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我稍微整理了一下从一八八二年到一八九○年间福尔摩斯侦探案的笔记和记录，我才发觉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工程，各种类型各种题材的案件不计其数，实在是数不过来，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他经手的案件有些轰动一时，被当地报纸进行了深入报道，也有些案件因为其自身的原因根本没有供福尔摩斯发挥其才能的空间，由于我的朋友在侦探方面的卓越的才能，他总是各大报纸争相报道的对象。还有一些案件并不是他感兴趣的类型，再加上条件不允许，他根本不屑于研究到底。又有一些案件，他也没有完全搞明白，对于情节的剖析也只是来自于推测或臆断，缺乏强有力的事实依据。有一种案件，它的情节怪异异常，根本无法弄清楚，即使是福尔摩斯也没有这能力将它研究明白，因此这些案件，或许它的结局会变为永远的疑问。
一八八七年我们经手的案件确实不少，而且不乏各种怪异异常的案件，这些案件的记录，我都细心整理好，保留着。这一年的十二个月中我都对案件进行了分类整理，看它们的标题都有如下各案的记载：“帕拉多尔大厦案“；“业余乞丐团案”记录的是一个业余乞丐团在一个家具店库房的地下室拥有一个极其奢华的俱乐部；“美国帆船‘索菲·安德森’号失事真相案”；“格赖斯·彼得森在乌法岛上的破案”；还有“坎伯韦尔放毒案”。还记得在最后一个案子里，当夏洛克·福尔摩斯给死者的表上发条时，发现该表在两小时前曾经被上紧了发条，从而证明在那段时间里死者早已经上床睡觉了。这一推论对于理清整个案件的脉络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各位读者请放心，所有这些案件，我都会在今后的日子里为大家详细阐述，现在我要给大家讲一个在诸多案件之中最为扑朔迷离，情节最为离奇荒诞的案件。”
我记得那是九月下旬，秋分时节的暴风雨狂暴肆虐。大自然的威力真是巨大，整个城市处于狂风暴雨之中，人们在此刻已无心工作，都在赞叹着大自然的威力无穷。它犹如困在铁笼里的凶猛野兽，用它的威力向人类文明挑衅。随着夜幕的降临，暴风骤雨没有丝毫的减弱，依然狂放。窗外的大风浩浩荡荡的呼啸而来，时而高声喊叫，时而低吟浅唱，好像从壁炉烟囱里发出来的婴儿哭泣声。福尔摩斯坐在壁炉的一端，心情低沉，正在编制罪案记录索引；而我则坐在另一端，埋头于阅读一本克拉克·拉塞尔著的精采的有关海洋的小说。这时屋外狂风咆哮，瓢泼大雨渐渐变成海浪似的冲击，仿佛和小说的主题互相呼应，混成一体了。我的妻子那几天正好去探望父母，所以几天来我又成为我那贝克街旧居的常客了。
“咦，”我说，抬头望了望我的同伴，“好像是门铃响。现在还有谁能来？也许是你的哪位朋友吧？”
“除了你，我根本没有什么朋友？”他回答道，“我不希望每天都有人来拜访。”
“那会不会是委托人？”
“如果是委托人，那么案情一定非常严重。不然的话，绝对不会在今天这种天气出来。我倒是觉得可能是房东太太的好朋友。”
这次福尔摩斯猜错了，因为过道上响起了脚步声，接着有人敲门。他伸出手臂把自己的那盏灯调整了一下方向，以便提供光亮，然后说：“进来吧。”
进来的是一个年轻人，看起来大约二十二岁左右，穿着考究，服饰整洁，举止大方，彬彬有礼。他手中的雨伞水顺着往下流，身上的长雨衣上的水珠闪闪发亮，看来他是一路冒雨赶来的。他四处打量着，露出非常焦急的神色。我仔细看发现他的脸色苍白，眼睛黯淡无神。看来他是被某种巨大的不知名的忧虑压迫着。
