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城市人的回流，带动的是包括人力资源和资金等资源要素的回流。这种回流将使得县乡村被单向流动而掏出来的资源坑，得到相应的填补。更重要的是，从大地方来的人，无论是观念还是思维，无疑要比当地人要先进的多，思路也要开阔的多，必然会对当地人的观念和意识形成很大的冲击。思想的解放，引起社会的创新，存量的资源和资产也将得到更为合理的利用，生产率也将随之提高，城乡之间的发展将更为协调和均衡。
伴随着这种回流的不仅仅是从城市到乡村的这种结构变化，还有另一种不可忽视的趋势——那就是在未来一段时间，由东向中西部流动的趋势。
由于人口老龄化的加剧，人口红利的丧失和土地租金的高涨，东部地区赖以发展的比较优势也将日益消失。反倒是中西部地区在土地租金、劳动力成本等领域的比较优势将凸显出来。更多的内销型企业选择将自己的企业迁往包括湖南、湖北、河南、四川在内的中西部地区。
随着这些企业的转移，当地的土地资源和基础设施也将会得到更好地利用。此外实现本地就业的本地人，其消费支出也因为就业内迁而内移，这又可拉动当地内需。当地经济受益，无疑将有利于缩小地区发展差距。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东部地区的破产，事实上这也正是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所追求的，那就是让一部分产业转移到内地，以此来促使产业升级。
我国市场开放的梯度性与渐进性，决定了当前的国际产业转移呈东高西低的格局。东部地区处于这种承高（国际产业价值链）启低（向内地转移产业价值链）的接合部。同时，正因为内地会继沿海地区之后更大规模地卷入国际经济交流中，这将形成巨大的物流、商务信息流、金融等全方位的服务诉求，而东部发达地区又正好处于这种媒介位置。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的角色更相似于过去30年香港、台湾之于东部地区的关系。这种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
从半农耕文明到工业文明
对于中国未来的大趋势，我们可以肯定：中国经济将会继续增长，这种速度或许还会再次超出大家的预期。
经济的新增长点将从中国的东部逐步向湖南、河南、湖北等中西部地区转移。房地产业将在热钱涌入所形成的新泡沫中被全面的检讨，其支柱产业的地位将动摇。社保体系建立，城乡户籍的双轨制被取消，伴随着土地私有化，国家的信息流、资金流、人才流逐步地转变为双向流动，中国也将从原来的大城市化真正向城镇化转移。
这固然是一种趋势，但这些变化都没有我们将要谈到的这一种变化——，从半农耕半工业文明向真正的工业文明的转变——更微妙、更具有进步性。因为这些变化充其量不过是一种技术性或现象性趋势，而文化的冲突和改变是本质性的改变。
上述几种技术性或现象性趋势——特别是土地制度改革及其衍生的社会大对流所形成的合力，将不可避免地对中国现有的、残存的农耕意识形成巨大的冲击。
中国农民的基本生存策略就是守土，土地是农民的主要生产资料、生活来源。反之，也正是这种剥夺人民迁徙之自由，令其固守土地的政策，将农民强制性地固定在那一亩三分地上生息繁衍，由此而创造了农耕文明。
这种文明在百里奚时代，在商鞅时代是对的，甚至可以说是时代的要求，但“世界是变动不居的”，在某一时点正确的政策并不见得在另一时点也是正确的。马克思强调，小农经济是没有未来的，那么与之对应的剥夺迁徙自由、令人民固守土地的政策自然也是没有未来的。在时代需要的要求下，城乡二元结构的户籍制度的改革也势在必行。随着迁徙权的自由，外部世界的观念、信息和意识形态，伴随着社会的对流，而不断扩大影响，这又势必加剧农耕文明的破产。
事实上也只有将那些残存的意识彻底地击溃，中国才能从以小块土地和分权式威权制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半农耕半工业文明中拯救出来，从此真正地迈入以法治社会为主要表现形式的工业文明。中国的这种由半农耕半工业文明向真正的工业文明发展的结构调整，是个非常基本的变化趋势。如果在几大趋势的讨论中将此略去的话，就会在整个图景中留下一个无法填补的空白，也使其他几个趋势变形。
文化的冲突不可避免
随着中国经济高速发展，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越来越重要，这一切都无可避免地对现有的国际政治格局形成冲击。而中国的政治制度的特殊性和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东方文明与基督教文化为代表的西方文明的差异，也必然会加深彼此之间的对立和冲突。
中国崛起是一种必然，但中国崛起的道路却并不是一片坦途，事实上中国的崛起比任何国家都更为艰难和坎坷。中国近年来在经济方面所取得的巨大成就，引起了世界各国莫大的兴趣。对此，一些爱国民众为之沾沾自喜。但我却认为，这是祸而不是福。
包括中国在内的非传统西方世界的经济的发展，令很多人感到欣喜，他们认为商业来往会加深彼此的利益的一体化，从而让彼此间成为一个事实上的利益同盟，让彼此一损俱损一荣俱荣。因此，商业活动将是一股重要的维持和平的力量。
但亨廷顿认为：“经济增长改变了国家和地区间的均势，造成了国家内部和国家间的政治不稳定。经济交往可以使人们相互接触，但不能使他们达成协议。在历史上，它往往使各国人民更深地认识到他们之间的不同，令他们彼此害怕。国家之间的贸易不仅带来了好处，而且也造成了冲突。”
世界当前的麻烦——庞大的债务危机、环境危机，事实上都是由我们自身的贪婪而引起，而之所以人性会被如此放纵，一个根本的原因在于基督文明所演化来的一种人类的自负——人类中心主义。
