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喜欢上服装部的男孩服装专柜，给自己添些男孩子的衣物，穿上后更显得活泼而机灵。她还为自己制作一顶扁平的圆形小帽，大胆地省去了女帽上世代相袭的羽毛饰物。在穆兰小镇，莎涅尔的这些设计如同在乡间土壤上绽开了几朵散发着幽香的野花。
与此同时，莎涅尔经历了初恋。他是当地的富家子弟，名叫艾蒂安·巴尔桑。两人一见钟情，坠人情网。巴尔桑称莎涅尔为可可，这是莎涅尔的小名。
巴尔桑对她说：“这个名字非常适合你，能显示你活泼、随和的性格。”
“可可·莎涅尔”从此就叫开了，以至她成名之后，知道她本名的人反而不多。
本世纪初，莎涅尔和巴尔桑一同来到巴黎，住在玛德琳娜区康蓬大街31号夹层楼的一个小房间里。莎涅尔的一生都在这里度过，她的事业也在这条大街上发展。莎涅尔晚年称康蓬大街是一条给她“带来运气”的街。
巴黎的一切都令这位来自小乡镇的姑娘兴奋、激动。她特别感兴趣的是巴黎妇女的穿戴装束。她打量着、琢磨着，渐渐对巴黎女性的服饰形成了自己的独特看法。
她问：20世纪的法国妇女，为什么还要守着上个世纪沿袭下来的服装呢？那带着厚厚衬里的裙子多么沉重拖沓；那裹得紧紧的胸衬令人窒息，活像一副枷锁；那珠光宝气的头饰又太繁琐俗气。如此穿戴，体现不了妇女解放的时代精神。她看准了巴黎的服装业，是一个可以任她驰骋想象力、发挥才华的荒野，她完全可以当一名勇敢的拓荒者。
但是，在举目无亲的人海巴黎，她，一个弱女子，要开拓事业谈何容易。设备、资金都没有着落，而且，巴尔桑已经和她分手了。不久，另一个青年男子闯入她的生活，这是个美国人，名叫亚瑟·卡佩尔。他生性随和，不拘小节，家境富裕。
正是这个表面上漫不经心的异邦人，理解和支持莎涅尔开拓服装业的雄心。1912年，他出资帮助莎涅尔开设了一个小店——不是服装店，而是帽子店。
为什么先开帽子店呢？莎涅尔说，万事开头难，开始规模小点，万一失败了，损失也不至于太惨重。其实，她经营帽子店走了一条捷径：从豪华的拉菲特商店购买一批难看的、滞销的女帽，把帽上的饰物统统撤掉，改制成线条简洁明快的新式帽子。它透着新时代的气息，适应了社会生活大众化的趋势，很快被巴黎妇女所接受，人们称之为“莎涅尔帽”。
莎涅尔戴这种帽子时，总把帽子压得低低的，直到眼角，这种戴法，竟成为巴黎的风尚。
莎涅尔以帽子起家，却不满足于当个制帽商。在服装设计领域，她初试锋芒，设计出一批和巴黎妇女服饰传统风格大异其趣的服装。
她推出的新产品有：纯海军蓝的套装，纯白色的宽松的女式长袖衬衫，线条简洁流畅的紧身连衣裙，她把男式短袖衬衣的袖子加上一条宽宽的花边，使袖子延长到肘部。这些服装，今天看来是十分寻常的，但在当时和那些迭床架屋式的里三层、外三层的繁复的穿戴习惯相比，是一场了不起的革命。莎涅尔找到了一种属于她自己的设计风格，她带着这种格调清新的服装，去叩击还弥漫着贵族气的巴黎社交界。
莎涅尔在事业上刚刚起步，生活中却遇上了意外的打击。卡佩尔，她事业的支持人，她惟一对之“产生过真正爱情”的人，1919年在地中海边的“蓝色海岸”因车祸而身亡。莎涅尔悲痛万分，要不是这次事故，莎涅尔也许会和他结为终生伴侣。后来，莎涅尔的生活中也曾有过几个男子，但她都没有正式结婚，直到她死，人们还是称她“小姐”，恐怕和这次打击不无关系。
但是，卡佩尔之死并不能把莎涅尔击垮。此时的莎涅尔，已经打下了事业的基础，做好了大发展的准备，就像扬起了风帆的船只，要向大海挺进。
一位记者写道：“离开了男人的莎涅尔，完全可以独创一个‘帝国’，成为‘帝国’的‘女皇”’。
