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紧紧贴着他，用四肢缠绕着他，好像想用体温来宽慰他。他没有立即睁开双眼。有好一会儿，他觉得自己回到了一个噩梦里，这个梦在他的一生中反复出现。每次都一样。他站在一堵漆黑的墙面前，墙的那边有某种难以忍受的、可怕得令他不敢面对的东西。在梦里，他最深的感觉是一种自我欺骗，因为，他其实知道在漆黑的墙的后面有什么。如果能不顾一切，像把自己的脑子扯出来一样，他也能把那东西拽到光天化日之下。他总是在看清那东西的模样之前醒了过来，可不知怎的，刚才他打断朱丽亚时，朱丽亚所说的那个东西与它有某种联系。
“对不起，”他说，“没什么。我只是不喜欢老鼠。”
“别担心，亲爱的，我们不会再见到那该死的畜牲了。走之前，我会用麻布把那个洞堵上。下次我带点石灰来把它填好。”
那黑色恐怖的一刻巳经渐渐被遗忘了。他感到有点惭愧，靠着床头坐着。朱丽亚下了床，套上工装裤，开始煮咖啡。从锅里升起来的香味那么浓郁、那么令人激动，他们关上了窗户，以免引起外人的注意和好奇。比咖啡的香味更美妙的是糖给它带来的丝般质感，吃了这么多年的糖精，温斯顿几乎巳经忘了这种感觉。朱丽亚一手插在口袋里，一手拿着一片涂了果酱的面包，在屋里随处转悠，她无动于衷地看了看书架，指出了修理那个活动桌腿的桌子的最好方法，一屁股坐在旧扶手椅里，试试舒服不舒服，还十分宽容而有兴致地检查了一下那个荒唐的十二小时钟面的钟。她把那个玻璃镇纸拿到床上来，想借着光看个清楚。温斯顿从她手里拿过来，像往常一样欣赏着那柔和的雨水似的玻璃。
“我想什么也不是一我是说，我看没有什么用处。这正是我喜欢的地方。这是一小块他们忘记更改的历史，是一百年前留下的信息，如果我们知道该如何解读的话。”
“那边的那张画，”她朝着对面墙上的那张版画点了点头，“有一百年了吗？”
“更老。我敢说有两百年了。谁知道呢。现在任何东西的年头都说不清楚。”
她走过去看了看。“这就是那个畜牲伸出鼻子的地方，”她踢了踢那张画正下方的护墙板说，“这是什么地方？我在哪里见过。”
“这是个教堂，至少曾经是个教堂。名字叫圣6克雷芒·丹。”他想起了查林顿先生教给他的那首歌的片断，怀旧地补充道，“橙子和柠檬，圣克雷芒的大钟说！”
令他惊讶的是，朱丽亚接道：
你欠我三法寻，圣马丁的大钟说，什么时候还我？老贝利淤的大钟说一
“后面我不记得了。但不管怎样，我记得结尾是‘蜡烛送你去睡觉，屠刀把你的头砍掉！’”
这就像一个暗号的上句和下句。但是，在“老贝利的大钟”之后一定还有一句话。也许可以从查林顿先生的记忆中挖出来，只要适当地启发他一下。
“谁教你的？”他问。
“我爷爷。我小时候他对我说过。我八岁的那年他被蒸发了一失踪了。我真想知道柠檬是什么，”她不相干地加了一句，“我见过橙子。那是一种圆圆的黄色水果，皮很厚。”
“我记得柠檬，”温斯顿说，“那在五十年代很常见。那种东西酸得连闻一闻都倒牙。”
“我肯定那幅画后面有虫子，”朱丽亚说，“哪天我要把它摘下来好好打扫打扫。我看我们该走了。我要把脸上的妆洗掉。真没劲！等会儿我帮你把脸上的口红擦掉。”
温斯顿又躺了几分钟。屋里暗了下来。他在床上翻了个身，对着光端详着那个玻璃镇纸。引起他无限兴趣的不是那片珊瑚，而是玻璃内部本身。它那么有深度，可又几乎像空气一样透明。玻璃的表面像苍穹一样包围着一个有完整大气层的小世界。他感到他可以进人那个世界，事实上他就在那个世界里，连同这个红木大床、有活动桌腿的桌子、钟、钢版画和这个镇纸本身。镇纸就是他所在的房间，珊瑚就是朱丽亚和他的生命，在这水晶般的中心定格成了一种永恒。