“实在是冒犯了，”他边说边将一副金丝夹鼻眼镜戴上。
“希望您能原谅我的突然造访！非常抱歉我从雨中带来的泥水已经将您整洁的房间弄脏了。”
“把您的雨衣和伞递给我吧，”福尔摩斯说，“把它们挂在钩子上，很快就会干的。我看，您是从南方来的吧。”
“是的，从霍尔舍姆来的。”
“您的鞋尖上混合在一起的粘土和白灰，恐怕只有那里才有。”
“我是专诚来向您请求指教的。”
“我很乐意效劳。”
“希望您能帮助我。”
“那可没那么简单。”
“福尔摩斯先生，久闻大名。我听普伦德加斯特少校说过，您成功的把他从坦克维尔俱乐部丑闻案件中解救出来了。”
“啊！是的。有人诬告他用假牌行骗。”
“他说您能解决任何问题。”
“他过奖了。”
“他说您是常胜将军。”
“哈哈，我曾四次，奥，不，三次败给几个男人，还有一次败给了一个女人。”
“可是您胜利的次数都已经无法计数了。”
“那倒是，还是我成功的次数比较多。”
“那么，对于我的事，我想您会成功的。”
“好吧，把椅子朝壁炉挪一下，仔细讲一讲案子细节吧。”
“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案子。”
“到我这里来很少有普通的，我这快成了最高法院。”
“先生，等我讲完，我想在您的记忆中，绝对不会再有同我家族中所发生的这一连串事情一样神秘，难以理解的了。”
“您说的似乎很有意思，”福尔摩斯说道。“请您先把整件事情的大体脉络讲述一下，我会根据你的叙述对具体细节进行提问的。”
那年轻人朝前挪动了一下椅子，把两只穿着潮湿鞋子的脚伸向炉火边。
他说：“我名叫约翰·奥彭肖。据我的理解，这一系列可怕的事情与我本身并没有太大的联系，这都是上一代的人留下来的问题。为了便于您充分把握整件事，我需要从最开始讲起。”
“您可能不知道，我的祖父有两个儿子——我的伯父伊莱亚斯和我的父亲约瑟夫。我的父亲在康文特里开设了一座小工厂，自行车发明出来的时候，他拓展了工厂的规模，他还享有奥彭肖防破车胎的专利权，因而生意非常好，后来他将工厂出让，得到了一笔巨款，依靠这笔巨款他过着富裕的退休生活。”
“我的伯父伊莱亚斯年轻时侨居美国，是佛罗里达州的一个种植园主。据说他经营得也很不错。南北战争期间，他在杰克逊麾下作战，后来隶属胡德部下，最后当了上校。南军统帅罗伯特·李投降后，他退伍了，重新回到了他的种植园，在那里又住了三、四年。大约在一八六九或一八七○年，他回到了欧洲，在苏塞克斯郡霍尔舍姆附近买了一小块地产。他在美国曾发过大财，他之所以离开美国回到英国，是因为他非常讨厌黑人，他对共和党给予黑人选举权的政策非常不满。说实话他是个怪癖的人，脾气非常凶狠爆躁，发怒时满口粗鄙语言，性格孤僻极端。自从他定居霍尔舍姆以来，他整日呆在家里，很少外出，我都不知道他是否到过城镇里。他拥有一座花园，房子周围有两三块田地，那是很好的环境，他完全可以充分利用，可实际上他却往往几个星期都一直闷在家里。他酗酒，有很大的烟瘾，他不喜欢社交，不要结交任何朋友，甚至和自己的胞弟就是我的父亲也从不往来。”
