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2篇第8章第3节21世纪日本能源外交新体验 (3)
非洲是世界八大产油区之一。近年来，由于深海勘探技术的运用和几内亚湾地区新油田的发现，非洲探明的石油储量不断增加，仅次于中东和南美。专家预测，到2010年，非洲石油产量在世界石油总产量中的比例有望上升至20%，引起世界广泛关注。战后以来，日本一直从中东地区进口石油，并且为了维护其中东石油来源的稳定，付出了很大的外交和经济努力来维持同中东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关系。冷战后中东地区局势的持续动荡促使日本向非洲发起能源外交进攻。
2001年日本首相森喜朗曾对南非、肯尼亚和尼日利亚三个非洲国家进行了访问，那是有史以来日本首相首次出访非洲。5年之后，小泉纯一郎再次访问非洲。小泉纯一郎曾多次强调，非洲油气资源前景可观，应成为日本投资非洲恒久的行动课题。为此，日本政府加大了对非援助和投资力度。2002年6月，日政府宣布将2003年定为“加强与非洲合作年”。在2003年9月底至10月初举行的“第三届非洲东京国际会议”上，日本勾销了非洲重债国30亿美元的债务，承诺未来5年内向非洲国家提供10亿美元援助和3亿美元的金融投资。在此次会议召开前一天，小泉纯一郎还与喀麦隆总统比亚、尼日利亚总统奥巴桑乔等进行会谈。小泉表示：“在将来某个时候要赴非洲各国进行访问。
”由于喀麦隆和尼日利亚是非洲石油储量最丰富的国家，因此，即便是日本本国媒体也认为，小泉对于非洲“感情”的突然升温，主要是看中了非洲大量未被开发的石油资源。2006年4月底至5月初，小泉首相在卸任前亲自出访非洲。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2007年11月访问了南非和博茨瓦纳。其间，日本和南非就联合开采稀有金属、为日本企业进军南非创造条件达成协议，同博茨瓦纳就共同勘探铂金等稀有金属问题达成一致。日本为提升其在非洲的影响力，还决定增设驻外使馆，以期更多地走向非洲。日本在北非地区的油气争夺也已展开。2008年，阿尔及利亚主要的国有石油和天然气公司Sonatrach已与两家日本金融机构签订了价值5亿美元的框架协议，日本通过金融借贷将触角伸到了阿尔及利亚国有油气公司的改造和重组之中。
在日本政府对本国公司到国外勘探开发的一系列优惠政策支持下，日本企业主要在埃及、阿尔及利亚和安哥拉等国勘探和开采石油。其合作方式包括：购买股份参与开发、签订产量分成协议和转让协议以及直接投资开发油田等，以图拥有更多的油气资源和更多的“股份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还从非洲国家购买石油资源储量，企图从中获得一定的产品支配权。
2008年可以说是日本的“非洲年”。新年伊始，日本外相高村宣布向非洲提供总额2.6亿美元的援助，为非洲培养联合国维和人员，帮助非洲解决地区争端和推行有关防干旱项目。3月20日，高村访问非洲，呼吁非洲各国积极参加“日本提出的构想”。5月，日本还在横滨召开第四届非洲开发会议。为了开好这次峰会，日本向非盟53个成员国中的52个国家发出了邀请。而7月在日本召开的八国峰会，第一天的议题就是非洲开发。此次八国峰会除八国参加外，日本还邀请了中国、韩国、澳大利亚、南非等15国参加，其中非洲八国的领导人专门参加非洲问题会议。所以此次八国峰会也被称作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峰会。
长期以来，日本在对非关系中重经轻政。但安理会“争常”的失败使日本认识到加强对非外交的重要。为此，日本用各种形式笼络和亲近非洲，包括大幅度增加对非援助、出访非洲国家和召开系列国际会议等，以加强其在非洲的外交存在，争取非洲国家的好感与支持。日本在政治上拉拢非洲，经济上援助非洲，借“促进非洲发展”树立自己“积极且建设性介入国际热点及难点问题”的“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其“醉翁之意”就是看中了非洲的油气资源。
日本“热恋”非洲目的十分明确，除考虑到中东石油供应的不稳定性外，还有其他原因:一是非洲石油质量大多上乘，含硫量低，易于提炼加工，很适合生产汽车燃油；二是非洲油田大多位于大西洋海底或中西非沿海，远离大陆，可免受争端影响；三是非洲石油为彼此没有历史联系的国家所有，不太可能出现联合起来一致对外的现象，能源安全有一定的保障；四是大部分非洲产油国不会受到同业联盟产量的限制，目前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产油国中只有尼日利亚是OPEC成员。可见，进军非洲日本也是志在必得。
东亚：倡导共同能源行动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东亚地区能源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能源需求量剧增，石油、天然气消费比例上升；区域内能源自给率低，石油进口严重依赖动荡的中东地区；石油战略储备等紧急应对措施不完善，等等。东亚各国已成“命运共同体”，在发生危机时，日本难以“独善其身”，即便日本能凭借高达180天以上的石油储备来保障国内的能源供给，但若东亚各国因能源供给不足而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甚至引发混乱的话，则日本经济也将不可避免地遭到沉重打击。因为日本与东亚国家的贸易和向东亚国家的投资及相互设厂，使日本与东亚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存不断加深，已经成为利益共同体。如2001年，日本制造业的海外生产比率已上升到14.3%。其中，支撑日本经济的名牌制造业在海外生产的比率更接近35%，其中一半以上集中在东亚地区。
