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战奇法》是我国古代一部颇具特色的兵书，自从其产生以来，一再刊行，广为流传，被后世兵家所重视和推崇，并给予了很高评价，有的学者把它列为“中国古代十大兵书”之一。
一、《百战奇法》作者辨伪
《百战奇法》共10卷，3万余字，每卷10战，合为百战。现存世有明弘治、嘉靖、万历刻本及多种清刻本。
《百战奇法》最早著录见于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其后见于明晁瑮《宝文堂书目》、周弘祖《古今书刻》、焦竑《国史经籍志》等书目，但均未说明其作者。清黄虞稷等撰《辽金元艺文志》著录有《百战奇法》，有人便以为是元代作品。但明李赞把它与宋兵书《武经总要》合刻在一起；明茅元仪在《武备志·战略考序》中明确指出“宋有《百战奇法》，继有《百将传》《续百将传》《史略战宗》”；明崇祯年间刊行的军事丛书《韬略世法》，以《新编百战百胜合法引证》为题全文收录《百战奇法》，卷端著录为“宋谢枋得编辑，明汪淇参订”。明邹复序中指出，《百战奇法》“未详作者姓氏……殆宋人手笔，张预、戴溪之流也”；又查对书中引用战例均为五代（含五代）之前各朝的，其中：春秋战国17例，秦汉33例，三国两晋17例，南北朝12例，隋唐五代16例，共计95例（据明弘治十七年、万历二十七年《武经总要·百战奇法》，只选录有95个战例），而独不见宋及其以后各朝战例的踪影。《百战奇法》未见有宋、元刊本，现存最早版本是明弘治十七年（公元1504年）李赞刻《武经总要》附刊本，在《百战奇法·序》中说：“书亡作者姓氏。”说明其作者已不可考。清澼絖道人辑的军事丛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和清抄本军事丛书《帷幄全书十四种》，均收有名为《百战奇略》的书目，并题为明刘基（字伯温）撰，将其与明刊本《百战奇法》对照，内容相同。由此可见，清刊《百战奇略》即为《百战奇法》，题名明刘基撰显系伪托之举。对此，清咸丰三年（公元1853年）麟桂重刻《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时，在其为《百战奇略》的题词中指出：“此书题刘基作，盖亦托名。”现在所能见到的是明李赞刻《武经总要》附刊本，之后又有明金陵书林唐富春刻《武经总要》附刊本、明嘉靖七年（公元1528年）李诏德刻单行二卷本。明崇祯年间刻《韬略世法》收录此书时改名为《新编百战百胜合法引证》。清雍正以后，《帷幄全书》《水陆攻守战略秘书七种》等丛书及抄本将其更名为《百战奇略》，并伪称明刘基撰，影响很大，直到近年来有的著者和出版社仍沿袭这一错误说法（详见《百战奇法不是明代刘基的著作》一文，作者张文才，载《军事历史研究》1989年第4期）。
随着《百战奇法》不断公开出版发行，把其作者认定为明代政治家、军事家刘伯温的不乏其人，而且与日俱增。甚至一部分版本直接冠名为《刘伯温兵法》。虽说《百战奇法》的有些问题，还需要进一步研究考证，但从目前所掌握资料分析，关于其作者问题已成定论，把《百战奇法》作者说成是刘伯温，无非是借助“名人效应”，兼有沽名钓誉之嫌，这样只能是以讹传讹。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出版的《百战奇法浅说》（张文才著），纠正了此书系刘基著作的错误，明确了本书为宋代作品。
综上所述，《百战奇法》约成书于北宋末年，清雍正后更名为《百战奇略》，其作者已无从考证，系伪托为明刘基所著（《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百战奇法》）。
二、《百战奇法》的特点
