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改变这种局面？首先，官员的心中应当真正的“以民为本”。如今，在不少官员的眼中，官位不过是实现自己私利的工具，安分者则将其当做安身立命的一个不错的职业，又有几人真正以天下为己任，以百姓为依归。既然如此，也就不必深入群众，自寻烦恼。
据刘子富调查，在“6·28”事发现场，当地不少党员干部表现得麻木不仁、无动于衷。一位干部反思说：“‘6·28’事件现场，干部队伍中存在一种回避矛盾的心态。干事的不如站在旁边看的，站在旁边看的不如在家玩的。还有这样的说法‘家事国事天下事，不问事平安无事’。很多干部党性原则丧失，正义感淡化。‘6·28’当天，有些干部在现场不敢挺身而出制止，从人群中走过的时候，怕被人认出来，用衣服挡着脸。还有个别领导人就在附近打麻将，看到出事了，叮嘱在场的人说：‘别开灯，千万不要声张’。”
唯有官员们重新将百姓冷暖装入心中，少一点私心，多一点公心，我们的干群关系才可以重新“如鱼得水”。但是最根本的还在于要从干部产生和考核方式上作出制度变革。
舒泰峰：干部脱离群众甚至逃避畏惧群众，根本原因是什么？
刘子富：根本上还是我们的干部选拔，任用和考核制度出了问题。瓮安县委副书记瓦标龙说得很好，他说，选干部的程序看起非常严密，实际上很难选出有真才实学、能干事的干部，更难选出优秀干部。因为有能力的人容易得罪人，得票就少，而在单位人缘比较好的干部，得票却多，但他又缺乏敢作敢当的精神，往往很难打开工作局面。选拔干部时“洗碗效应”比较突出，吃完饭爱洗碗的人打破碗的几率就大，得票就少；不爱洗碗的人，打破的碗就少，得票就多。干部选拔任用机制值得好好研究，还要加以改革和完善。
舒泰峰：干部制度改革因为涉及人，所以改起来非常困难，在您看来应当如何进行改革和完善？
刘子富：我觉得最重要的，必须从选拔干部制度的源头抓起，加大老百姓对干部评议、认同的权重，让老百姓对选拔干部享有充分的话语权。比如选举县委书记，就可以采用上下结合、党内党外结合的办法，先把候选人确定为两三人，甚至三五人，让全县党员投票，再让有各界人士代表组成的人民代表投票，在充分了解党员、民众意愿的基础上，确定县委书记候选人，在此基础上召开党员代表大会，正式选举产生县委书记。
这种方式选举产生的县委书记，选举制度就决定他既要对上负责，也要对下负责。“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关注民生的要务，也就从干部选举制度上有了保障。现行干部考察任用办法产生的干部，往往是“看上不看下”，有的甚至“压住下级，糊弄上级”，这种干部贻误工作，坑害百姓，阻碍发展。
说到底，就是建立完善的民主政治的问题。
三、特权之魅影
“把人分成穷人和富人不是很好的分法；把人分成贵人和贱人也不是很好的分法。应该将其分成有特权和没有特权的，关键问题在特权上。”
关键问题在于特权
关于茅于轼的挨骂，仅仅说到财富分配不公其实还没有点到问题的实质。
回到上述研讨会，这个开放的研讨会的最大价值就是大家在激烈的交锋中逐渐抵达了最深刻的地方。
首先是知名哲学家黎鸣引进了一组新的概念。黎鸣身材瘦小，但语调高亢，给人以“语不惊人死不休”之感，与他“思想狂徒”和“哲学乌鸦”的外号很相称，其发言颇有启发性。
他认为，从中国传统来看，茅于轼以富人穷人来划分人是“不够的”。人有三种划分标准，第一种是贵贱，第二种是贫富，第三种是雅俗。只要你在中国是贵人，肯定也是富人肯定也是雅人，凡事全包了。中国两千多年来，都在为谁说话呢？都在为贵人说话，并不为有钱的商人说话，在中国所谓的商人是没有地位的，尽管你是富人，但你不是贵人，你还是贱人。
“为什么茅先生的这篇文章要被人骂，骂得这么火，这是好事情，坏事变好事，经过大家的辩论，让大家认识到，与其盯着富人，不如往贵人那儿看看，中国的贵人现在依然是贵人。”黎鸣总结说，在中国，并不是一个贫富的社会，而是一个贵贱的社会，“茅先生的错误，也错在这儿，不要把贫富看得那么重，在中国必须把贵贱看得重一点，改变了贵贱的问题，再来改变贫富的问题。”
经黎鸣一转化，“仇富”实际上变成了“仇贵”。再进行现代语义的转化，“仇贵”实际上就是“仇视特权”，因为这些“贵人”掌握了社会资源分配的特权。
这为与会者所普遍认同。仲大军说：“由于中国有着深厚的封建专制和特权等级制传统，其在体制和制度上并没有进入现代民主化，这种国家最容易造成贫富差距和权利差距。目前，我国的贫富差距以基尼系数来衡量已经是非常高了，至于说地区差距、城乡差距、身份差距以及官民差距都很大，由于这些因素，中国的财富分配并不合理，社会发展十分不均衡，导致社会上的‘仇富现象’日益抬头。”