淤老贝利（OldBailey)是英国伦敦中央刑事法院的俗称。老贝利的大钟其实指的是附近的纽盖特监狱（NewgatePrison)的大钟，刑事犯和欠债人在老贝利受审之后，被关进纽盖特监狱。每当钟声响起之时，即执行死刑之时。据说，行刑前夜，敲钟人会手执蜡烛来到死囚室通知囚犯。这首儿歌的最后两句由此而来。一译者注塞姆消失了。有一天早上，他没来上班，几个没脑子的人对此议论纷纷。第二天就没有人提起他了。第三天，温斯顿走进记录处的门厅看了看布告栏。有一张告示上列着象棋委员会委员的名单，塞姆是其中之一。那张告示看上去几乎和原来一模一样一没有被划去的痕迹一但却少了一个名字。这就够了。塞姆巳经不存在了：他从来没有存在过。
天气酷热难耐。在迷宫一样的部里，没有窗户的空调房间保持着正常温度，可是外面的路面却热得烫脚，高峰时段地铁里臭气熏天。仇恨周的准备工作巳经全面展开了，各部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加班加点。游行、集会、阅兵、讲座、蜡像展、电影、电视节目，这些都要安排曰要搭讲台、造假人、编口号、写歌、传播谣言、伪造照片。朱丽亚在小说处的工作组巳经不生产小说了，而在赶印一系列描述敌人暴行的小册子。温斯顿除了日常工作以外，每天还要花很长时间搜索过期的叶泰晤士报曳，修改并美化演讲中要引用的新闻。深夜，当成群喧嚣的无产者在大街上漫游的时候，城市里有一种奇怪的狂热气氛。火箭弹的袭击更加频繁了，有时，远处传来巨大的爆炸声，没有人能解释，人们对此众说纷纭。
专为仇恨周创作的主题歌（叫做“仇恨歌冶）在电幕里没完没了地播放着。这首歌的节奏野蛮，像恶狗狂吠一样，算不上真正的音乐，倒像一阵鼓点。当数百人迈着行军的步伐吼叫着唱出这首歌时，那阵势还真吓人。无产者们爱上了这首歌，在午夜的街头，这首歌和仍然流行的“只是一个无望的幻想”此起彼伏。帕森斯家的孩子从早到晚用梳子和卫生纸演奏着这首歌，让人无法忍受。温斯顿的晚上从来没有排得这么满。帕森斯组织的志愿者小分队在为仇恨周装点街道，缝小旗子、画海报、在屋顶上竖旗杆，为了挂横幅还要把铁丝扔过街道，这个动作非常危险。帕森斯夸口说，单单胜利大厦就要挂四百米长的彩旗。他如鱼得水，快活得不得了。因为酷暑和体力劳动，他终于有借口在晚上穿短裤并敞开衬衫。他无处不在，又推又拉又锯又敲，临时出主意，用同志般的劝告和每个人开玩笑，从身体的每一个褶子里输送着无穷无尽的剌鼻的汗味。
一张新的海报突然出现在伦敦的大街小巷里。海报上没有任何文字，只有一个巨大的欧亚国士兵，大约三四米高，长着一张毫无表情的蒙古脸，穿着大靴子，腰间端着一把冲锋枪，大步向前走着。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那因为透视而放大了的枪口都好像正对着你。所有空白的墙上都贴上了这张海报，数量甚至比老大哥的画像还多。向来对战争无动于衷的无产者，也燃起了间歇性的爱国热情。好像为了与大众情绪合拍，死于火箭弹的人数比平常更多了。其中一枚掉在斯代普尼一家拥挤的电影院里，数百名遇难者被埋在了废墟之中。附近所有的居民都加人了长长的送葬队伍，葬礼持续了好几个小时，实际上变成了一次群情激愤的集会。