《百战奇法》是一部专门论述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的古代军事著作。其内容丰富，通俗易懂，运用几近白话体论述兵法理论和作战实例，开创了中国古代兵法运用通俗语言著书立说的先例。
一是继承和发展了我国古代军事思想。《百战奇法》与《武经七书》，特别是与《孙子兵法》关系密切。所引用百条古兵法警句，有87条出自宋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朝廷颁定的《武经七书》，而其中引自《孙子兵法》的达60条之多，占引用古代兵法总条数的60％，占《武经七书》总条数的69％多。明李赞指出：“其命名立法，多出孙武子、《武经七书》，盖以《孙子》为经（《武经总要·百战奇法序》）。
但是，《百战奇法》的可贵之处，不仅在于它“以《孙子》为经”，继承了孙武的思想精华，而且更在于它对《孙子兵法》的许多观点的诠释和阐发有独到见解。例如，《孙子兵法》的“其下攻城”，一向被指为历史的局限性。《百战奇法》的作者似乎不同意这种观点，并认为“其下攻城”是一般的战争指导原则，是与“伐谋、伐交、伐兵”相对而言的，是主张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不希望以大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百战奇法·缓战》指出：“凡攻城之法，最为下策，不得已而为之。若彼城高池深，多人而少粮，外无救援，可羁縻取之，则利。”再如，关于速战速决和持久作战的原则问题。《百战奇法》认为，在我强敌弱、敌寡我众、胜利确有把握的情况下，对来犯之敌，要采取速战速决的进攻战；但在敌强我弱、敌众我寡、胜利无把握的情况下，则应采取持久的防御战。这种能够根据敌我力量对比的实际，不同情况采取不同作战原则的思想，比孙武单纯强调的“兵闻拙速，未睹巧之久”（《孙子兵法·作战篇》）的速胜论主张，无论在实践上，还是在认识上，都更前进了一步。关于进攻作战中追击的问题，孙武主张“归师勿遏”、“穷寇勿迫”（《孙子兵法·军争篇》）；而《百战奇法·逐战》则主张，对于企图保存实力，“虽退走非败也，必有奇也”的敌人，不要盲目追击，“宜整兵缓追”，以防中“奇”上当。但对确属溃败之敌，则应“纵兵追击”，务求歼灭。这种区别不同情况，采取不同作战行动的思想，比孙武的片面主张，更加符合客观实际和战争指导需要；对“围师必阙”（《孙子兵法·军争篇》），《百战奇法·围战》从敌我两个方面阐述了“围师必阙”的实质是一种精神战术，运用的手段则是虚留生路，目的是动摇敌人坚守意志，诱敌逃跑。围攻敌人要“围其四面，须开一角，以示生路，使敌战不坚，则城可拔，军可破。”这一战术我可用，敌也可用，所以《百战奇法·受战》又指出了对付这一战术的方法：敌人围攻我时，“当圆阵向外，受敌之围。虽有缺处，我自塞之，以坚士卒之，四面奋击，必获其利”，等等。《百战奇法》是否受《孙子兵法》“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孙子兵法·谋攻篇》）的启发，罗列百战，现已无从考证。
二是列举了军事领域里大量对立统一关系，充满辩证法思想。《百战奇法》是分条论述战争、治军和作战指导，以论述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为主旨的古代军事理论专著。书中分篇立论，对比分析，说明相反相成的道理。虽然各自独立成篇，但各篇之间，并非孤立不联，而是有其内在联系。由于《百战奇法》已经意识到军事上的许多矛盾现象都相反相成的，所以它朴素和辩证地分析了军事斗争领域的矛盾双方既相互对立，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现象，辩证地论述了强与弱、众与寡、虚与实、进与退、攻与守、胜与败、安与危、奇与正、分与合、恩与威、赏与罚、主与客、劳与佚（逸）、缓与速、利与害、轻与重、生与死、饥与饱、远与近、整与乱、难与易等正反两方面大量对立统一关系，提出在不同情况下，要采取不同作战原则和作战方法。