商之道，为官之道。这些东西流行的背后是不是也反映出中国人仍然认为这些历史上的权术经验对自己的现实生活有用？
李泽厚：的确有这种因素，但一般来说，读者和观众倒不一定会自觉地把历史上的这些权术运作经验直接用于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他们可能更多的是从历史的角度来观察现实。刘再复写了好些文章批判《三国演义》中的这些心计对中国人的坏影响坏作用，我赞成。
之所以产生这种历史热，一方面是有市场，读者需要。另外一个重要原因，是观众们没有更好更多的选择，只能热超女。像台湾，政治非常热，大家都关心政治。大陆以后可能也会出现政治热，而且时间会更长。但这可能是很久的“以后”了。
以煽情的话语来鼓吹“民族精神”是危险的
《了望东方周刊》文化编辑、前上海《外滩画报》记者老牛也在2005年初就2004年大陆的文化保守主义复归这一话题越洋采访了李泽厚先生。这次访谈，比笔者的话题更为集中，李泽厚也多有阐发，观点犀利，十分精彩。经老牛同意，收录于此，可以使读者对文化民族主义有一个更为全面和清晰的认识。
老牛：先生居海外多年，是否在他乡的异质文化环境里对中国文化有了重新审视和发现？有个有趣的现象，许多人一出国就容易发现“故土文化”的“好”来。
李泽厚：我对“故土文化”的“审视和发现”与过去（如我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中的看法）一样，没有改变。我很顽固。
老牛：2004年，中国第一所海外“孔子学院”在韩国汉城挂牌。据中国国家汉办透露中国计划将在未来几年内在全世界建立100所“孔子学院”。有媒体将此事件解读为“汉语将改变世界大脑”，您怎么看？
李泽厚：实际的情况似乎是，外国人要与中国大做生意，急需汉语人才，如此而已。
老牛：2004年的“传统文化复兴”系列事件，发生在中国加入WTO、全球化步伐日益加快之时。您曾与学者陈明有一对话，把“思想界开始重视本土文化资源”解读为“由于中国近十年来之经济发展国力增强”。您是想说后者（中国近十数年来的发展）颇多得益于前者（本土文化资源）吗？
李泽厚：不是的。“本土文化资源”这个概念太宽泛，不清楚。确切地说，中国传统的“实用理性”在这里发挥了相当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人们喜欢将自己“万事不如人”全归结于“文化不行”，于是反传统。我曾经批评过、反对过，惹来不少咒骂。现在，经济发展、国力增强了，发现自己并非“事事不如人”，又开始吹嘘自己的传统文化如何了不起。对此我也反对，结果又会有人骂。
老牛：您似乎对蒋庆先生倡导少儿“读经”不甚以为然——“不反对”而已，能具体说明吗？
李泽厚：我不欣赏“少儿读经”之类的笼统做法、提法，它很难与当年袁世凯的“尊孔”彻底分清。蒋庆甚至公开谴责蔡元培先生当年取消读经。在我看来，如果“五四”那批人是“启蒙”，那么一些人现在就是“蒙启”：把启开过的蒙再“蒙”起来。我说“不反对”，是因为蒋先生是民间的自发活动，人各有自由，他可以去尝试。
老牛：蒋庆先生认为，“李泽厚先生主张把公德和私德分开是不能成立的”，对此您怎么看？
李泽厚：公德私德之分并不是我提出的，梁启超早就提出了。我是主张培育宗教性道德的，但我不赞成笼统地提倡“读经”。儒家经典中的许多道德是与当时的政治法律体制和生产、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的。产生在已有严格等级的氏族社会中，发展在专制政治体制的传统社会里。所以“天尊地卑，乾坤定矣；卑高以陈，贵贱位矣”，“天王圣明，臣罪当诛”等便是这种道德的核心内容。“经”也有一大堆，四书，诗经以及周易、礼记可以选读一些，但尚书、春秋（这是蒋先生视为至宝的）也要人去读去背吗？仪礼、周官、尔雅呢？需要人人必读吗？我认为不要。