“我创造时髦，因为我懂得时代”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即1919年到1939年的20年间，是莎涅尔事业鼎盛时期。她在康蓬大街买下了五幢房子，开设了“莎涅尔服装店”，那是巴黎最令人向往的时装店。
莎涅尔以乔赛织物为基本面料，不断推出服装佳作：有宽大的女套衫，有短短的风雨衣，有阔条法兰绒运动服，有漂亮实用的筒式礼服，卡迪甘绒衫，以及后来投入工业化生产的针织硬挺的外衣。
服装的色调，不是那艳丽的大红大绿色，而是明快的、雅致的黑色和米色。此外，莎涅尔还创造了仿宝石钮扣和大框架太阳镜。
这些服饰，整个地改变了巴黎妇女的形象，使她们显得高雅而又富有朝气，有一种现代的美感，质朴、理性，而又潇洒大方。服装评论家指出，莎涅尔使妇女获得解放和自由的程度，比之那些空头的社会学家、哲学家要深广得多。
莎涅尔的服装风靡巴黎。大街上，到处可见“莎涅尔式”的妇女，她们穿着黑色或米色衣服，宽松长裤，有点男子气，还戴着“莎涅尔帽”。崇拜莎涅尔的妇女见面时总是互相打量着，想从对方身上找到点新奇之处。
莎涅尔开现代妇女服装之先河，取得了非凡的成功。
她说，取得成功的关键是因为她“具有现代妇女的意识”，“我创造了时髦，是因为我懂得我们的时代”，“我不像从前的那些裁缝师傅，躲在店铺后面闷头缝制，和社会生活隔绝。我喜欢外出，我喜欢运动，我要过一种现代生活，因而我对我所穿、所戴的都有自己的兴趣和选择。”
“莎涅尔热”达到高潮，越来越多的厂商仿照她的服装样式大量生产投放市场。莎涅尔对此很兴奋，她说：“哦，最使我快乐的事莫过于我的作品被模仿。时装要是不能走向街头，还成为什么时装？”
莎涅尔的事业在扩大，她越来越富有。但是她的工作却一刻也没有懈怠过。
女作家吉罗这样描写她的工作状态：在莎涅尔看来，懒惰和懈怠是不能容忍的罪恶，就这点而言，她不像20世纪的妇女，倒像19世纪的大企业家。她对自己、对下属都是严厉的，不留情的。在她看来，她的下属，除了以她自己的名字为字号的商店外，不应该有其它的考虑、其它的利益。她简直是当代最独裁、然而也是最富有独创精神的企业家。
莎涅尔成名之后，对巴黎的文化界和社交界越来越感兴趣。她建立了一个模特儿之屋，那里集中了来自巴黎资产阶级家庭的妙龄女郎；她设立了一个文化沙龙，那里汇集着巴黎的名士，对经常光顾沙龙的青年作家，她按月发给津贴，她还出资对俄罗斯的芭蕾舞进行革新。莎涅尔成为社交场合的中心人物。
莎涅尔以其风采和魅力，把那个时代最漂亮、最风流、最富有的男子吸引到她的身边。迪米特里·波罗维茨大公是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表兄，他向莎涅尔捧出一颗炽热的心，但莎涅尔没有做大公夫人；英国威斯敏斯特公爵是一个风流倜傥的美男子，他给莎涅尔写了一封封的情书，遣人一次次送去贵重礼物，莎涅尔也没有接受他的爱情，她说：“世上已有三个威斯敏斯特公爵夫人了，却只有一个可可·莎涅尔。”在她看来，在自己创建的服装帝国里工作，比当公爵夫人更有意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莎涅尔关闭了她的服装店，结束了事业上的鼎盛时期。死而复生的契机二次大战结束以后的六七年间，莎涅尔的好友以及昔日的恋人相继辞世，她没有老伴，没有儿女，感到孤寂。
这一时期，世界服装经历了一个大发展，设计新秀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莎涅尔孤傲的心上隐隐地有几分不安：难道她真的落伍了？
