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绝对是一部奇特的书，要了解它，最好从书末尾的“致谢”开始看起。在致谢名单中排在第一位的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家副主席习近平，紧接着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刘云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组部部长李源潮，中央政治局委员、天津市委书记张高丽，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政策研究室主任王沪宁。
接下来是各部委主要负责人，各省市区地方大员，国有大企业老总以及各行业精英。致谢名单用五号字体整整排了3页以上，共有300多位，其中省部级官员100位以上。尽管如此，作者仍然“担心还是会有人没有包含在内”。
2008年12月22日，该书中文版在北京举行出版座谈会，中国国务院新闻办主任王晨，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主任冷溶，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主任赵启正，中央统战部副部长、全国工商联党组书记全哲洙，前国家体改委副主任高尚全、中共中央党校前副校长邢贲思、国家宗教局局长叶小文等数十位部级高官与会，阵容可谓豪华。
中国最大的变化不是经济，而是精神
库恩与中国早就结缘。1989年初，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邀请库恩参加中国科技产品商品化国际研讨会。这是库恩第一次来到中国，他说，踏上中国土地的那一刻，中国人热切地想改变自身命运，提升精神生活和经济生活的单纯激情，像磁铁般深深地吸引着他。
库恩是位犹太人，“他喜欢追求新知识和新挑战。而中国日益站到了世界舞台的中间，这种宏大的国际环境也推进了他研究中国的兴趣。”库恩的中方合作伙伴朱亚当告诉笔者。
从那以后，库恩每年都会到中国，至今已经不下百余次，走过了中国20多个省份的40多个城市。向世界介绍中国成了库恩的一项重大兴趣并为之投入许多精力。1997年，他和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合作，筹集150万美元，拍摄大型专题片《来自中国的声音》，通过14个故事全方位反映中国现实。
他建立库恩基金会，组织“中美媒体高层论坛”，鼓励中美两国高级传媒人互相“换位思考”。他出版《中国制造》一书，继续讲述中国发生的真实故事。在2000年千禧年首脑会议期间，他又协助有关方面，在美国11个城市进行了长达25天“地毯式”的中国文化交流活动。
《江泽民传》则是他的第五项工作。2000年8月15日下午，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在北戴河接受美国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着名主持人麦克·华莱士的专访。库恩和朋友满怀希望地早早守候在电视机前，并看完了全程，但是结果让他感到异常沮丧。“华莱士的提问对江先生的部分评价很不公正，这一点对于任何稍微了解中国国情的人，都是不能接受的。美国见多识广的着名记者都会有这样的惯性认识误区，更不要说老百姓了。”
和中国已有10多年接触的库恩于是决定动笔写作《江泽民传》，让美国人通过了解一个中国领导人的个人史来真正的了解中国。
这本书也让库恩真正为中国人所知。他的人生也因此与中国更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他现在的生活内容起码有70%～80%与中国有关。”朱亚当说。
《中国30年》一书进一步加强了库恩与中国的联系。在最终面世的中文版中，库恩将书分为五编，第一编是“改革的指导原则”，他用四章来阐述，分别是“自尊”、“稳定”、“责任”和“远见”。第二编为“改革的历史脉络”，从“文革”一直写到科学发展观。第三编为“改革的运行机制”，其中包括“经济改革”、“地方改革”、“国有企业改革”等。第四编，库恩写了“各部门的改革”，从银行、科技、教育写到宗教。最后一编是“改革的未来前景”，包括经济前景，政治未来以及对中国威胁论的探讨等。
虽然放弃了“全面性”，不过，反映在此书中，库恩的视野仍然不失宽广。他写到了瓮安事件，写到了胡锦涛总书记在强国论坛与网民交流，还写到人们呼吁对《国家赔偿法》进行修改等时下热点话题。
全书的基调以叙述为主，不过库恩仍不时流露出自己的观点。比如在第27章中他写道，“国际上的媒体经常问我：中国改革带来的最大变化是什么？采访我的人大概认为，最大的变化是经济。我纠正了这种看法，说：不，中国最大的变化并非经济。经济改革带来的转型尽管迅猛，但只是中国第二大的改变，改革所孕育的最大变化，是改变了中国人的精神——他们的所思所想、他们对国家与未来的信心。”
