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佳的创新定义是“不限范围，不限年龄”。
最有效的创新都简单得惊人，一项创意所能得到的最高褒奖就是别人说一句：“这个一看就懂，我怎么没有想到呢？”
想要适应这个时时刻刻都在不断变化着的社会，必须想别人所未想，做别人还未做，不能简单地重复已有的结论，模仿已有的方法，而要在原有的结论和方法的基础上加入自己的特色，求变创新才能适应这个变化莫测的时代。
1．算计在先，一路领先
一个人没有金钱，并不可怕；没有地位，也不可悲。只有不善于思维，缺乏智慧才是人生最大的缺憾。会算计的人做事，往往能冲破陈规的牢笼，懂得创新，从而能做到一路领先。
三国时期，有人送给曹操一只山鸡。山鸡身材挺拔，羽毛丰满，色彩艳丽，很有神气。曹操高兴之余，下令：“大臣们都来逗弄山鸡，引它起舞，看看谁有这个本事。”接到旨意，臣子们立即采取措施：有的手舞足蹈，试图撩拨山鸡；有的拿来美食，妄图吸引山鸡；有的则伸长脖子学鸡叫，想逗引山鸡反应……尽管大臣们无所不尽其能，可是，山鸡却一点都不配合，一动也不动，令人大失所望。
一个凑热闹的小孩见此情景，搬来一面大镜子，立在山鸡跟前。山鸡面向镜子，以为来了伙伴，高兴极了，咕咕直叫，翩翩起舞，越舞越来劲。
曹操满意地点点头。
在这则故事里，大臣们为争宠邀胜，竞相“逗弄山鸡”，但老胳膊老腿的，动作能潇洒到哪里去，表情也会怪怪的。他们只知机械地遵从命令，百般表现自己，却丝毫没有想过山鸡的个性特征，不知道如何投其所好，所以，尽管大臣们丑态百出，也难讨山鸡欢心，只能徒劳无功。
小孩子则脑瓜灵活，眼见大臣们黔驴技穷，他动起了脑筋——正像自己喜欢与小伙伴玩一样，山鸡也一定喜欢自己的伙伴。但一时难以再找一只山鸡，于是就拿镜子来，让山鸡“一分为二”，自己跟自己玩。果然，山鸡舞起来了。
其实，之所以有此差别，就在于大臣与小孩的思维意识不同。大臣守旧，小孩创新，他们的思维意识根本不同。在大臣们心中，只有曹操的旨意，只知依照旨意亲自“逗弄”山鸡，却不敢越雷池一步，属于典型的守旧思维；小孩子心中却没有“旨意”的影子，他只想逗山鸡快乐，看山鸡起舞，于是灵活的脑筋拐了个弯，就找到了最佳道具——镜子。
我们说，创新意识就是面对问题、矛盾和困难时，敢于破除习惯思维、背离传统陈规、抛弃条条框框，勇于探讨新路径、追求新思路、创造新成果的思想观念。
如同故事中的大臣和孩子一样，在现实生活中，人们的创新意识也很不相同。
做事不会算计的人习惯于遵循老传统，恪守老经验，宁愿平平淡淡做事，安安稳稳生活，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从事别人为他们安排的重复性劳动。他们的生活毫无波澜，更乏创造。这种人思想守旧，循规蹈矩，心不敢乱想，脚不敢乱走，手不敢乱做，凡事小心翼翼，中规中矩，虽然办事稳妥，但一般不会有多大出息。
做事会算计的人却一身“反骨”，你拿苹果直着切，我偏横着切，看看究竟有啥不同；你说“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我偏不听你的，偏要自己闯闯看。这种人不愿死守传统，不愿盲从他人，凡事喜欢自己动脑筋，喜欢有自己的独立见解。他们思想开放，不拘小节，兴趣很多，好奇心重，喜欢标新立异，最爱别出心裁。因此，这种人脑瓜活，办法多，最能创造出好成绩。
一只大雁和一只狐狸都落入猎人设下的陷阱。它们各自都在思考如何逃过猎人的“魔掌”，死里逃生。不久，猎人来了。