“所以，仇富并不一定是穷人普遍地仇视富人，而是仇视导致贫富分化的这样一种社会现象。”他说。
茅于轼的挨骂来自于同样一个逻辑：人们仇视的不是普遍意义上的财富——姚明仅仅是能把篮球精准地放到篮筐里，身价就以数十亿美元计而没有人仇视他——而是财富取得的那种基于特权的过程。这种过程在中国不能说百分之百，却也十分常见。
在当天的研讨会上，有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湖南某地驻京办事处干部，他将茅于轼尊称为一位“伟人”，但是他仍不同意“为富人说话”的说法，他说在目前政治和文化背景下，富人群体应该说是有原罪的。“在我的经历当中，相当一部分富人都是通过官商勾结，通过非法获取社会资源，在地方上最典型的是房产资源和矿产资源，通过这种手段致富。”
应当说，在反对特权这一点上，这个研讨会最终达成了共识，其中也包括茅于轼自己，他最后回应说，“我把人分成穷人和富人不是很好的分法；把人分成贵人和贱人也不是很好的分法。应该将其分成有特权和没有特权的，关键问题在特权上。”
“我是领导”与“权力通吃”
2010年6月11日傍晚，安徽马鞍山，一辆黑色广本行至湖北东路大润发卖场附近，与两位中学生发生口角。车主一下车就狠狠地给了男学生一记耳光。
车上一个女的不但没有劝架，反而说“打得好”！由此激起了周围群众的不满，大家将肇事车辆围起来不让其离开。见状，打人者说：“你们知道我是谁吗？我是领导！”此时，车上女人也走下车来，威吓说：“我是机关干部，我知道你们是二中的（从校服看出），我找人到学校整死你们！”
此话一出，顿时激怒围观群众。见状，打人者自己报了警，警车到后，打人者被拉进警车，围观群众仍不让其离开，要求他赔礼道歉。随之，群众与警察对峙起来，围观群众也越来越多，最后达到三四千人。有的人捡起砖头，有的人抱起西瓜，砸向肇事车辆和警车，有人声讨、有人叫喊，场面一片混乱。
打人者为谁？安徽马鞍山市花山区旅游局局长汪国庆。同车女为谁？汪国庆之妻，在花山区核算中心上班，属事业编制人员。
此事本不过是一起简单的民事纠纷，却演变为一起群体性事件，何以至此？关键在于汪国庆的一句“我是领导”赤裸裸地展现了一个有权者的傲慢，点燃了群众的仇官情绪。
论官职，汪国庆不过为科级，搁在古代连“七品官”都够不上。他的确是个“领导”，但是他领导的也无非是该区旅游局的几号或几十号人马罢了，何以竟敢把自己那点权力拿到广场去炫耀呢？似乎一亮明自己的领导身份，群众就不敢对他怎么样了。这恐怕不是他一个人的傲慢，而是表露出当前社会被部分官员所强化的某种“权力通吃”的积弊了。
正如黎鸣所论，在中国传统社会，人可按3种方式进行划分——贵贱、贫富、雅俗，但归根到底其实只需要一种划分方式，那就是“贵贱”。而贵贱的标准在于是否掌握了公权，说白了就是是否有个一官半职。若有，则你不但“贵”了，也“富”了，更“雅”了。若没有，则很可能既“贱”，又“贫”，且“俗”。
中国的现当代革命旨在打破这种基于权力的不平等，但不得不说的是，这种传统的遗毒在当下正有沉渣泛起之势。“权力通吃”的案例比比皆是，山西省曝出蒲县煤炭局原局长郝鹏俊案，郝鹏俊官列科级，却在当地一手遮天，巧取豪夺，家财竟达数亿元，在北京、海南等地有房产35处。
敢于用权者不仅可以发大财，也可用以打击异己，乃至生杀予夺。
从很多案例看起来，有权者还想方设法将自己掌握的权力荫庇自己的儿女，恨不得搞世袭制才甘心。还是2010年发生的一则新闻事件足以说明：6月，高考期间，千千万万普通人家的家长们苦苦地等待在考场之外，心中祈祷着自己的儿女能够稳定发挥，一举跃上龙门。然而，湖南江永县教育局长毛华东，却利用自己的特权，违反回避制度，违规进入其子所在的考场，并涉嫌协助其子考试作弊。
2010年早些时候，《青年时报》报道，有网友在温州一论坛发帖称，“温州市龙湾区安排干部子女就业”，一些文化程度只有“职高和中专”的干部子女也被安排进了事业编制单位。
经记者调查，这一做法竟然有白纸黑字的文件为据。该文件的文件号为“温龙人劳［2003］8号”，由龙湾区委组织部、人事劳动局和监察局联合发文，文件名为《关于考录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子女的补充规定》。
这个文件明确规定，“高校在读的副科级以上领导干部子女可列为这次报考对象”，如果在当年（2003年）毕业的，在毕业后办理录用手续，不是2003年毕业的，须在2003年8月31日前办理录用手续。
为了考录这些副科级领导干部子女，龙湾区人事劳动局还专门向区政府申请划拨专项经费。请示报告上写着：“报考总人数为60人，经测算，总费用需18000元。”
这样看来，官员的特权竟在某种意义上是可以代际传递的了。正如印度电影《流浪者》里的经典台词一样：法官的儿子永远是法官，贼的儿子永远是贼。
