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赵将李牧，常居代、雁门，备匈奴。以便宜置吏，市租皆输入幕府，为士卒费。日击数牛享士，习骑射，谨烽火，多间谍，厚遇战士，约曰：“匈奴入盗，急入收保，有敢捕虏者斩。”匈奴每入盗，辄入收保，不与战。如是数岁，无所亡失。然匈奴以李牧为怯，虽赵边兵亦以为吾将怯。赵王谓李牧，李牧如故。赵王召之，使人代牧将。岁余，匈奴来，每出战，数不利，失亡多，边不得田畜。于是，复请牧。牧称疾，杜门不出，赵王乃复强起使将兵。牧曰：“若用臣，臣如前，乃敢奉命。”王许之。李牧遂往，至，如故约。匈奴来无所得，终以为怯。边士日得赏赐不用，皆愿一战。于是，乃具选车得一千三百乘，选骑得一万三千匹、百金之士五万人、控弦者十万人，悉勒兵习战，大纵畜牧，人民满野。匈奴来，佯败不胜，以数千人委之。单于闻之，大率众来入。李牧多为奇阵，张左右翼以击之，大破之，杀匈奴十万余骑，单于奔走。其后十余岁，匈奴不敢犯赵边。
（自《廉颇·蔺相如列传》）
【译文】
战国末期，赵国将领李牧常年驻守代郡、雁门郡边境地区防御匈奴。他可以根据实际情况自行设置官吏，收取的租税全部送到他的府署，作为养兵的经费。每天宰杀几头牛供部队食用，训练士卒骑马射箭，小心地把守烽火台，多派间谍侦察敌情，给战士以优厚待遇，并规定说：“匈奴如果入侵边境进行抢掠时，大家应立即退入营垒坚守，倘若有人胆敢捕捉匈奴兵，一律处斩不赦。”因此，匈奴每次入侵抢掠，他的部队都退入营垒坚守，不同匈奴兵交战。像这样一连好多年，边境上没受什么伤亡和损失。但匈奴人却认为李牧这是胆怯，就连赵国边境上的士兵也认为自己的将军是胆小害怕。赵王因此而责备了李牧。但李牧依然如故不变。于是，赵王召回了李牧，另派他人取代李牧为将。新任将领到职一年多，每当匈奴兵来犯，他都命令部队出战，往往受挫失利，损失伤亡很多，致使边境地区无法耕种和放牧。于是，赵王又去请李牧出任边帅。李牧推称有病，闭门不出。赵王不得不强行起用李牧统率边兵。李牧说：“如果一定任用我，只有允许我像以前那样办法行事，我才敢接受任命。”赵王答应了。李牧于是到了边境，仍按原来的规约行事。匈奴兵来犯一无所获，但他们始终认为李牧胆怯不敢出战。守边士卒每天都得到赏赐，却不用他们打仗，因此，都请求愿与匈奴决一死战。李牧于是就准备了经过挑选的战车1300辆，精选的战马1．3万匹，挑选曾获重金奖赏的勇士5万人，会拉弓射箭的射手10万人，然后全部组织起来加以训练。又放开牲畜，让人们满山遍野地放牧。匈奴见此情景，先是派遣小股兵力入侵，接战后李牧佯装不胜，故意丢弃几千人而退走。匈奴首领单于得此消息后，立即亲率大军入侵赵国边境。李牧布设很多奇阵，指挥赵军展开左右两翼包抄匈奴军，把他们打得大败，歼灭匈奴骑兵10余万人，单于仓皇远逃。此后10余年间，匈奴不敢再犯赵国边境。
二十弱战
军事实践经验证明，在一定物质力量的基础上，要战胜敌人，就必须充分发挥指挥员主观能动性的作用，与敌人斗智斗勇，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不同内容和形式的“示形”方法，以达到欺骗、迷惑敌人，使敌人不知所措，最终获取战斗的胜利。
“示形”作为一种军事艺术，是以伪装和欺骗为手段，促使对方产生某种错觉，导致其判断失误，进而作出错误的决策，并作出有利于示形者的行动和举措，从而为示形者把握主动权创造有利的条件，抓住有利时机，达到以弱胜强的作战目的。
【原文】
凡战，若敌众我寡，敌强我弱，须多设旌旗，倍增火灶，示强于敌，使其莫能测我众寡、强弱之势，则敌必不轻与我战，我可速去，则全军远害。法曰：“强弱，形也①。”