1953年自尊自信的莎涅尔向舆论界宣布：她要举办一个作品展览，她要重振莎涅尔服装店。
舆论界为之哗然：“她已经71岁了，还要复出？”“一个7旬老妇再度投入竞争，无异走上拳击台，把自己置于死地。”
莎涅尔在人们的纷纷议论中打回服装界。然而，今非昔比，巴黎人的口味变了，莎涅尔虽然推出了一些以粗花呢为面料的、色调明快的新款式服装，但没有获得她预想中的成功，批评界还不时对她的设计进行挑剔。
有趣的是，当巴黎人的兴趣转向大西洋彼岸时，美国人却疯狂地爱上了莎涅尔的服装。就像发现新大陆似的，美国评论界为她的作品喝彩，美国购物者大批涌到巴黎购买“莎涅尔装”。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夫人和好莱坞的女影星，都以穿“莎涅尔装”为荣，全美妇女群起效仿。纽约的歌剧院根据莎涅尔的生平事迹编了一出轻歌剧。
这一切，使莎涅尔在受到巴黎冷落之后重新感到温暖，得到了心灵的慰藉。她说：“我死去过，而在纽约的舞台上，我又复活了。”
莎涅尔活到88岁。至死，她还是美丽安详的。美国一名时装记者采访了8旬高龄的莎涅尔之后写道：“你不觉得你面对一位老人，她的风采完全把你吸引住了。”
莎涅尔去世后，安葬在日内瓦湖畔的洛桑，这位现代妇女服装园地的拓荒者，一直受到人们的怀念。在她的墓地里，常年放置着艳丽的鲜花。
6.毕加索女儿的创新进取
名画家的娇女，继承了大笔的遗产。然而，使她名闻世界的却是：在衣饰和珠宝方面，她有超人的艺术才华，她经营的香水业——生意兴隆。
画家的后代并不一定是画家。不是吗？著名画家毕加索的女儿在绘画上并没有什么名气，只不过在做香水和珠宝的买卖。然而，她在宝石、衣饰方面表现出了很高的艺术天才。她的设计使用大量宝石与黄金，在色彩方面构成了强烈的对比。她设计的首饰，不但风靡纽约，而且在世界珠宝设计界颇有影响。
阳春4月，她在巴黎举行了芭洛玛·毕加索香水的推广会，做起了香水生意。她对香水瓶的设计、品牌的选择都非常讲究。她不但对市场行情调查得一清二楚，甚至在推销会上亲自当模特，披挂上阵，推销她的产品。芭洛玛虽然没有继承老父亲的艺术，但却继承了他的艺术细胞，而且还具备一根毕加索所缺少的生意神经。
1949年，毕加索最小的女儿诞生了。同年，毕加索完成了他的名画《和平鸽》。他用西班牙语把他的得意之作和可爱的小女儿都命名为《芭洛玛》，意思是希望之鸟。
芭洛玛从小过着幸福的生活，父亲非常喜欢她。她为总能在父亲身边而感到骄傲和自豪。4岁时，她母亲带着芭洛玛离开毕加索来到巴黎，但在圣诞节或复活节时，她们又回到南方的父亲身边。毕加索很喜欢带着她玩，这使女儿感到格外高兴。父亲还为芭洛玛买了一架钢琴，后来他们搬了家，由于房间小，父亲又送给她一把吉它，她那时非常喜欢音乐。
作为毕加索的女儿，她的生活与毕加索紧密相关。接触父亲的作品，参加各种类型的展览会，也是芭洛玛生活中的一部分，这使她赢得了很高的身份和荣誉。然而，她到底是怎样一个人呢？她的爱好、她的秘密、以及她的婚姻是怎样的呢？最近，法国《巴黎竞赛》杂志记者对这位非凡而又普通的女性做了如下采访。
她，白皙的皮肤，高高的颧骨，整齐的头发、颀长的脖子，她那双明亮的眼睛热烈而温和，燃烧着一股创造热情，她就是毕加索的女儿，39岁的芭洛玛。
我向她提了几个问题，她的谈话热烈而敏捷，她笔直地坐在沙发上，屋子里堆满了材料、速写画，人们不难相信，她从未安宁过。
你好像有一种胜利者的姿态，你曾胆怯过吗？
