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是啊！我们希望在传承文化的时候，大家要区别对待，带着理智去做，这样才更有意义。您觉得中国应该要有自己的方式去发展，那这种独特的方式应该如何才能成型呢？
高连奎：我认为可以通过完善现有模式成型，可以分为政治、经济和民生三个部分。在政治上我们现在具有议行合一的巨大优势，但是我们的官僚化导致行政效率下降，因此，我们必须走监督式民主的改革路径，监督式民主不是政府内部的自我监督，而是让民众成为监督的主体。在经济上，我们具有混合经济的独特优势，但我们还需要让国有企业回归公益性经营。在民生上，我们现在采取的保险型社会保障模式，税收负担比较轻，但保障程度也比较低，还需要加大社会福利的投入，同时建立起我所提倡的低生存成本社会。只要这些建立起来，我想我们就能形成一个相对非常不错的社会。
记者：希望政府能给我们更多参与政治的权利，倾听我们的声音。中国人的思想可以传播到国外去影响整个世界，那我们复制其他国家的模式却无法成功的根源是什么？
高连奎：这是因为西方学习中国的东西都是成熟的、经过验证的东西。如儒家的理性与道德、老子的治国思想、法家学者建立的大一统政治体制以及科学的文官制度等，这些都促进了西方的崛起。
中国照搬西方的都是一些新生事物，不成熟的东西，当然会无法成功。如计划经济，如新自由主义等，并没有经受住历史的考验，凡是引入新自由主义的国家大部分都以经济败局告终，在中国搞新自由主义也必然失败。
记者：是啊，西方吸收的都是我们沉淀下来的精华吧。您觉得80后代表着什么？最能代表这种气质的人有哪些人？
高连奎：80后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成长起来的一代人，80后生活得是否幸福也是验证我们改革开放政策是否成功的标准之一。80后代表着青春、职场、奋斗等，如娱乐圈王珞丹、文化圈韩寒等人成名也比较早，他们基本都是比较被认可的80后形象，而学术界的人可能成名比较晚些。我认为娱乐圈的人代表的是80后的形象，文化圈的人代表的是80后的态度，职场代表的是80后的奋斗，学术界代表的是80后的思想，这四个领域的人合起来才是完整的80后。
记者结语：整个采访过程中，感受最多的就是高先生对于每一个问题的严谨，这也许就是他这么年轻就有如此成就的原因，希望他能够做得更好，早日把低成本生存社会推广出去！
高连奎：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适合中国国情
记者：当今的经济学者都较少谈及民生问题，觉得这似乎是社会学者研究的范畴，对于这一说法您有何见解？
高连奎：我不完全认同这样的说法，其实民生也是经济学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只要学习过经济思想史都知道这一点。当然大家在本科阶段所学习的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中是没有民生部分的，这可能就是大家认为的民生不属于经济学研究范围的主要原因吧。
记者：您在书中反复提到劳动生产率这一概念，并提出要让民众从根本上富起来最关键的是要创富于民，而创富于民的根本是提高劳动生产率，您觉得是什么原因阻碍我国劳动生产率的提升，应如何解决？
高连奎：国家要发展什么，就得考核什么，要考核什么就得量化什么。劳动生产率是经济学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经济指标，但是我国很少公布劳动生产率数据，更没有将劳动生产率数据作为官员的考核指标。我们知道广东、浙江是经济大省，但我们也要看到这些地方是劳动力大省，这些地方聚集了全国大部分的劳动人口，这些地方的劳动生产率并没有明显的高，因为他们的经济质量也并非真好。要解决这些问题，我认为应该从建立考核指标体系入手。另外，经济学上的刘易斯拐点问题，也是原因之一。
另外，我还提出了低劳动生产率陷阱的概念，要走出低劳动生产率陷阱，可以从提高最低工资等外力型的因素着手，如去年中国普遍提高最低工资就有助于中国走出低劳动生产率陷阱，我支持这样的措施。所谓低劳动生产率陷阱就是“劳动生产率低-劳动力价格低-企业没有改变劳动生产率的意愿-劳动生产率长时间得不到提升”的恶性循环。
经济体，决定其劳动力价格的只有劳动生产率这一个根本性因素，劳动生产率越高，劳动者在单位时间内创造的财富价值就越高，因此劳动者的收入也就越高。而劳动力价格越高，企业采用机械化及自动化设备的积极性就越高。相反，如果一个经济体其劳动生产率很低，那么其劳动劳动力价格也就非常的低，劳动力价格很低，企业也就没有采用机械化及自动化生产设备的动力，因此这个经济体的劳动生产率也就很难升高，这样就导致劳动者收入长期在低位徘徊的局面。如果要改变这种局面，就必须政府出台政策鼓励、引导和扶持企业来提高劳动生产率，当然机械化和自动化的运用只是改善劳动生产率的一个最主要方面，改善劳动生产率是个系统工程，不能一蹴而就，需要长期的改进。