对于中国的政治未来，库恩也大胆做出判断。“现在以及不远的将来，中国共产党一党执政仍是最佳的选择。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会将资源转变为政治上无休止的争论，从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与社会收益。不切实际的民主制，不太可能建立起一个强大的经济体，于是也就不可能为最广大民众带来最大的收益。”
无论是《江泽民传》还是《中国30年》，都很少涉及负面内容。尽管库恩一再强调自己是想向世界介绍一个真实的中国，但是他仍然被戴上了一顶“亲共”的帽子。在英文“维基百科全书”上，他的条目被加上了“共产主义的”这样的前缀。
“库恩说，不是共产党雇我做的，谁也雇不起我。”朱亚当对笔者说，库恩的所作所为纯粹是出于激情，“他是个很富有的人，不需要靠写书挣钱。他将《江泽民传》的一半版税捐给了中国的慈善事业。”
中国高官告诉库恩什么
如此高端的采访保证了《中国30年》的独特性，这是其他撰述者很难做到的。比如写银行改革，库恩采访了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刘明康；基于对国家宗教事务局局长叶小文的采访，库恩将敏感的中国宗教问题单列出一章；而在写中国的政治未来时，库恩的采访对象则是中央组织部部长李源潮……
库恩希望通过这些核心人士的表述，来揭示中国改革的故事和内在的逻辑。那么，这些受访的中国高官都告诉了库恩什么？
刘明康告诉了他中国银行的改革故事。1984年初，中国形成了一家中央银行——人民银行，和分别负责处理四块专门领域的四家专业银行——中国农业银行、中国银行、中国建设银行、中国工商银行。“这的确是个进步，但是却产生了奇怪的后果。”刘明康告诉库恩，“拿某个基建项目来说吧。在整个施工期，贷款主要是由建设银行负责解决。一旦完工，所有的账目将立刻被转到工商银行。如果涉及用外汇购买进口的设备，那么这笔交易将由中国银行处理。所有的现金流都不得不分成两条：一条用来支付中国银行的贷款，另一条用来支付工商银行的运营资金和贷款。如果还有多余的钱，就作为最初的施工贷款的还款资金，支付给建设银行。”
“建设银行抱怨说，‘蛋都是我孵的，但等孵出小鸡来，就都跑到你们园子里去了。把我们置于何地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我们当时银行的历史。”“这个故事说明了什么呢？”刘明康说，“如果我们想迅速推进我们的改革，就不能孤立地干，一个领域的改革必须与其他领域的改革齐头并进，否则将会出现管理扭曲、效率降低等问题。”
刘明康又对库恩讲到后来的两位总理如何处理银行问题。1998年的时候，政府积极督促各行认真推进清理既有不良贷款的工作，当时的刘明康负责人民银行所有的监管工作。他告诉库恩，“四大商业银行行长纷纷来找我们诉说出现不良贷款的种种理由。他们很激动地说，‘我们之所以有困难，是因为我们有历史遗留下来的沉重负担。那些负担不是因为我们经营管理不善，而是由那些国家规定要求我们发放的贷款造成的。’”
“但是当时刚刚担任总理的朱镕基厌倦了这些借口。他对这些行长说，‘都别再说这些借口了。我关心的是你们未来的行动。我会找到恰当的标准，衡量你们从现在开始的表现。谁负责，我找谁。’”
到了温家宝当总理的时候。“2003年是非常有意思的一年，”刘明康说，“当时，我还担任着中国银行董事长兼行长。一天，温家宝总理通知找我谈心，说已决定任命我为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银监会是新成立的、独立于央行的、专门的银行业监管机构。这是早春的一个星期日下午，温总理给我电话叫我去他中南海的办公室。早春的阳光晒在窗台上，院子里非常安静，偶尔有一些喜鹊在院子里唱歌。总理和我两个人，坐在桌子两头，聊了一下午。”
“温家宝的第一句话就是，‘14年来，每个双休日我都在办公室里工作’。他是不要让我为在星期天到他办公室谈工作感到惊讶。他听了我对工作的汇报，然后问道，‘你对今后的工作有什么想法？’”
这个下午，刘明康向总理和盘托出自己的银行改革计划：“抓两头，带中间”。这导出了后来的一系列银行改革措施，比如改变一元化的所有制结构，与境内外战略投资者合作等。
时任中国宗教局局长叶小文则与库恩开诚布公地谈了谈中国官方对宗教的态度。
“美国前总统卡特和我见面时，他有段关于跟邓小平见面的回忆。”叶小文说，“他说他问了邓小平3个问题，邓小平当天没有回答，说我想一想，第二天我再告诉你答案。”
第一个问题，中国能不能有宗教信仰的自由？邓小平说：“好的，当然。”第二个问题，中国可不可以印刷和发行《圣经》？邓小平回答：“好的，没问题。”第三个问题，中国是不是欢迎美国的传教士去中国传教？邓小平坚定地回答：“不行。”
社会主义究竟怎么对待宗教呢？这是一个难题。“现在我很高兴地告诉你，这个难题已经破解了。”叶小文明确地告诉库恩。
2001年12月，时任总书记江泽民召开了一次高层次的、为期三天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来贯彻这个国家在新世纪的宗教政策。江泽民强调，共产党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这是“三个代表”之一。既然如此，共产党就不能无视占全部人口的10%~20%、也许更多的这个群体。绝大多数信仰宗教的人，不管他们是佛教徒、天主教徒、新教徒、穆斯林还是道教徒，也都是忠诚的公民。