【意译】
与敌作战，如果处于敌众我寡、敌强我弱的态势时，必须多设置旌旗，加倍增筑锅灶，伪装成为强大之势迷惑敌人，使敌人无法摸清我军的多少、强弱的实际情况，敌人就必然不敢轻易与我交战，我则可以迅速撤离，使全军摆脱危险的境地。《孙子兵法》指出：“强大、弱小，是由实力大小对比显现的。”
【原例】
后汉，羌胡反，寇武都，邓太后以虞诩有将帅之略，迁武都太守。羌乃率众数千，遮诩于陈仓、崤谷，诩即停军不进，而宣言上书请兵，须到当发。羌闻之，乃分抄傍县。诩因其兵散，日夜进道，兼行百余里。令吏士各作两灶，日增倍之，羌不敢逼。或问曰：“孙膑减灶而君增之。兵法日行不过三十里，以戒不虞，而今日且行二百里，何也？”诩曰：“虏众多，吾兵少。虏见吾灶日增，必谓郡兵来迎。
众多行速，必惮追我。孙膑见弱，吾今示强，势有不同故也。”（自《后汉书·虞傅盖臧列传》）
【译文】
东汉安帝时期，地处西北的羌族举兵反叛，寇掠武都郡。临朝执政的邓太后以虞诩有将帅之才略，升任他为武都太守而令其率兵西行平叛。羌人首领率众数千人，阻截虞诩于陈仓、崤谷一带；虞诩立即命令部队停止前进。
为了麻痹羌人，虞诩扬言他已上书皇帝请求援兵，只等援兵一到就进发。羌人听到这个消息后，便分兵到附近各县进行抢掠。虞诩乘其兵力分散的有利时机，率兵疾速西进，日夜兼程赶路，一昼夜行进100公里，并命令部队官兵每人各造两个锅灶，每天增灶一倍；羌兵见此情形而不敢逼近虞诩部队。有人问道：“孙膑围魏救赵时是采用逐日减灶之法欺骗魏军的，而您却用的是逐日增灶之法；兵法上讲一日行军不得超过15公里，以防不测，而今我们却走了100多公里，这是为什么？”虞诩回答说：“敌人兵多，我军人少；敌人见我军锅灶逐日增多，必定认为武都郡救兵来参战了，兵力增多而行军速度又快，敌人必然不敢追赶我们。孙膑是故意向敌人显现自己力量弱小，而我现在是向敌人伪示自己力量强大（两者所用战法之不同），这是各自所处的态势。
战例点评之二
淝水之战
时间：公元383年
地点：淝水（今安徽瓦埠湖一带）
将帅：前秦：苻坚、苻融东晋：谢安、谢石、谢玄
兵力：前秦军90万东晋军8．5万
结果：此战是东晋王朝同前秦政权之间进行的一次战略性大决战，是中国古代战争史上以弱胜强的著名战例之一。对中国后来的政权格局和历史发展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一、作战背景
公元316年，在内乱外患的多重打击下，腐朽的西晋王朝灭亡。中国随之出现了南北大分裂的历史局面。在南方，公元317年晋琅邪王司马睿在建康（今江苏南京）称帝，建立起东晋王朝。
其占有现汉水、淮河以南大部地区。北方，匈奴、鲜卑、羯、氐、羌等少数民族首领也纷纷先后称王称帝，整个北方地区陷入了割据混战的状态。在这个动乱过程中，占据陕西关中一带的氐族统治者以长安为都城，建立了前秦政权。公元357年，苻坚自立为前秦天王。他即位后，重用汉族知识分子王猛治理朝政，推行一系列改革政治、发展经济和文化、加强军力的积极措施，在吏治整顿、人才选用、学校建设、农桑植、水利兴修、军队强化、族际关系调和等方面均收到显著的成效，在一定程度上使前秦实现了“兵强国富”的局面。但是前秦国内民族成分复杂，鲜卑、羯、羌分布在京畿附近，他们臣服于前秦，主要屈服于前秦的武力，因此对前秦的统治者存有戒心，怀有灭国之恨。广大的汉族人民，也仍然将南方的东晋视为自己的故国，对前秦的统治并不心服，这些都是威胁前秦政权的很大隐患。