当人们看见我的那些照片时，会说：“她似乎不怎么老实。”但人们不知道，这种冷淡的外表，隐藏着不少胆怯的心理。小时候，人们对我的表达能力表示过怀疑。到了十六七岁，我尽量参加一些淡话，发表我的意见和观点。这对我来讲，要费很大的力气，但又必须这样做。在事业上，要达到目的，就必须充分地认识自己，战胜自己。
在你身上有一种自信心，这一点是否和你父亲很相像？
我相信，自己确实受到我父亲毕加索的影响。从我很小的时候，父亲就非常喜欢我。在车子里我经常坐在靠近他的位子；在餐厅，在朋友家，我总是享受着一种不同寻常的待遇；我经常聆听到父亲对许多问题的看法。我的父亲非常平易近人，不论是谁，见过他，都有一种早已熟识的印象。
你确实得到一笔属于您的巨大的遗产吗？
是的，我继承了一笔钱，而且是最干净和最神圣的钱。为了不断地收集父亲的艺术作品，我们要花费很多时间参加许多会议，选择整理一些将要放进毕加索博物馆的作品。我们绝不忽视作品中的任何一个细节。我们的很多朋友没有钱。我们时常住在一般的四星旅馆，自己驾车。我甚至没有秘书。这种生活还要继续下去。如果说有好运的话，那就需要去努力。尽管我们有这些遗产，我还是不停地努力工作。
现在，您已是美国最著名的珠宝店的设计师，您是怎样获得成功的？
幼年时，我经常很乖地坐在父亲身边，他工作，我乱涂乱画。到我8岁时，我开始在家里的画板上画。父亲怀疑我能否坚持下去，但他从不强迫我去画。他认为，一个人的道路应该由自己摸索出来。14岁，我停笔不画了，对此，我也感到过惶恐，但已经晚了。18岁之后，我又重新开始画一些小粉画、做些粘贴画等。我和父亲的关系非常和谐，默契。他热情地帮助我，在艺术上给我以熏陶。我感到，在他的工作间里，如同在美好的艺术天地中遐思、遨翔……
后来，我进了大学，选修珠宝设计。我还到巴黎、意大利、西班牙等地学习服饰设计等。1969年，我参加了舞台剧的演出，对舞台服饰设计很感兴趣，取得了一些成绩。1980年，我成了纽约著名珠宝店“泰法尼”的专任珠宝设计师。这6年来，我一直呆在纽约。
在美国，您的生活怎样？
开始我不太习惯美国的时差，甚至搞得我们很狼狈，我们夜里工作，睡得很晚，起得很早，与我平常的习惯正相反。但我们逐渐克服了困难，因为我们很清楚，我们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这是关系到我们的香水店能否成功的时期。
你丈夫为了你的事业与你紧密配合吗？
是的，我们工作起来，就像发了疯一般，我丈夫有一种特别的企业家的精神。在他的帮助下，我们的事业进行得很顺利。就我自己来讲，我很容易放松自己前进的脚步。例如，他提出建立我们自己的香水店，而我总觉得有些冒险。1984年的一天，他对我说，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下一个香水店，就叫“芭洛玛·毕加索”。确实，香水店的生意非常兴隆，人们为我感到骄傲。当然任何事情都不会一帆风顺。为了推销产品，我们频繁地来往于美国的各大城市。我们要做大量的工作，有时，甚至怀疑自己是否能够应付。我时常担心大商业家之间的尔虞我诈，幸亏我丈夫处处保护我。当然，他也有自己的工作，他即将写完一个剧本，不久将在巴黎或其他国家演出。
爱情对于您来讲很重要吗？
我有两点使别人羡慕，一是遗产，二是我的丈夫。能找到这样一个伙伴真是我的运气。当然，我也是一个乐观的宿命论者。假如在我的生活中突然出一件料想不到的事情，我也将随时准备改变我的航向。
您不希望有个孩子吗？
我与丈夫幸福地生活了10年，假如有个孩子，会占去我很多的时间，也会夺去我们俩之间的爱，我认为爱情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