舆论将此概括为“官二代”现象。不仅如此，某些“官二代”还利用特权以公谋私。《南风窗》杂志在《转型中国的“富二代”、“穷二代”、“官二代”》一文中说：“一些‘官二代’疯狂抢夺资源（包括人事资源）的行为，已经成为令人不敢恭维的官场风习的一部分，最大限度地为社会上仇官的情绪添加燃料。”
凡此种种，都是特权惹的祸。汪国庆之流不会不知道他的权力其实正是他面对的群众所赋予的，但是他的言行表明，“权力通吃”的特权思维仍然紧紧地占据着他的大脑。群众的仇官情绪正是由此而来，他们仇视的不是“官”，而是被某些“官”所滥用的特权。
这起事件之所以没有造成不可挽回的影响，有赖于马鞍山市市委书记郑为文的处理得当。
当天晚上十点半左右，郑为文赶到现场，他站在警车车顶上，举着扩音喇叭高喊：“我们会全力以赴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利益，坚决惩治肇事者，你们可以看市委市政府的行动，如果处理得不到位，你们来找我。”他还宣布将汪国庆就地免职。若非如此，很难想象，“瓮安事件”那样的惨痛事件会不会在马鞍山重演。
中石油“夺冠”为何反挨骂
除了官员有特权（当然这里指的是腐败官员），在我国的其他领域同样存在着特权。比如国有垄断企业就拥有垄断特权。在老百姓仇视的特权中，垄断特权也是其中很重要的一种。
2010年5月30日，由英国《金融时报》评选出的2010年度全球500强企业榜单上，中国企业第一次站在了排名榜的榜首。截至2010年3月31日，中石油市值达到3293亿美元，比第二名埃克森·美孚高出130多亿美元，微软名列第三，中国工商银行紧随其后，排名第四，中国移动排名第十。
中国人历来是喜欢第一的，这次却一反常态。中石油“夺冠”赢来的不是喝彩，反而是骂声一片。在各大门户网站的跟帖中，几乎看不到赞许的声音。“当年期待我们有世界500强的企业，现在有了，却更加心酸。”腾讯网友“小景”评论说。
北青网的一份网络调查更能直观地说明问题，在1302人参与的网络投票中，投票表示“辛酸，油价抬上去的”为891票，占68.43%，投票“不买中石油股票”的为260票，占19.97%，投票“骄傲，中国强盛了”共124票，占9.45%，表示“投资中石油股票”的只有28票，占2.15%。为何全民倒中石油？首先是因为中石油的市值走高与百姓福利的改善毫无相关。非要说相关的话，那也是一种负相关。
我国的石油价格实行国家定价，价格垄断之下，怪现象由之而生。
其一，我国石油涨价的积极性远高于降价的积极性。有车主做了统计，这5年国内油价涨10回降4回，涨的时候每吨能涨五六百元，降的时候才降二三百元。
其二，长期以来，我国的石油出口价远低于国内销售价，相应地，国内的加油站零售价远高于欧美等国。《第一财经日报》的调查显示，2010年3月，国内汽油、柴油的出口价（折合为人民币后）约5012元/吨、4644元/吨，比国内零售价至少便宜3400元、2700元。
发改委解释，国内油价之所以高是因为其中含有向国家上缴的城建税、消费税、增值税、教育费附加等税费。但是经测算，即使刨去这些税费，出口油价仍低于国内成品油价10%左右。
举此二者，是想说明，中石油之“大”非但未给百姓带来福利，反而令百姓承担着高油价之苦。回到这次新闻事件本身，中石油此次登顶的是市值。不明真相者以为中石油一定深具投资价值，殊不知中石油竟是境内众多普通投资者的噩梦。2007年11月5日，中石油在境内上市。香港H股上市每股1.27港元，A股上市发行价高达每股16.7元。上市当天开盘价飙升到48.6元，普通投资者纷纷追高，至今仍未能解套。坊间调侃：“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满仓中石油。”
相反，中石油在美国上市融资不过29亿美元，上市4年间海外分红累积高达119亿美元。而境内投资者由于支付价格过高而所占股本较低，专家测算，他们希望通过分红收回股本需要100年左右。如此内外有别，令人心寒。
中石油的成就似乎只关乎它自己。2007年5月，中石油董事长蒋洁敏公开表示“深感对不起中小股民”，并表示在高油价的大背景下，中石油将不改造、不新建办公楼、不买小汽车，以节省成本。然而，2009年就曝出太阳星城事件，中石油以超低价给员工购房，一时间舆论哗然。
作为大型国有企业，中石油所创造的利润本应与全民共享，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反而处处与民争利。用学者马光远的话说，“它很赚钱与我无关，但它赚的是我的钱”。如此，岂能不挨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