而苻坚对此并没有清醒的认识，仍然积极向外扩张势力。他先后灭掉前燕、代、前凉等割据政权，初步统一了北方地区。至此，近8年间，苻坚一直没有停止过对外用兵，连年的征战，消耗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兵疲于外，民困于内”的局面。但是黄河流域的统一，使苻坚本人的雄心越发增大，欲进而统治天下，并报往昔东晋征西大将军桓温率军进攻前秦之仇，遂不断向南扩张。在公元373年攻占了东晋的梁（今陕西南部）、益（今四川的大部分地区）两州。这样，长江、汉水上游就纳入了前秦的版图。又于公元379年先后攻取襄阳（今属湖北）、彭城（今江苏徐州）等地。并且一度包围三阿（今江苏高邮附近）、进袭堂邑（今江苏六合）。后因内乱，延缓了对东晋的进攻。
军事上的胜利让苻坚冲昏了自己的头脑，急欲起军攻打江南，统一南北。公元382年4月，苻坚任命其弟苻融为征南大将军，8月又委任谏议大夫裴元略为巴西、梓潼二郡太守，积极经营舟师，企图从水路顺流东下合攻建康。到了10月，苻坚认为攻晋的战略准备业已基本就绪，打算亲自挥师南下，一举消灭东晋。
在兴师出兵之前，苻坚将群臣召集到太极殿，计议发兵灭晋事宜。在这次战前决策会议上，苻坚本人趾高气扬，声称四方基本平定，只剩下东南一隅的东晋犹在抗拒王命，现在他要亲自统率百万大军出征，一举荡平江南地区。群臣中只有少部分人附和苻坚的意见，秘书监朱肜奉迎说：陛下亲征，东晋如不投降只有彻底灭亡，现在正是灭晋千载难逢的良机。冠军将军慕容垂（鲜卑族）等人心怀复国的异志，也在会后怂恿苻坚出兵，推波助澜。
但是前秦的多数大臣对此却持有反对的意见。尚书左仆射权翼认为，东晋虽然弱小，但是君臣和睦、上下团结，这时尚不是进攻它的时机。太子左卫石越也认为，晋拥有长江天险，又得到民众的拥护支持，进攻不易取胜。他们都希望苻坚能够暂时按兵不动，发展生产，整训部队，等待东晋方面出现间隙后，再乘机攻伐。但苻坚却骄狂地声称：“以我百万大军，把马鞭扔在长江中，也完全可以阻断长江水流，东晋方面还有什么天险可以凭恃的呢？”
苻坚见群臣反对他的攻晋决策，便结束朝议，退而与其弟阳平公苻融决断大计。苻融智勇双全，深得苻坚的信任。但这时他也不同意出兵，认为攻晋有三大困难：人心不顺；东晋内部团结，无隙可乘；前秦连年征战，军队疲惫，百姓厌战。建议苻坚放弃马上攻晋的计划。同时苻融也清醒地看到前秦表面强盛的背后，是民族矛盾、阶级矛盾的激烈尖锐。他向苻坚指出：如今鲜卑、羌、羯等族的人，与我有灭国之深仇，他们正遍布于京郊地区，大军南下之后，一旦变乱发生于心腹地区，那时就追悔莫及了。为了说服苻坚，苻融还把苻坚所最为信任的已故丞相王猛反对攻晋的临终嘱咐抬了出来，可是苻坚都听不进去，固执地认为，以强击弱，犹“疾风之扫秋叶”，垂危的东晋政权可以迅速消灭。（王猛在公元375年去世，临终前告诫苻坚：“治理国家，要像临渊履冰，谨慎从事。晋虽僻处江南，但却是中国的正统所在，对全国有很大的吸引力，请不要轻易用兵攻晋，鲜卑、羌虏才是我们的仇敌，他们迟早会起乱危害我们，应当逐渐消除这一隐患，以利国家的安定。”）为了劝阻苻坚南下攻晋，前秦的众多大臣进行了最后的努力。他们针对苻坚信佛的特点，通过释道安进行劝说。道安规劝苻坚不要攻晋，如一定坚持攻晋，您苻坚也不必亲自出征，而宜坐镇洛阳，居中调度，进攻和诱降双管齐下，以争取胜利。苻坚的爱妃张夫人和太子宏、幼子诜也都一再相劝，但是苻坚对这些依然置若罔闻，决意南下攻晋。