飞遍大江南北、见多识广的大雁知道，既然成为猎物，求饶是没用的，于是快速躺在地上装死。猎人以为是被狐狸咬死的，就抓了出来，扔在地上。狐狸想，民间有“不打笑脸人”一说，于是嬉笑着说：“大哥，咱们是好兄弟，您就饶了我吧。我不像大雁，老是糟蹋您的庄稼，我帮您惩罚它。”
但猎人根本不予理睬：“狡猾的东西，我不会上你的当。”一棍子就打死了它。再回头找大雁，谁知，大雁早拍拍翅膀，飞了。
我们看到，在这则寓言中，狐狸虽然狡猾，但毕竟思想陈旧，缺乏创新意识，只知沿用老办法，终于难逃一死。而大雁却通过分析猎人的心理，认识到了自己与狐狸的强弱关系，于是力求创新，采用欺诈的办法，诱导猎人犯错误，最终逃过一劫。
上面的例子说的虽然是动物，其实，人也是如此。时代在不断发展，仅靠小聪明，死守老一套，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在如今的社会，只有那些大胆创新，勇于挑战社会和挑战自我的人，才能成为时代的先行者。
2．打破前人思维的桎梏
前人的思维结果给我们留下了许多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但一味地沉溺于那些条条框框，则很难取得做事的成效。
据说熊彼得先生在给学生上课的时候，就曾经责怪爱因斯坦创造了天才的物理学理论但没有给后人留下他如何思考问题的方法，因而后人很难向他学习。
当前人给我们留下了这些丰富而宝贵的文化遗产时，后面的人就很容易陷入前人的思维定式中。所谓思维定式，就是“过去的思维影响当前的思维”。如果哥白尼不敢突破前人创立的“地心说”这一固定思维，那么人们正确认识“日心说”不知还需走多少弯路。思维定式对人们思考问题固然有很多好处，但却不利于创新思考。
曾有记者问过皮尔·卡丹是如何越过那些事业发展中的绊脚石一步步走向成功的问题。他毫无保留地说：“思维创新！然后为之付出实践，再不断地进行自我怀疑，这就是我成功的秘诀。”的确，从1959年的成衣革命，到皮尔·卡丹先给自己制作的服装印上自己名字的缩写字母，都无不体现着“创新”二字。
在设计女性时装上的成功，并没有让皮尔·卡丹停止创新的步伐。酷爱钻研、敢于创新的他又在思考另一个问题：时装作为人类点缀世界的装饰物，不应该仅仅为女性所独有；男人也需要装扮自己，忽视了男性，就等于放弃了50％的市场。皮尔·卡丹决心要打破女装一统天下的格局。
在当时的法国时装界，有一种沿袭多年的传统，认为真正的服装设计师只能问鼎女装，设计男装会被人们指责为离经叛道。对于这一点，已在巴黎时装界闯荡多年的皮尔·卡丹当然不会不知道。但是，强烈的创新欲望，促使他大胆地涉足男装领域。不久，他设计的男装系列便问世了。
1959年，皮尔·卡丹又一次在巴黎举办时装展示会。展示的服装既有女装，也有男装。他的这一举动在巴黎时装界掀起了一场轩然大波，业界人士纷纷指责他的这种“离经叛道”。一时间，皮尔·卡丹成为众矢之的人物，在名誉上和经济上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失。
但是，皮尔·卡丹并没有因此而退缩，他不断地反问自己：“男人怎么了？难道男人就不配穿自己喜欢的各种款式的衣服吗？”他继续设计男装，并坚持聘请时装模特做表演，而且规模比以前更大。他坚信：男装的春天一定会到来。
果然，没过几年，皮尔·卡丹便迎来了男装市场的春天。他设计的男装系列男装很快便占领了法国男装市场的半壁江山。
皮尔·卡丹是一个非常富有创造性的人，他具有独特的商业眼光，加之他的锐意进取精神，不久就打开了时装业的新天地。在法国，时装业本来是一个限制极严、顾客有限的特殊行业。巴黎时装店虽多，但够得上“高级时装”水平的服装企业也只有两三家。皮尔·卡丹首先意识到，高级时装只有在群众中开辟市场，才能找到真正的出路。