为人们以辩证的观点分析研究战争，避免战争指导上的形而上学和片面性，给予了很好警示。它从战争千变万化这一客观实际出发，已经触及到矛盾双方既相互依存，又在一定条件下相互转化的规律。这是《百战奇法》一书突出的特点、最为可贵的地方。该书按照作战双方的各方面情况（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地理、气象等等），分为百战，每战既以兵法为依据阐明兵法韬略，又以适当战（事）例加以证明；各战既相对独立成篇，又相互关联成正反对比，论点与论据相互结合，辩证分析论述了获取作战胜利的方法和手段。
由于《百战奇法》汇集了古代兵法和战史的许多精华，所以通篇充满着朴素军事辩证法思想，富有军事哲理。如它特别重视人在战争中的作用，反对巫祝卜筮等迷信活动。在《人战》中指出：“行军之际，或枭集牙旗……或麾竿毁折，唯主将决之。”行军作战中出现猫头鹰落在帅旗上，或者旗杆突然折断等异常现象时，主帅要及时给予恰当的处置，稳定部队士气。只要禁止迷信的流行，消除部队的疑惑，就是战死也不会退逃。它在解释“穷寇勿迫”时，明确提出了“物极则反”的观点，指出：“凡战，如我众敌寡，彼必畏我军势，不战而遁。切勿追之，盖物极则反也。宜整兵缓追，则胜（《穷战》）。”“匆迫”不是不追，而是缓追，待机歼敌。
三是搜集存录了大量中国古代战例资料。《百战奇法》是一部具有编纂特点的兵书。其作者广征博引，将战争诸方面概括归纳为100个题目，即书名所讲的“百战”。每篇先阐发自己的认识和观点，然后引一句古代兵书中的名言概括本篇内容，最后引用战（事）例或将帅事迹言行，从正反两个方面加以论证。明代李赞指出：“百法若传，每法即具所以，复引古将帅所行之有合者证之”（《武经总要·百战奇法序》）。如《谋战》：“凡敌始有谋，我从而攻之，使彼计衰而屈服。法曰：上兵伐谋。”接着引证了春秋时，晋齐两国君臣相互伐谋的战争实例。它融会兵法理论和战争战斗实例于一体，便于理解和掌握，是其一大特点，这在中国古代兵书中是极具特色，非常少见的。
《百战奇法》搜集了各种类型的战（事）例近百例（最早的是公元前700年春秋初期的楚绞之战，最晚的是公元945年五代末期的后晋与契丹的阳城之战），汇集兵法精粹和战史资料，分类排纂，既可作为兵法理论来阅读，又可作为工具书供查阅战史资料来使用。其思维方法和著述方式，对后世影响很大，流传甚广，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史上占有一定地位。明王鸣鹤评论说：“《百战奇法》五十款，款下各附合于孙子兵法，且更以古人之行事证之，利害得失昭然于心目之间，殊足以启发后人，而战道略备矣（《登坛必究》二十）。”《百战奇法》采用以单音词设条立目，以古代战例为论证事例的论史结合、正反对比的著述方式，从现存古兵书的情况看是最早的，其体例对后世影响颇大，明清以及其以后的许多兵书，如《白毫子兵畾》《兵经百篇》《三十六计》等都采用这一体例。《百战奇法》所搜集和存录的这些古代战争战（事）例，一般都注有发生时间和资料来源，这为后人检索战争战（事）例资料，研究中国古代军事史提供了方便。但是，书中有些篇题立论不够恰当，有些兵法、战（事）例选择不够精当，前后体例不够统一，这是一个重要的缺憾。
三、《百战奇法》的军事思想
《百战奇法》有着非常丰富的内容。围绕战争谋划、治军备战等问题，在诸如战争性质、战略战术、军事谋略、国防战备、作战指导、后勤补给、军事地理、将帅修养等方面都有所论述，但着重探讨和论述了古代战争的指导原则和作战方法，在前人论兵的基础上，结合古代战争实践，总结了许多可资后人借鉴的宝贵经验。