公元373年，东晋朝政大权转移到了北方大族谢安手中。他掌权之后，举大纲，去小察，对桓冲、王彪之等文武大臣推诚相待，注意处理好国内各方面的关系，使东晋朝廷出现了“君臣和睦，民为之用”的良好氛围，同时国内的生产也有很大的发展。为了增强军事实力，谢安还命其侄谢玄，在京口（今江苏镇江）一带的北方流民中，招募数万青壮年为兵，驻守在广陵（今江苏扬州），称为“北府兵”。北府兵的将士，因有国破家亡之恨，所以在对付北方的胡族政权时，都异常勇敢。经过谢安近10年的一番筹措，使东晋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团结、安定的局面。
二、作战经过
公元383年5月，东晋都督江、荆等七州诸军事桓冲率兵10万攻襄阳，另派兵击沔（今汉水及其北源陕西留坝西沮水）北诸城及武当（今湖北丹江口西北），又遣将攻蜀，拔五城（今四川中江），进击涪城（今四川绵阳东）。6月，桓冲部将攻拔万岁、筑阳（今湖北谷城北）。苻坚获悉，倍加震怒，除分别派遣兵力援救外，即于7月下诏大举伐晋。苻坚下令平民每10人出兵1人，富豪人家20岁以下的从军子弟，凡强健勇敢的，都任命为禁卫军军官，并扬言说：“我们胜利了，可以用俘虏来的司马昌明（即晋孝武帝）作尚书左仆射，谢安作吏部尚书，桓冲作侍中。看情况，得胜还师指日可待，可提前替他们建好官邸。”志骄意满的姿态，溢于言表。
八月初二，苻坚命令苻融率领张蚝、苻方、梁成、慕容暐、慕容垂等将为前锋，直趋寿阳（今安徽寿县）；命幽、冀之兵向彭城（今江苏徐州）集中，然后南下；以兖州刺史姚苌为龙骧将军，督统益、梁州诸地军事，顺江南下。初八，苻坚从长安（今陕西西安西北）出发，统戎卒60余万、骑兵27万、羽林郎（禁卫军）3万分道先后南下，共计90万大军。九月，苻坚到达项县（今河南沈丘）后，后续凉州兵马才始达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西路蜀汉兵方顺江而下，东路幽冀兵刚抵彭城。苻融等率领30万部队先到达颍口（今安徽正阳关，颍河入淮河口）。90万大军在东西长达几千公里的战线上，水陆并进，南下进攻东晋，而中路进展迅速，两翼进展迟缓。
东晋王朝在强敌压境、面临生死存亡的紧急关头，同心协力，决意奋起抵抗。他们一方面缓解内部矛盾，另一方面积极部署兵力，制定正确的战略战术方针，以抗击前秦军队的进犯。
此时，东晋宰相谢安，对前秦军南进早有准备，在荆州和淮南两个方向布置兵力设防，而以后者为重点。晋孝武帝司马曜（字昌明）在谢安等人的强有力辅弼下任命桓冲为江州（今湖北东部和江西西部）刺史，控制长江中游，阻扼秦军由襄阳南下。任命谢石为征讨大都督，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辅国将军谢琰、西中郎将桓伊等，统率经过7年训练、有较强战斗力的“北府兵”8万沿淮河西上，开赴淮水一带抵抗，遏制秦军主力的进攻。又派遣龙骧将军胡彬率领水军5000增援战略要地寿阳（今安徽寿县），摆开了与前秦大军决战的态势。
谢玄奉命后，恐怕寡不敌众，心中有些担忧，就去向谢安请教破敌之策。谢安以沉着镇静的语调说：“已有别旨。”意即朝廷已经作了安排，随后还领谢玄到别墅与他下围棋。这种临敌不慌不乱的态度，对稳定军心，鼓舞全军抗敌的勇气，是有积极意义的。
同年10月18日，苻融率领前秦军前锋攻占寿阳，生擒东晋平虏将军徐元喜、安丰太守王先等人。东晋军胡彬所部在增援的半道上得悉寿阳失陷的消息，便退守硖石山（今安徽凤台西南淮河两岸）。苻融又率军尾随而来，一面攻打硖石，一面派卫将军梁成率兵5万进抵洛涧（今安徽怀远县境内），并在洛涧入淮口设置本栅，阻断淮河交通，遏制从东西增援的晋军，以孤立胡彬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