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时值改革开放30周年，笔者再次与国内外两位着名学者对这个话题进行了探讨。他们一位是前文提及的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所长王逸舟，另一位是法国汉学家、远东学博士、政治学硕士魏柳南，魏柳南目前在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高等商业学院、国防高级研究院、圣西尔军校授课，并在法国三军防务学院主持中国研讨会。曾任记者、编辑，并曾在柬埔寨、泰国和伊拉克等地担任外交官17年，精通中文。2007年他出版了《中国的挑战》一书，由于作者国际化的经历，该书一反欧洲汉学家居高临下的“常态”，公开表示西方并不“占据着道德高地”，认为普世价值同样“存在于西方和中国、阿拉伯文化之中”，并呼吁东西方进行真正地相互沟通和理解，从而在法国引起广泛的关注和争论。
话题由中国在世界上身份的转变开始。
舒泰峰：我国外交30年变迁中一个核心的脉络是，中国由一个从毛泽东时代的“造反派”转变成了国际社会的“建设者”，这种变化是怎样一步一步发生的？这当中有没有一些标志性事件？
王逸舟：应当说，30年是一个由量变到质变的渐变过程。当然，标志性的事件也是有的。我比较看重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在中国外交中的位置。在此之前，中国和东南亚国家的关系曾经一度是剑拔弩张的，我们对国际事务的关注度和兴趣也不大。但是在这次金融危机中，中国对东南亚国家施以援手，这对我国形象在东南亚的转变帮助很大。可以说这是中国扮演“建设者”角色，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进程当中里程碑式的转折点，或曰分水岭。
舒泰峰：为什么变化在这个时候突然发生了，背后的推力是什么？
王逸舟：我觉得一开始我们是出于一种直觉。泰铢严重贬值，泰国很多国民在国王的号召之下捐出自己的金银首饰；韩国等国家的资产也在短期内蒸发。这些都是我们的邻国，我们突然之间感到如寒风降临。所谓唇亡齿寒，为了防止这种寒风蔓延到中国，我们出手相助。可是没想到效果却出人意料的好，中国威胁论，以前在东南亚叫得很凶，在那以后，这种声音明显减少了。
于是就引起了我们更大的思考——原来邻国的安全也是我们自己的安全，中国应当更多地有意识地去做，去帮助邻国。
舒泰峰：1997年以后呢，变化如何？
王逸舟：有一些外交人士说，2004～2006年，也是一个转折点。这个时候，中国经济实力全面增强，在外交上，我们从过去的一个国际援助的接受者，转变为一个更有力的捐助者、输出国；并且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全球性的治理当中，如非洲问题、难民问题等。
20世纪80年代，我们的基本哲学是追求温饱，无暇他顾。90年代前期，世界意识仍然不是很强，只是刚萌芽。90年代中期之后，温饱解决了，中国也从埋头苦干到抬起头来，视野更大了，开始注意自身的形象。到了新世纪，这种变化更加明显，从不自觉到自觉，从周边到全球，我们开始思考自己能做点什么？
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十七大报告讲得非常有意思，“实现既通过维护世界和平发展自己，又通过自身发展维护世界和平的和平发展”，这表明，今天世界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中国的发展和世界的和平稳定是息息相关、密不可分的。这就有了捆绑或融入的意识。这是一个建设者的话语。比照90年代前期，那时候我们还经常说“一枝独秀”。
魏柳南：我可以谈点直观的印象。20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的时候，中国的外交官给人的印象是有一点“怕”，不大出大使馆，比如欧洲跟我们的关系很少。现在这方面已经改变很多，比较开放。这也从侧面体现了中国与世界的关系的确更加紧密了。
舒泰峰：但是现在看来，西方国家对中国的“建设者”身份仍是将信将疑。
王逸舟：的确，世界上还流行各种各样的中国威胁论。这里边需要区分对待。针对中国的“军事威胁论”，只要我们不采取军事行动、不打仗，在台湾问题上释放出善意。我想是能够慢慢化解的。