人类中心主义认为人不仅是万物的尺度，还是经济繁荣、政治稳定、社会发展的唯一动力源。尽管启蒙心态对进步、理性和个人主义的信仰在现代西方学术界已经受到一些智者的挑战，但它仍然是激励全球知识精英和精神领袖的准则。
人类中心主义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理论。早期基督教的教义把上帝看成是一切的主宰，而人类是上帝唯一拯救的生物，是大自然的主人。达尔文的《物种起源》一书的出版，将上帝的金身打破。其后，尼采宣告上帝已经死，将人们关注的重点彻底转为人类自身；世界围绕人类运转，人成为万物的主人，而自然成为征服的对象。这一思想最终造成今天的危局。
那么未来怎么办呢？从根本上只有一条道，那就是老老实实地承认人的本质。宋代的张载说：“理不在人皆在物，人但物中之一物耳。”在这里中国哲学明确肯定人只是世间万物中的一物，人类是天地的产物即自然的产物而已。
作为自然界的产物，人类社会的发展，也和自然界一样，是客观的、物质的、辩证的过程，与自然界一样具有不以人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性。虽然对于这种秩序我们并不认为是理想的、至善的，但却是永恒的。
西方的基督哲学就讲人是可以战胜自然的，但可惜的是，它只能暂时地取胜，而不可能将这种胜利常态化。
这也就说明了道德原则和自然规律、经济原则和自然规律事实上都是一体的。我们的道德是不能超越出自然的规律，亚里士多德理解的道德指只要能够满足于个人幸福的行为方式。按照亚里士多德的逻辑，只要个人幸福就符合于道德的标准，那么抢夺别人的财产而追求自己的幸福也就应该成立了。事实上，我们今天的透支行为，是很符合于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道德”的。
如果人们能够尊重自然秩序，并按其准则来制定人为秩序，这个社会就处于健康状态；反之，如果人为秩序违背了自然秩序，社会就处于疾病状态。
生态问题是当代社会发展所面临的具有全球性质的社会问题。社会和生态的关系已成为哲学和各门具体科学所热烈讨论和研究的课题。社会和生态应该协调发展，即二者的发展应该彼此平衡、协调，社会和生态之间所进行的物质、能量、信息的交换不仅应该适合社会发展的需要，也应该适应生态的发展需要。社会的需求不应超过生态的供应能力和再生能力，社会的排放不应超过生态的吸收能力和同化能力。人类应该在促进生态的平衡和发展的前提下实现社会的持续发展。这里说的“应该”“不应该”不只是人们的主观愿望，而是以社会和生态关系上不以人类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为根据的。
对于当前世界所共同面临的问题，其解决的根本之道就在于对人类中心主义的抛弃，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对“天人合一”思想的重视。
真正的未来之道应该是，将世界各种文明予以融合，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将其糅合为一种新的价值观，即：我们既保留了基督文化里的精华如自由、平等、民主和个人主义、反对权威、赞成制衡、鼓励竞争、崇尚人权等精华部分，同时抛弃了“只顾眼前”这一糟粕，而将儒家文化中的精华——尊重自然和“将长远利益放在首位”纳入其中。
但可惜的是，这种取长补短互为借鉴互为学习互为促进的文化融合观，显然得不到主流社会的认可。这种合理化建议最后很可能被视为对固有文化和地位的挑战。事实上，在西方坚持如下原则的应该不在少数：
摈弃美国信条和西方文明，就意味着我们所认识的美利坚合众国的终结。实际上这也意味着西方文明的终结。如果美国非西方化了，那么西方就缩小到只剩下欧洲和几个欧洲移民人口不多的国家。没有美国，西方便会成为世界人口中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和衰落的部分，居住在欧亚大陆一端的一个小而无关紧要的半岛之上。
要人们将其传统认识予以转变是困难的，事实上这正是社会转变困难的所在。熊彼特在《经济周期》一书里就曾指出过：“那些在转变中丧失利益的人们，会奋力保护自己的文化和地位。”
也正是基于此，一场正当的文化融合，也必将被西方世界视之为“一场真正的冲突”。他们在面对儒家文化的解决方案——天人合一，尊重自然规律时，必然会问这样的问题：“我们是西方人，还是其他什么人？”而他们的精英已经给定出了答案，那就是：
西方的未来取决于美国人再次确认他们对西方文明的责任。在美国国内，这意味着拒绝造成分裂的多元文化主义的诱人号召。在国际上，则意味着拒绝要求美国认同亚洲的令人难以理解的、虚幻的号召。不论亚洲和美国社会之间存在着怎样的经济联系，根本的文化差异将使二者无法同居一室。
在即将到来的时代，要避开文化间的大冲突，各核心国家就应避免因干涉其他文化而引起冲突。
于中国而言，当前最应该做的是，反思我们自己文化中的短板，去发现其他文明中值得我们尊崇的价值观。
任何一个社会，其成败的关键，就在于知道哪些核心价值观值得继续尊崇，而哪些价值观则应随着时代的变化必须应予以摒弃——我们应遵循的原则是价值在新环境下的适应性，而不是这些价值到底是哪种文化所固有的。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探寻出一套适应于新时代的新的价值观。而当新的价值观得到全面的确立，也就意味着，持有这套价值观的国家和民族将真正实现国家的崛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