另一枚掉在一个孩子们玩的荒地上，几十个孩子被炸成了碎片。于是有了更多愤怒的游行，哥德斯坦的人像被焚毁，数百张欧亚国士兵的海报被撕下来扔进了火里，很多商店在骚乱中被洗劫一空。这时谣言四起，说有间谍在用无线电引在查林顿先生店铺楼上的房间里，每当朱丽亚和温斯顿能抽空过去的时候，他们就并排躺在光光的床上，敞着窗户，一丝不挂，好凉快一点。老鼠没有再出现过，但是由于天热，虫子繁殖得很快。这不要紧。管它干净不干净，这间房间就是天堂。他们一进屋，就到处撒上从黑市里买来的胡椒粉，脱光了衣服带着汗涔涔的身体做爱，然后睡过去，醒来便发现虫子又集结了起来，正准备大规模反攻。
四次、五次、六次一六月份他们一共幽会了七次。温斯顿巳经改掉了成天喝杜松子酒的习惯。似乎巳经不需要了。他胖了一点，静脉曲张性溃疡消退了，只在脚踝的皮肤上留下了一块棕色的印记，清晨的咳嗽也好了。生活不再那么难以忍受，他也不再有对着电幕扮鬼脸或者高声咒骂的冲动。既然有了一个安全的藏身地，几乎像一个家，即使不能经常见面，而且每次只能相聚几个小时，他们也不觉得苦了。重要的是旧货店楼上的那个房间存在着。只要知道它在那里，没有受到任何侵犯，就和自己置身其中一样。那个房间是一个世界，一个属于过去的港湾，巳经灭绝的动物可以在那里行走。温斯顿想，查林顿先生也是一个巳经灭绝的动物。他通常在上楼的时候会停下来和查林顿先生聊上几分钟。这个老人似乎很少一或者从不出门，另外也几乎没有什么顾客。他像个幽灵似的生活在黑暗的小店和后面一间更小的厨房之间，他在那里做饭，那里面竟然还有一台古老得让人难以置信的留声机，带着巨大的喇叭。他似乎很乐于有机会交谈。他在那些毫无价值的存货之间走来走去，长长的鼻子，厚厚的镜片，天鹅绒外套里弓着的肩膀，这一切隐约使他看上去更像一个收藏者，而不像一个商人。他带着淡淡的热情摩挲着一件件旧东西一一个瓷瓶塞，一个破鼻烟盒的彩绘盖子，一个铜质的项链挂盒，里面装着一绺一个早巳死去的婴儿的头发一他从来不问温斯顿要不要买，只是一个人欣赏着。和他说话就像在听一个老音乐盒叮当作响。他从记忆的角落里搜索出了更多巳经遗忘的儿歌的片断。有一首是关于二十四只黑鸟的·，另一首是关于一头压弯了牛角的奶牛的，还有一首是关于可怜的公鸡罗宾的死的。“我想你可能会感兴趣。”他每唱一段就谦虚地笑笑。但是，每首儿歌他都只记得一两句。
他们俩都知道一在某种意义上，从来没有忘记过一眼前发生的一切不会长久。有时，死亡的临近就像他们身子下面的床一样触摸得到，他们绝望地紧紧拥抱着，就像受到诅咒的灵魂在丧钟敲响前的五分钟里抓紧最后一丝幸福。但是有时，他们不仅有一种安全的幻觉，而且感到了永恒。只要他们真的在这间屋子里，他们就感到没有什么能够伤害他们。来这儿的路上充满困难和危险，但这里是一个避难所。就像温斯顿端详那个镇纸时想到的一样，他感到可以进到那个玻璃世界里去，一旦进去了，时间就会停止。他们经常尽情地做着逃脱的美梦。也许他们的运气会一直这么好，可以一直像现在这样，直到生命自然终结。或许凯瑟琳会死去，通过某种精巧的计谋，温斯顿和朱丽亚可以结婚。或许他们可以一起自杀。又或许他们可以乔装打扮以后消失，学会无产者的口音，在工厂里找到一份工作，在僻静的街道里不为人知地度完余生。他们知道，这全是痴人说梦。实际上根本无路可逃。连唯一可行的计划一自杀一他们也不打算做。一天又一天，一星期又一星期地拖延下去，消磨掉没有未来的现在，这似乎是无法克服的本能，就像只要还有空气，肺就会不停呼吸一样。