老牛：蒋庆先生认为，“五四”以来，中国知识分子普遍地戴上西方文化的有色眼镜，认为儒家文化压抑人的独立，其实并非如此。比如孟子讲的“浩然之气”等。蒋先生有一句反问：“难道两千年来西方的知识分子是走过来的，中国的知识分子则是爬过来的？”您怎么看他的这些评论？
李泽厚：关于“儒家人格”，我20世纪80年代写的《中国古代思想史论》似乎并不比上述评价低。至于那句“反问”，我以为那只是缺乏论证并无学术意义的煽情语言。现在问题之一也还是一些知识分子喜欢耸人听闻，以煽情激烈的话语来鼓吹“民族精神”或“道德义愤”，我以为这是危险的。
余英时先生说，当年“五四”反传统的人物，都是饱读旧笈，深知传统的人，今天反传统的人物其实并不知传统为何物。我觉得今天某些提倡传统或传统道德的人也大体如此。从他们的言谈论着行为活动中看不出一点传统的影子。看不出一点孔老夫子那种“温良恭俭让”、“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道德、精神或风貌。所以，剩下的便只是激情口号、妙论奇谈。
老牛：一些学者在此次论战中对少儿“读经”表示了同情。如秋风先生，他说：“从20世纪初一直延续至今，全盘反传统已经成为现代中国人本能的意识形态。当年有人呐喊不读中国书，因为中国书所教导的都是愚昧和无知。过了近百年后，这个声音依然清晰地回响在我们耳旁。”您怎么看他的这个判断？
李泽厚：我不大相信全盘反传统已成了现代中国人的本能意识。其实从“五四”时代起，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扔掉中国古书”（“文革”是例外），只是少读了许多罢了。今天从小学到研究生，读的大半是数理化、电脑、科技，所以我是主张读点中国古书的。特别是诗经、论语等，我费时费劲去写一大本《论语今读》就有这个原因在里面。
但是，我反对不分青红皂白地提倡“读经”，那样可能会从小就培育原来传统政治体系所需要的奴性道德。
反对以文化相对主义否定普遍价值
老牛：“文化相对主义”是《甲申文化宣言》的核心观点之一，您怎么看待文化相对主义？
李泽厚：不敢苟同。文化多元论、文化相对主义是西方后现代的时髦理论。我不赞同用“相对主义”来否认或忽视人类仍有共同的普遍性的价值和原则。我反对认为文明并无进步落后之分、原始文明与现代文明价值等同的文化相对主义。以最时髦的西方理论来扞卫最保守的传统事物，这倒可与蒋庆相呼应。
老牛：您认为从传统文化中可以开出现代的“尊重个人自由和权利，宽容、多元”的文化之花吗？
李泽厚：不经改造，无此可能。
老牛：如何改造？您依然相信并坚持您的“西体中用”吗？
李泽厚：当然坚持西体中用，如我提出的两种道德论。其实今天争论的关键并不在应否提倡传统、提倡道德，而在于如何阐释这些道德和应否以此来排斥、反对、贬低建立在现代生活基础之上的社会性道德（自由、平等、独立等），这两种道德有一致处，也有冲突处。我的“两种道德论”就是为探求这个问题而提出。
蒋庆先生则根本否认现代社会性道德，似乎硬要回到“君、父、夫”具有绝对权威、绝对统治，“臣、子、妻”必须绝对服从的传统道德。三纲六纪是传统道德的核心，张之洞、陈寅恪等很多人都讲过。“中国首重三纲而西人最明平等”是严复的名言，看来，梁启超、严复，更不必论胡适、鲁迅通通是“跟着西方走”，都应该是蒋先生所猛烈讨伐的对象。
老牛：《甲申文化宣言》认为，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的中国传统文化是西方文化的“解毒剂”，对“物欲至上、恶性竞争、掠夺性开发”有一定的启示，您是否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这个功用？
李泽厚：我不认同。他们这种希望的实现，也许在22世纪，而不在“当今”。而且，如何解读“中华文化”颇值探究。难道其他文化就没有那种品格（注重人格、注重伦理、注重利他、注重和谐）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