记者：伴随着市场经济和大学扩招等形式的出现，大学生就业难问题浮出水面，因这一问题而衍生出的“蚁族”、“啃老族”、“蜗居”等网络名词层出不穷，关于大学生就业难的分析也是众说纷纭，今年又将有大量的大学生即将毕业，所以特别想听听你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高连奎：大学生就业难是中国的经济结构问题，主要表现为高科技制造比较少和制造业的自动化水平比较低，因为高科技制造和自动化制造的技术含量比较高，才真正需要大学生，而中国现在的制造业还主要是自动化程度不高的机械化制造和低附加值制造。
针对大学生就业难的问题，有人提出大力发展服务业，我不认同这样的说法。中国的制造业基础还没夯实，就发展服务业是不切实际的，我们不要总盯着美国。另外，德国、日本、北欧都是经济发达地区，他们的制造业都非常厉害，这才是中国的学习对象，中国不能盲目地学习美国。美国的高消费是信贷消费带来的虚假繁荣，这个模式已经失败了，中国一定要引以为戒。
关于“蚁族”“啃老族”“蜗居”等问题，不仅仅是大学生的问题，其实农民工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农民工挤在宿舍里，不也是“蚁族”、“蜗居”吗？无论是以大学生为主的白领，还是以农民工为主的蓝领，大家面临的都是同样的问题。我们应该发展高科技制造和自动化制造，摒弃低附加值制造和手工制造。至于发展模式，中国应该在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基础上，走出自己的模式，发达国家也有很多模式，日德模式、北欧模式等都可以借鉴，不要总盯着美国模式。
我认为大学生轻易不要放弃自己的专业，不要认为自己的专业没学习好，就不敢找与自己专业有关的工作，其实跨专业更难，而且跨专业找到的工作都是专业性不强的工作，这点希望能引起大家注意。另外，大学生学习好专业知识，然后进行自己学习专业所属的行业，时间一长，必有收获。中国厂商的分布都有一定的地域性，如佛山、浙江电器产业发达，如深圳、昆山等地电子行业发达，大家对行业分布要有了解，到行业聚集区去就业，才能找到对口的工作。
记者：据新华网的一则报道称2010年中国物价上涨70%以上，涨幅缘于食品涨价。“蒜你狠”“姜你军”“豆你玩”，2010年与物价上涨相关的搜索词也成了网民热搜的词语。食品的接力涨价，就像一副推倒的多米诺骨牌，除了农产品价格集体上涨外，有关吃、穿、住、行的价格都在上涨，物价因素正在影响着每个人的生活……您认为对于不断上涨的高物价将产生什么样的社会影响？而这一现象与您在书中提到的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的构想背道而驰，当今的国情下，您觉得要建立低生存成本型社会是否具备可行性。
高连奎：物价是在上涨，这对于民众来说很恐慌，但从我们专业学者的角度，我们分析出中国的物价在短期内会有多大的涨幅，或是会涨多久，这都是经济周期的因素所致，大家不要过度恐慌，物价不会无限制上涨的。等中国经济进入加息周期，物价上涨的势头必然得到遏制。
物价不断高涨直接影响的就是民众，特别是中低收入民众的生存成本，这也确实违背了我建设低生存成本社会的理论初衷，然而我认为中国建设低生存成本型社会在中国是可行的，因为建设低生存成本社会主要是通过国家的经济调控措施，降低生存性产品的价格，从而降低民生的生存压力；而对于享受型产品和奢侈型产品，价格高一些没关系。如果我的理论得到国家的认可，如果我的政策建议能够得到落实，我们建成低成本生存社会并非难事。其实，中国为蔬菜运输车减免过路费，也可以看做是建设低生存成本社会的措施体现之一，但是这些措施还属于临时性的，更多是来自于政治压力，而非理论支持。如果从我的建设低生存成本社会理论出发对这些措施进行解释，就可以看出这些措施的伟大意义，也客观上给了我们政府一个将这些措施长期化的理由。如果这些措施能够长期化，对民众降低生存成本是多么的有意义啊。
记者：房子对中国人有一种特殊的意义。许多人都说，房子代表了“家”的概念和“安定”的感觉。然而桀骜不驯的高房价已经远远超出了民众的购买力，房子已经成为中国人身上的一座大山。您觉得我国应如何解决民众的住房问题，实现“居者有其屋”
高连奎：我认为中国现在的经济调控措施即使再严厉一倍，也很难解决中国人住房问题。我不太赞同现在按收入提供住房保障的政策，这种政策很难执行到位，也很难做到比较公平，我提出了按面积进行保障的建议，即每个居民都可以从政府那里免费领取一定面积的保障性住房。住房是生存保障，是基本人权，不应该附加任何的额外条件。即使是这样，国家也不会背负非常大的财政负担，这一点我在书中有介绍。
记者：面对变幻莫测的经济市场，高先生的经济构想为我们开拓了一片新视野，让我们对未来经济市场的掌控有了更多的信心。非常感谢高先生接受海峡教育网的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