有时，他们也谈起主动反抗党的统治，但是不知道该从哪里开始。即使传说中的兄弟会真的存在，想要加人也并不容易。他对她说起了他和奥伯良之间存在的一或者似乎存在的一奇怪的亲近感，有时，他甚至一时冲动想走到奥伯良的面前，宣布自己是党的敌人，要求他的帮助。奇怪的是，她并不觉得这么做有多么荒唐鲁莽。她习惯了用外表来判断一个人，温斯顿只凭一个眼神就认定奥伯良值得信任，这在她看来是很自然的事。另外，她想当然地认为每一个人一或者几乎每一个人一都偷偷地仇恨党，只要没有危险，都会违反党的规定。但她不相信存在着一或者有可能存在一大规模有组织的反抗。她说，哥德斯坦和他的地下军队之说纯粹是党为了自己的目的编造出来的垃圾，你必须假装相信。她无数次在党员大会和自发游行中扯着嗓子高喊处决那些她连名字都没听说过的人，对于他们所犯的罪行她也丝毫不相信。举行公审的时候，她会参加青年团的小分队，从早到晚包围着法庭，隔一会儿就喊“处死叛徒！”在两分钟仇恨中，她对哥德斯坦的谩骂比任何人都激烈。而她对哥德斯坦以及他所代表的理论的了解少之又少。她是在革命之后长大的，对五六十年代的意识形态斗争没有任何记忆。独立的政治斗争这种事她完全想象不到：无论怎样，党是战无不胜的。它会永远存在，永远不会改变。你可以通过悄悄地不服从来反抗，最多只能采取一些单独的暴力行为，比如杀掉某个人或者炸毁某个地方。
在某些方面，她比温斯顿敏锐得多，也不太容易被党的宣传左右。有一次，他刚好提到与欧亚国之间的战争，她随口说她认为根本就没有什么战争，使他大吃一惊。每天轰炸伦敦的火箭弹可能是大洋国政府自己发射的，“只是为了让人们害怕”。这个想法他确实从未想到过。她告诉他，在两分钟仇恨中，她最大的困难是忍住了别笑出来，这让温斯顿羡慕不巳。但是，只有当党的教条在某种程度上触及到她的生活时，她才提出质疑。她经常很乐意接受官方制造的神话，只是因为对她来说真相和假相之间的差别并不重要。例如，她相信是党发明了飞机，学校里就是这么教的。（温斯顿记得，五十年代末，在他上学的时候，党只是声称自己发明了直升机；十几年后，当朱丽亚上学的时候，党巳经自称发明了飞机；到了下一代人，党就该发明蒸汽机了。）他告诉她，在他出生之前，并且早在革命之前，就巳经有飞机了，可她对这个事实完全不感兴趣。说到底，飞机是谁发明的有什么要紧？更令他震惊的是，他偶然发现，她竟然不记得大洋国四年前在和东亚国交战，和欧亚国和睦相处。没错，她认为战争完全是假相，但她显然没有注意到敌人名字的变化。“我还以为我们一直在与欧亚国交战呢。”她含糊地说。这使他有点惊骇。飞机早在她出生以前就发明了，但战争对手的改变仅仅是四年前的事，那时她早巳长大了。他和她争论了大约一刻钟，终于成功地拉回了她的记忆，她隐约想起来他们的敌人曾经是东亚国，而不是欧亚国。但她还是觉得这件事无关紧要。“管它呢！”她不耐烦地说，“战争总是一个连着一个，反正谁都知道那些消息是假的。”
有时，他对她说起他在记录处所做的那些厚颜无耻的伪造工作。这种事似乎并没有让她感到震惊。想到谎言变成了真理，她并没有感到脚下裂开了一个万丈深渊。他告诉她琼斯、阿龙森和卢瑟福的事，还有他曾经捏在指间的那张意义重大的纸片。她无动于衷。事实上，一开始她没有领会这件事情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