在战争观方面，《百战奇法》继承了我国古代传统的军事思想，认为“不可以国之大，民之众，尽锐征伐；争讨不止，终至败亡”（《好战》），同时又主张“安不忘危，治不忘乱（《忘战》）”，认为“天下虽安，忘战必危（《忘战》）。”认为战争的性质有顺与逆、直与曲之分。既反对穷兵黩武、肆意发动战争，又主张居安思危、常备不懈；既强调人的因素在战争中的决定性作用，提出“人战”的可贵思想，又重视物的因素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主张“利器械”、“有粮必胜”。
在作战指导方面，认为分析和研究敌我实际情况，是制定用兵方略的根本前提。主张灵活用兵，认为“兵家之法，要在应变，好在知兵。举动必先料敌，敌无变动则待之；乘其有变，随而应之（《变战》）”。故作战中要因变制敌，灵活用兵，不同情况下采取不同作战原则。主张“以计为首”，“先胜后战”。在确有胜利把握的情况下，要不失时机地进攻，“见可而进”；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不要硬拼，要避其锋芒，“知难而退”，伺其空隙，待机而动。例如，我众敌寡时，把兵力区分为“奇”、“正”两部分，以正兵正面进攻，以奇兵侧后迂回，前后夹击，一举歼敌。对于阵势未定、行阵未整之敌，要“先以兵急击之”，打敌措手不及；对“行阵整而且锐”之敌，则“宜坚壁待之，候其阵久气衰，起而击之（《后战》）”，等等。强调作战中要从敌情实际出发，采取各种不同方法惑敌、误敌，创造致敌“破灭之势”。例如，己弱敌强时，要示强于敌；己强敌弱时，则“可伪示怯弱以诱之（《强战》）”。对强大易骄之敌，要“卑词厚礼，以骄其志（《骄战》）”；对愚顽贪婪之敌，则设饵以利诱之。强调作战都要先占据形势便利之处，但应视兵种不同和兵力多寡等情况，选择不同的地形。例如，山战须居高阜，谷战须附山谷，水战须居上风、上流，泽战必就地形之高处。以步兵对敌车兵、骑兵作战，必依丘陵、险阻、林木而战；以骑兵对敌步兵作战，须得平易之地；以车兵对敌步兵、骑兵作战，要选择便于战车机动的平原旷野；使用小部队以寡击众时，“必以日暮，或伏于深草，或邀于隘路（《寡战》）”；使用大兵团以众击寡时，“不可战于险阻之间，须要平易宽广之地（《众战》）”，以利部队机动灵活；等等。强调作战中要充分利用有利天候条件，并根据不同天候条件采用不同作战手段。例如，在干燥易燃条件下作战，对于扎营于草莽山林之敌，或是敌人屯积粮草之所，可因风纵火以焚之，选精兵以击之。在有风天气作战，可根据不同的风势，采取不同的手段和战法：如遇顺风，要“致势而击之（《风战》）”；如遇逆风，可乘敌人松懈麻痹之隙，出其不意而捣之。在风雪交加的天候下作战，“觇敌无备，可潜兵击之（《雪战》）”，以奇袭手段取胜等。全书以大量篇幅论述了不同兵力对比、不同作战对象、不同作战形势、不同气候地形条件下的不同战法。
在治军方面，主张先教而后战，赏罚必信，恩威并重，将帅要关心爱护士卒，士卒要听从指挥。强调思想教育的重要性，主张“凡欲兴师，必先教战（《教战》）”，认为只有平时搞好训练，战时才能打胜仗，只有“激励士卒，使忿怒而后出战（《怒战》）”，才能奋勇杀敌。强调将帅要甘苦共众，诚实守信，赏罚严明，发挥表率作用，才能带好部队。
在后勤补给方面，特别重视粮秣的供应，对己要确保粮道畅通和粮秣供应；对敌则要设法断其粮道，迫敌屈服，等等。
可以看出，《百战奇法》作为一部以专门阐述作战原则和作战法为特色的古代军事论著，无疑在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发展的历史长河中占有重要位置。
《百战奇法》不仅在于它曾对宋以后兵学发展产生过重要影响，而且更在于它那从客观实际出发，辩证地分析战争的思想方法。它所论及和揭示的许多作战原则和战法，对我们今天分析和研究现代战争规律及指导原则，仍有十分重要的参考借鉴作用及发展创新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