为了应对这种局面，自20世纪90年代末起，日本开始积极推动亚洲能源安全合作机制，试图通过合作确保周边的能源供应稳定，从而维持日本的稳定。近年来，日本通过智库、专家、学者，倡导从地区整体利益出发，建立和完善以合作为基础的互补性关系，以降低能源风险。2002年9月，在东盟“10＋3”会议上，日本发出被称为“平沼主义”的能源合作倡议，与各国达成以下几点协议：
开设紧急时的交流网络（如建立中、日、韩与东盟能源高官可以共享信息的网络等）、加快石油储备的建设与合作、推动有关亚洲石油市场的共同研究、促进天然气的利用、节能、新能源技术的开发等。
2003年3月，东盟“10＋3”各国的能源当局成立“亚洲能源合作工作组”，以便在紧急时加强信息沟通。2003年12月，在日本东南亚特别首脑会议上发表的《东京宣言》中，又明确提出了要建立以东盟及中、日、韩为核心的“东亚共同体”目标，能源合作是其重要组成部分。日本的东亚能源合作重点是：
1.倡导建立共同储备机制，稳定能源供给，有效利用日本剩余储备基地
东亚，只有日本、韩国是IEA成员，有完善的国家储备制度，中国、泰国、菲律宾、新加坡、印尼等国均无国家战略储备，而且其商业储备量也不过20～40天。中国虽然自1999年起开始着手建立战略石油储备制度，但截至2008年，基础设施建设只是初步完成。而在石油储备领域，日本不但有着丰富的经验、人才和技术，可向正在建立和强化国家战略储备制度的中国等国家提供相关运营经验，也可以通过建立共同储备机制，有效利用日本充足的基础设施。从长远看，各方均建立战略储备后，日本同东亚国家可就如何利用战略储备进行协调，共同应对危机。
2.推动建立亚洲能源市场，消除现存的“亚洲溢价”
从1992年起，石油出口国向亚洲出口的石油价格就以“亚洲溢价”的形式出现，致使亚洲的石油价格高出欧美1～1.5美元。这种现象今后极有可能扩大到整个能源领域。“能源溢价”将影响亚洲的国际竞争力及能源的合理、稳定供给等诸多方面，有必要通过统一市场来加以缓解。具体而言，如修正石油产品的关税价格差，逐步实现共同市场，降低成本，增加调配原油的弹性等。另外，在东亚周边合作开发新的能源基地，创造中东以外的供应地也是消除溢价的有力手段。
3.加强区域内贸易，消化日本过剩的石油精炼能力
日本的原油处理能力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度达到594万桶/日，此后由于原油价格上涨及日本的节能、替代能源技术产业的发展，在日本政府“处理过剩设备”的指导方针下，1989年处理能力一度下降到455万桶/日。第一次海湾战争后，日本的炼油处理能力又呈上升趋势。到2001年8月达到495万桶/日，石油精炼能力超出实际需求的两成以上。日本石油业整体面临的“设备过剩”问题成为导致业界收益恶化的重要原因。针对这一状况，日本力图通过扩大与消费需求不断增加的区域内国家的石油贸易，有效地消化日本的石油精炼能力。如日本针对中国南部沿海城市的石油制品进口不断增加，建议中国在增强自身精炼能力的同时，有效利用日本现存的基础设施。2004年7月，新日本石油公司已同中国石油集团缔结了9个月的合同，接受中石油每日2万桶的委托加工，2005年，双方进一步扩大了合作规模。
4.发挥日本法制完备、技术先进的优势，赢得合作主导权
由于日本多年来坚持节能、开发新能源，在环境限制、节能、可再生资源等相关问题上，法律完备，技术先进，积累了相当多的经验，将其经验与中国等区域内国家分享，既可以稳定周边，减轻能源危机压力，又可在亚洲能源统一市场的逐步建立过程中，发挥金融、资金优势，赢得主导地位。与此相关，日本加强海洋战略，呼吁中国大陆、中国台湾地区、韩国参加到保障马六甲海峡通航安全及防止污染的机制建设中来，与东盟国家共同维护航行安全；鼓励中国、韩国、中国台湾地区建立类似日本石油联盟的石油动向公开系统，并最终将其建成东北亚的石油信息共享网络等。
5.积极参与亚太地区最大能源消费国之间的合作
2006年12月16日，在中方的倡议下，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印度五国能源部长齐聚北京，开始了一场非凡的能源合作对话。面对近几年国际油价的剧烈波动和不断攀升，中国以及其他四个与会石油消费大国愈来愈深切地认识到，加强对话和合作远比相互拆台、各自为战更符合本国的利益。
日本经济产业大臣甘利明率团出席了这次大会。日本的此举向世界传递出一个理性且积极的信号，即日本将与世界主要能源消费国进一步加强对话和互利合作，共同促进节约石油、提高能效、大力发展替代石油，减少对石油的过度依赖，加强能源技术合作研究和共同开发，注重能源环境保护。由于日本在上述领域动作早于其他四国，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拥有一系列高技术和高科技含量的设备。日本将其与其他几大消费国分享，将有助于五国在能源安全和战略石油储备、能源结构多样化和替代能源、投资和能源市场、节能和提高能效、国际合作等领域的主要挑战面前提高应对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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