“他根本不关心我，但我知道，他还是很喜欢我的，我们第一次见面时时，我只有十一、二岁。我记得那是一八七八年，他已经回国八、九年了。他请求我父亲允许我同他一起居住，他总是用他特有的方式来宠爱我。他要是没喝酒，总喜欢和我一起玩斗双陆、玩象棋。他还让我代表他和佣人甚至一些生意人打交道。所以到我十六岁时，我俨然已成为一个小当家的了。所有的钥匙都归我管，在这个庄园里，我来去自由，可以到达任何我想去的地方，只要我开心我做什么事情都可以，只要别去打扰他的隐居生活就好。不过，也有一个例外，那就是在阁楼上有一间堆存破旧杂物的房间，常年加锁，无论是我或其他任何人，都不允许进入。作为一个男孩子，我充满了好奇心，我偷偷从钥匙孔向屋内瞧了一下。可是就只看见里面堆着一大堆破旧箱笼和大小包袱，再没有什么别的东西了。
“记得那是在一八八三年三月的一天，他收到了一封贴有外国邮票的信。对他来说，这真是一件奇怪的事，因为首先他根本没有朋友，而且他的所有账单都采用现款支付，所以他根本就没有可能收到信。‘从印度来的！’他一边拿起信来，一边诧异地说道，‘本地治里的邮戳！这是怎么回事？’在他急忙拆开信封的时候，忽地蹦出五个又干又小的桔核，嗒嗒地落在了桌上的盘子里。我感觉有意思，正准备张嘴笑他，一看他的脸，我被他的表情吓呆了。只见他咧张着嘴，双眼发愣，面如死灰，直勾勾地盯着颤抖的手中仍旧拿着的那个信封。‘KKK！’他尖叫了起来，接着喊道，‘天哪，天哪，在劫难逃啊！’”
“我问道：‘伯伯，怎么啦？’”
“‘死亡！’他说着，从桌旁站起身来，回到他自己的房间，剩下我惊呆了的我。我拿起了那信封，发现信封口盖的里层，也就是涂胶水的上端，有三个用红墨水潦草地写的K字。此外，除了那五个干瘪的桔核，再没有别的东西。到底是什么吓得他魂飞魄散呢？我离开那早餐的桌子上楼时，正好碰见他走下楼来，一手拿着一只旧得生了锈的钥匙——我猜这一定是楼顶专用的了，另一只手里却是一个像钱盒似的小黄铜匣。”
“‘他们想怎样就怎样，我不会害怕他们的。’他发誓赌咒地说道，‘叫玛丽今天给我房间里的壁炉升火，再派人去请霍尔舍姆的福德姆律师来！’”
“我照他的吩咐办了。律师来到时，我被召唤到他的房间里。炉火熊熊，在壁炉的炉栅里有一堆黑色蓬松的纸灰烬。那黄铜箱匣放在一旁，敞着盖，里面是空的。我看了那匣子一眼，令我吃惊的是，我看到那匣子盖上印着我上午在信封上所见到的那样的三个K字。”
“‘约翰，我告诉你，’我伯父说道，‘作为我遗嘱的见证人。我把我的产业，连带它的一切有利和不利之处，留给我的兄弟——也就是你的父亲。我想今后你会从你父亲那里继承的。如果你能平安无事地享有它们，自然是最好不过了；不过，如果你发觉这不可能，那么，孩子，就把它留给你的敌人吧。原谅我给你留下这样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东西，实在是我也无法判定事情事情会想哪个方向发展。现在你就按照福德姆律师的吩咐在遗嘱上指定位置签上你的名字吧。’”
“我按照律师所指之处签了名，律师就将遗嘱带走了。您可以想像，这突发事件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多么深刻。我翻来覆去的思考这件事，总想把它想明白，可是却是徒劳的。可是这件事留下来的模模糊糊的恐怖感觉却始终难以忘记，虽然时间一天天过去，这种感觉慢慢冲淡了，而且也没有发生什么扰乱我们安静生活的事，我就不再想它。可是我却能明显感觉到我伯父的反常。他酗酒的情况比以前更为严重了，更加不愿意参加任何的社交活动。大部分的时间他都呆在自己的房间里，而且室内门上还上了锁；他有时候又像酒后发狂，从屋子里突然冲出来，手里还握着左轮手枪，在花园中狂奔乱跑，尖声叫喊，说什么他谁也不怕，还说不管是人是鬼，谁也不能把他制服囚禁他。等到这阵激烈的突然发作过去以后，他又心慌意乱地急急跑回房间里去，把门锁了起来，还插上门闩，好像一个内心深处极度恐惧的人，无法再继续强壮镇定。在这种时刻，我看到他的脸，虽然是在寒冷的冬天，他也是满脸冷汗、一片湿漉漉的，好像刚从洗脸盆里抬起头来。”