但针对中国的“经济威胁论”就很复杂。中国经济越发展，在世界经济中占的比重越高，外部担忧越是上升。道理很简单，因为你占据世界能源、资源消耗的比例就越大。这和“军事威胁论”不同，前一个是做一些事情就可以改善，而这个方面可能是做得越多，外部担忧越大。
中国现在是“树未大，先招风”。如果我们是1.3亿人或者1300万人，可能西方看我们是用欣赏的眼光来看。就是因为我们人口基数太大，加上独特的文化，不一样的文明和政治体制，这让西方胆战心惊，抱着很大的猜忌眼光来看我们。
舒泰峰：在这样的背景下，有什么办法来使我们的建设者身份更具可信度？
王逸舟：第一是要向世界提供公共产品，加大公共产品提供的份额，这是有战略意义的。北欧有的国家已经把自己国家GDP的千分之七八用于国际援助。
舒泰峰：近几年我们提供的国际援助比如对于非洲的减免债务等方面已经做了很多。在我们国内也需要大量资金的背景下，您认为这些还不够吗？
王逸舟：对国际援助要做具体区分。我们目前提供的国家援助更多的是战略性的输出，也就是与我国的利益是有关联的。前几天，在一个论坛上，一位外国人跟我说：“是，你们现在的外援是在增长，但钱都扔到哪里去啦？非洲，中东地区，那些资源最丰富的地方。”当然，经济利益是必须要的，中国人不能不现实。但是我的意思是在不影响国内建设的同时，尽可能地拿出一部分钱，用于比较纯粹的与本国利益非直接相关的国际公共利益。当中国提供的国际公共产品份额达到一定程度的时候，那么，我可以说，中国到达了一个新的台阶，中国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充满慈善目光和全球责任感的风范大国。而这从长远来说也是有利于国家利益的。
舒泰峰：除此之外，您还有什么建议？
王逸舟：我想说的第二点是，在这个重要的新时期，中国外交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方面需要提升自己的水平——学会面对NGO等国际上不同的社会组织。我认为，世界实际上是由三界构成的，这三个世界，三足鼎立。第一界是经济界——跨国公司、各国经贸部门等。中国是经济全球化最大的受益者，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一个弄潮儿，技艺娴熟。第二界是政治界——安全、战争、政府交往，这方面中国人也正在逐步适应，外交部门做得也越来越好，中国日益成为政治界中的一个重要角色，甚至在往中心靠拢。第三界是社会界——国际社会的不同团体。这个界别五花八门，有专门保护濒临物种的，有同性恋团体，还有令我也感到十分新鲜的比如专门反对建大坝的团体。
他们有他们的权利发出声音。其中一些也发出了反对中国的声音。但是我们习惯于通通将他们归入反对中国政府之列，从政治角度来做出判断，认为是给中国设套，让中国人蒙羞，阻碍中国发展。事实上，国际社会在不断地层化，但是我们的外交官们无法和他们对话。可以说在第三界中中国还是一个晚辈，还要花很多时间去适应。要实现和谐世界，我们不光要在政府中、在商人中交朋友，也需要在第三界中交朋友。
魏柳南：中国政府在对外沟通的方式上的确需要更讲究技巧。中国一些对外的媒体，比如《中国日报》等，西方人一看就知道那是宣传。这里边有些是文化的问题，不是政治的问题。怎么表示你的意见，用英文和中文是完全不一样的。现在中国政府就是把中国的观念直接翻译成英文。比如说“小康社会”，对中国人来讲很明确，因为中国人有这种历史文化的观念，但是直接翻译成法文，法国人就觉得这是个很奇怪的词语。“和平崛起”也是如此，没有文化、历史的背景，无法了解。
另一方面，沟通方式不能过于简单。比如法国总统萨科奇准备会见达赖，中国驻法大使说，如果会见可能会造成严重后果。这是不合适的。法国人可能会因此而支持萨科奇，因为他们认为中国大使馆不能决定法国该做什么。不能这样表达意见，应当换一种说法。总的来说，我认为到现在为止中国对西方还没找到很好的沟通的方法。
舒泰峰：在具体如何操作中，有没有一些做得很好的例子？
王逸舟：我觉得有两个人做得非常好。一个是姚明。姚明在我心目中是一个真正的风范大国民。首先，他强大，不受威胁，很难被欺辱。他很自信，但不是那种井底之蛙无知的张狂，他的自信建立在出色的球技和对世界篮坛技术、趋势的熟练掌握基础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