1953年，由于他改变了时装经营的方式，把量体裁衣、个别定做改成小批量生产成衣，并不断地更新款式。这样做，事实证明是非常正确的，给他的服装业带来了无限的生命力，小批量投放市场的时装，既不落俗套，又能产生较大的社会影响，这无异于是给他自己的设计做广告。而喜欢他作品的女子都有可能穿上他设计的长裙，这又打破了服装的阶层局限，可以说是服装业的一次革命。
当皮尔·卡丹第一次展出各式成衣时，人们就像在参加一次真正的葬礼，他被指责为离经叛道。结果，他被雇主联合会除了名。不过，几年以后，当他重返这个组织时，他的地位却大大提高了。
他从大学里直接聘请时装模特儿，使人们更了解他的服装，这一招确保了他的成功。然而，他并没有到此为止，正当他的成就得到同行们一致公认的时候，他却预言高档时装正缓慢地走向死亡。他毅然地抛弃了服装业的明星制，把大批成衣送到各大百货商店去销售。此举又一次招来同行们的怨怒和责备，他们认为皮尔·卡丹这样做是肯定要毁掉时装业的。
时至今日，哪家服装厂不在广泛地销售自己生产的成衣呢？然而在当时，他的做法的确是显得有些离经叛道。皮尔·卡丹承受了同行的攻击，他知道，那是开创和振兴服装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不受前人思维的影响，始终是皮尔·卡丹设计思想的中心。在着名时装设计师中，皮尔·卡丹第一个推出了成衣，第一个致力于开发服装配饰和香水，并且第一个决定不再参加各种时装发布会。但这并不妨碍他在俄罗斯红场、中国长城等地举办自己的时装展览会。对于这个极具超前思维的设计师来说，后来涉足餐饮界，接管马克西姆餐厅是一个反常举动，但也许这是他保持平衡的一种方式，就像他成功地在设计者和商人两种身份之间找到了平衡。
3．“我能创新，我怕谁”
松下幸之助所言：“今后的世界，并不是以武力统治，而是以创新支配。”要发展、要成功，必然是从创新入手，在创新中成功，靠创新持续成功。
唯有创新才能脱颖而出，才能发展自己，在竞争中取胜。
我们盛赞伟大的科学家、企业家、政治家、艺术家，他们是人类的佼佼者，因为他们为人类历史、对人类的精神物质财富做出了或多或少的创造性贡献。
20世纪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熊彼得先生认为，企业家领导企业发展成功的原动力就是创新。他同时列举了企业家应当具备的能力：
（1）发现投资机会。
（2）获得所需的资源。
（3）展示新事业美丽的远景，说服有资本的人参与投资。
（4）组织这个企业。
（5）担当风险的胆识。
所有有志于发展的企业家，无不经历这个过程，无不具备这些能力。从这些能力可以看出，创新能力可体现为洞察力、预见力、想象力、判断力、决断力甚至行动力，等等。
李嘉诚就是一个不断在创新中求发展的人，《李嘉诚传》中这样评价他：
“在香港经济迅猛发展且又变化莫测的40年中；能够经得起大风暴，又独具判断能力的成功人士，自然首推李嘉诚。很多企业界的杰出人士都称道并且十分羡慕李嘉诚料事如神的独到眼光。他总是能够运用他准确、锐利的洞察力，总能比同时期、同行业的人领先一筹。”
船王包玉刚事业的发展经历对熊彼得先生的理论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包玉刚进入船运业的时间是1955年，当时他用20万元买了一艘风吹浪打28年的旧船金安号。这一“惊人”之举遭到了几乎所有亲友的强烈反对。因为船运业不仅需要庞大的资金，而且风险极大。但是，包玉刚力排众议，毅然投身船运业。因为，他看到了在港经营船运的巨大潜力。