“噢，福尔摩斯先生，我会马上讲结局，不能再考验您的耐性了。有一天晚上，他又撒了一回像往常那样的酒疯，突然跑出去，可是这一回，却再也没有回来。我们去寻找他时，发现他面朝下摔倒在花园一端的一个泛着绿色的污水坑里。并未发现施行暴力的迹象，坑水也不过两英尺深，因此，陪审团根据他平日的古怪行径，断定为‘自杀’事件。可是我知道他是个怕死的人，我无法相信他会跑出去寻短见。尽管如此，我也无法查证。后来我父亲继承了他的家产，以及他存放在银行的大约一万四千镑存款。”
“等一下，”福尔摩斯插言道，“我承认您所说的这案情真是我所听到的最奇怪的案子。请把您的伯父接到那封信的日期和他被确定为自杀的日期告诉我。”
“收到来信的日期是一八八三年三月十日。他的死是在七个星期后的五月二日。”
“谢谢您。请继续。”
“当我父亲接收了那座霍尔舍姆房产时，我建议他，仔细检查那间长年累月挂着锁的阁楼。我们发现那个黄铜匣子还在那里，虽然匣子里内的东西已经被毁掉了。匣盖的里面有个纸标签写着KKK三个大写字母。下边还写有‘信件、备忘录、收据和一份记录’等字样。我们认为：这表明了奥彭肖上校所销毁的文件的性质。除了许多散乱的文件和记有我伯父在美洲的生活情况的笔记本以外，顶楼上并没有其它有价值的东西。”
这些散乱的东西，有些是关于战争时期的情况和他恪尽职守荣获英勇战士称号的记述；还有些是关于战后南方各州重建时期的大多与政治有关的记录，显然我伯父当时曾积极参加反对那些由北方派来的随身只带着一只旅行手提包进行搜刮的政客的斗争。”
“唉，我父亲搬到霍尔舍姆去住时，是一八八四年初，直到一八八五年元月，一切都非常平静。元旦过后的第四天，我们大家围着桌子坐在一起吃早餐时，我的父亲忽然一声惊叫，只见他坐在那里，一手举着一个刚刚拆开的信封，另一只手的五指伸开的掌心上有五个干瘪的桔核。他平日总嘲笑我所说的伯父的遭遇是荒谬的故事，可是当他自己碰上了同样的事，却也吓得六神无主。”
“‘啊，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约翰？’”他结结巴巴地问道。
“我的心变得非常沉重。‘这是KKK’我说。”
“他看了看信封的内层。‘是的’，他叫了起来，‘就是这几个字母。这上面这是写的什么？’”
“‘把文件放在日晷仪上，’我从他肩膀背后望着信封念道。”
“‘什么文件？什么日晷仪？’他又问道。”
“‘花园里有个日晷仪，别的就没有了，’我说，‘文件可能是被毁掉的那些。’”
“‘切！’他壮着胆子说。‘我们这里是法治社会，不会有这种怪事发生的！这东西哪里来的？’”
“‘敦提来的，’我看了一下邮戳回答说。”
“‘肯定是恶作剧，’他说，‘我和日晷仪啦、文件啦有什么关系？我根本不关心这种无聊的事。’”
“‘要是我的话，我会报警的，’我说。”
“‘那太丢脸了，我不会的。’”
“‘那我去吧？’”
“‘不，你也不能去。为这种事根本不值得。’”
“和他争辩根本是白费口舌，他太固执了。我只好走开，心里却很不安，总感觉会有什么祸事发生。”
“接到来信以后的第三天，我父亲离家去看望他的一位老朋友，弗里博迪少校。他现在是朴次当山一处堡垒的指挥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