“江泽民总书记的这篇讲话是他自己亲自思考、亲自动手的结果。”叶小文说，“当然，我是国家宗教局局长，也要被叫过去听听意见。”
当叶小文来到江泽民的办公室时，江泽民第二天就要正式讲话，但是他仍然在修改草稿。他通知几个人到中南海开会，亲自主持讨论来最终定稿。
在讨论的时候，江泽民说：“我们必须肯定宗教的积极作用。我们作为一个执政党，也得发挥它的积极作用。”
“这真的是一次解放思想的过程。”叶小文告诉库恩，“中国共产党肯定宗教有积极作用，肯定我们可以通过工作去发挥它的积极作用。这个马克思可没讲过啊。”
库恩问叶小文，宗教在中国的未来会怎样？叶小文说：“在可预见的将来，从数量和规模来看，不会萎缩，而会扩大。从作用来看，恐怕要比现在更加深入地融进社会，发挥文化、道德功能。”
“中国‘宗教’这个词的本义和西方不同。”叶小文解释说，“西方叫‘religion’，确实有信仰和精神的意思。而中国的‘宗教’里，‘宗’是祖宗的宗，‘教’是教化的教，合起来就是以传统的好的东西来教化。”
对于库恩来说，由于直接关乎中国的政治制度，李源潮的采访在所有采访中带有比较多的全局性。
“我发现，观察中国民主的发展是令人着迷的事情，甚至是令人震撼的。”库恩在书中写道。
在李源潮刚刚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不久，库恩就采访了他。库恩告诉我，这是“对于中国最有意义的采访，李源潮部长对中国政治改革进行了极为详尽、深刻、重要的阐述。他讲述了高层领导人的创造性思维，描绘了政治改革的未来蓝图。”
库恩想探究中国的领导人是如何计划在整个中国社会建设民主的。“以扩大党内民主，”李源潮直截了当地告诉他，“带动人民民主。”
库恩问李源潮，中国的领导人是否将民主看做基本的价值观。
李源潮说：“我们同世界多数国家一样，认为民主是基本的政治价值观。仔细研读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上所作的工作报告，看看他一共多少次提到‘民主’这个词！中国一直在研究和学习世界各国发展民主的经验，但是同时也认为中国的民主发展要适应中国的具体国情。”
库恩又问，什么样的政治制度和什么样的领导人最符合中国人民自己的利益呢？
李源潮用一个比较政治学的例子给库恩上了一课。“我们必须考虑一个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习惯，”他说，“比如说，法国的总统有情人，他照样还能当法国总统。但要是在中国，一个有公开情人的政治家，不要说当总统，他连个乡长也选不上。在美国，有些总统是很富有的。但是在中国不行。在中国，一个很富有的人现在是很难做政府官员的，人们必须要追究他的财产来源的合法性。”
在具体的落实中，李源潮强调了“循序渐进”。“为了建成有效的民主和法治，我们必须要维持社会的稳定。”他说，“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改革是一种‘循序渐进的革命’。”
李源潮向库恩介绍了“两推一选”（选举中，先由党内推荐，然后由村民推荐，两方来共同推荐村支部书记候选人，再由所有的党员来直接选举）等措施。
“所有这些事情都做了，会有多大的变化呢？要5年以后看。”李源潮对库恩说，“时间会告诉我们一切。”
中国模式现在将成为一个标准
库恩是一个极为富有活力和敬业的作家。笔者做这本书的采访之时，书还没有正式出版，库恩也还没有来中国做宣传。由于他远在美国，笔者只好通过电子邮件的方式对他进行采访。笔者向他提出了14个问题，内容涉及为何要写这本书，写作的过程以及对中国经验的深度思考甚至包括他的个性特征。要回答这么多问题绝对不是一件轻松的工作，笔者本来并不抱有很大希望。没想到，他仅用一天时间就将书面回答反馈给笔者，翻译成中文，竟达一万字之多。毫无疑问，他是笔者遇到的最敬业的采访对象之一。在这个访谈中，他详尽地回答了每一个问题，以下是部分有关此书主题的访谈：
舒泰峰：您能否概括地说出中国30年改革的经验？这种经验对于世界意味着什么？
库恩：我曾将中国30年改革开放称为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持续发展。尽管它不应是世界上所有发展中国家的模式，因为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应对别国的经验照搬照抄，但是中国模式现在将成为一个标准，而所有发展中国家则应对照中国的发展来评估自己的发展。考虑到中国是由国内积贫积弱，国际上饱受排斥和忽视而实现这一翻天覆地的变化的，因此，没有任何国家可以以发展基础不够好而拒绝发展。从更为宏大的意义上来说，中国已成为世界稳定的一座堡垒和世界繁荣的一部发动机。40年前，发达国家把中国看成世界问题的一部分，而现在，全世界都认为中国是世界解决方案的重要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