“香港有天然的深水泊位和充足的码头，自1911年中国陷入动荡不安的年代，香港平静的海面，为国际贸易提供了可靠的大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世界经济复苏，各地之间的贸易往来增多。船运是最廉价的一种运输方式，必将大有作为。”包玉刚坚定地这样认为。
到1978年，包玉刚经过20多年的苦心经营，已拥有200多条船、2000万吨运输能力的庞大船队，荣登世界船王宝座。但就在此登峰造极之时，包玉刚又做出了令全球惊讶的决定：减船登陆！因为他又以极其敏锐的眼光，预见到世界性的船运衰退即将到来。于是，他当机立断，及时卖掉了相当部分的船只，这使他顺利地逃过了船运大萧条时期的灾害。
实行“减船登陆”战略大转移的第一仗，就堪称世界商战史上的经典之作。他以超人的胆魄和霹雳般的手段，斥23亿元之巨资，导演了精彩绝伦的九龙仓收购战，拉开了在港华人中资挑战英资的历史序幕，可谓气吞山河。
20世纪80年代之前，香港的经济命脉都是由英资所控制。但在80年代初期，以李嘉诚、包玉刚为代表的一批华人豪杰，经过20多年的原始积累，羽翼渐丰，可以与英资公开叫板了。
九龙仓是香港最大的码头，一直由香港四大财团之一的怡和洋行（英资）所控制。包玉刚经营船运20余载，深知码头的价值，所以他减船登陆的第一步就选择了九龙仓。
包玉刚仅用80多天时间就控制了30％九龙仓股权，远远超过怡和洋行的20％。怡和在大惊失色之后组织反扑。他们在一个周五股市收盘之后，突然宣布将以空前优惠的价格收购九龙仓股份之49％，而此时，包玉刚正在巴黎出差。怡和把包玉刚推到这样的境地：如包玉刚准备反收购，就必须在周六、周日银行休假日内，筹集20多亿港元现金——这在当时那种情形下，几乎是不可能的。
周一上午开盘，香港有史以来最大的一次收购战打响，但不到一小时战斗便结束了。证券商报价23亿港元，包玉刚当即开出一张23亿港元的巨额支票。怡和面对包氏雷霆万钧、排山倒海般的收购攻势毫无还手之力。至此，包玉刚持九龙仓49％股权，稳获控股地位，一跃成为九龙仓首任华人主席。
那么，包玉刚又是如何创造奇迹，在周末两日内筹到20多亿港元现金的呢？包玉刚首先找到汇丰银行老板沈弼，两人的对话十分简短：
“需要我怎么帮你？”
“借我15亿现金。”
“OK，没问题。”
包玉刚又联系了九家金融机构，他们不约而同都表示全力支持，特别是香港华美银行，就在周一上午展开收购时，还给包玉刚送来信函，允诺可为他提供1亿美金的贷款，同时无须担保。
稍有金融常识的人都懂得，银行为保证贷款的安全，几乎无一例外地要求被贷方提供等值抵押物或担保。为何不止一家银行肯为包玉刚打破银行惯例而提供巨额贷款呢？有专家经过研究认为，包氏主要运用了他的“个人无形资产”，即在几十年商海沉浮中建立起来的影响力、经营能力、预见能力和商业信誉——这本身又是一件史无前例的“创新”。
包玉刚的事业一步步发展到现在靠的不是运气，而是他勇于创新、敢想敢为的精神气魄和超然智慧。
洛克菲勒有句名言：“如果你想成功，你应辟出新路，而不要沿着过去成功的老路走……即使你们把我身上的衣服剥得精光，一个子儿也不剩，然后把我扔在撒哈拉沙漠的中心地带，但只要有两个条件——给我一点时间，并且让一支商队从我身边经过，那要不了多久，我就会成为一个新的亿万富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