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给韦格勒医生的信中，他这样写道：“我过着一种悲凉的生活。这两年来我一直逃避和别人的一切交流，因为我不能和别人说话，我现在成了一个聋子。如果是其他的行业，我尚且可以从容应对。但对目前所从事的特殊职业来说，这无异于晴天霹雳。我树敌过多，他们将如何对外诋毁我呢？在剧院里面，我不得不坐得离乐队很近才可以听得见演员们所说的话，一旦离得稍远点，就听不到音乐的演奏和演员们高昂的声音……如果别人轻慢点，还能勉强听清，可如果别人大声嚷嚷，我真是难以忍受……我常常诅咒自己为什么命运如此悲惨……普鲁达克普鲁达克：公元一世纪希腊著名的史学家和伦理学家，著有《希腊和罗马名人传》和《道德篇》。教我忍受这一切。但如果可以的话，我宁愿直立起来反抗这命运。然而，在某些时刻，我觉得我是上帝最可怜、最悲剧的造化物……我不得不忍受命运的安排。是多么悲惨的避难所呀！但我却别无选择！据《贝多芬书信集》第14页。
这种悲剧式的心绪渗透在他部分作品中，在当时一部分的作品里也有所表现，例如十三号作品《悲怆奏鸣曲》（一七九九年），尤其是第一号作品之三的奏鸣曲中的广板（一七九九年）。但奇怪的是并非所有的作品都带有如此忧郁沉重的情绪，还有许多乐曲，比如欢快喜悦的《七重奏》（一八〇〇年）、清明透彻的《第一交响曲》（一八〇〇年），都反映了一种青年人无忧无虑的天真情怀。毫无疑问的，让心灵适应疼痛也需要一些时光，但是它是那样的需要欢乐，所以实际上没有欢乐时就只有靠自己来创造。当“现在”太过于残酷时，灵魂就沉浸在“过去”中生活。往昔的美妙岁月不会转瞬即逝，即使当它们不复存在了，其光芒依然会悠远地照耀现在和未来。当贝多芬孤独一人在维也纳受难时，对抗这种苦难的正是他对遥远故乡的美好回忆。那时他的思想都印刻着这样的痕迹。《七重奏》中以变奏曲形式出现的行板的主题便是一支赞颂莱茵河的曲子。《第一交响曲》（C大调）也是和莱茵有关的作品，是青年人怀揣梦想微笑的诗歌。它是那么的欢快愉悦，给人以闲适的享受，可以从中体会到它渴望取悦人们心灵的愿望。但是在某些段落和引子里面，在低音乐器的明暗对比中，在神秘的谐谑曲中，我们可以多么激动地在那张青春的脸上看到未来天才的目光。那是波提切利所画的《圣家庭》中幼婴的眼睛，其中可以窥见他未来的悲剧波提切利是文艺复兴前期意大利著名的画家，他在《圣家庭》中所画的幼婴即为耶稣，隐喻未来的悲剧。
除了肉体的痛苦，别的痛苦也时常折腾着他。韦格勒说，他所见过的贝多芬总是抱着异乎寻常的激情去热爱一切。这些爱似乎永远是纯洁无瑕的，在贝多芬那里，激情与欢欲之间毫无关系。现代人常把这两者混为一谈，实在是他们全不知道何谓爱以及爱是多么珍贵难得的关系。在贝多芬骨子里，或多或少散发着清教徒的气息，对于粗野的谈吐与思想，他是极度厌恶的，而对于爱情却抱着神圣不可侵犯的观念。据说他不能原谅莫扎特，因为后者不惜辱没自己的才华去写《唐·璜》唐·璜：欧洲传说中有名的登徒子，莫扎特曾写过歌剧题材的唐·璜。他的挚友辛德勒曾确言“他一生洁身自爱，从未有过任何的越轨行为”。这样的一个人注定是要受爱情欺骗，做爱情的牺牲品的。的确如此，他这一生，不断地如飞蛾扑火般去恋爱，如醉如狂般痴爱颠倒，不断地幻想着幸福降临，但现实总是如此的残忍，幸福幻灭之后便是痛苦的长期煎熬。如果你想探寻贝多芬最丰满的灵感源泉，那就必须在这种时而热爱、时而骄傲地反抗的轮回中去追寻。直到晚年，他与生俱来的热情之火，才在时间的磨砺和悲风凄雨般的隐忍中趋于平静。
一八〇一年时，他热恋的对象是朱丽埃塔·居奇亚迪，后者因为贝多芬献给她的那首著名的第二十七号作品之二——《月光奏鸣曲》而闻名世界。他写信给韦格勒说：“我的生活又变得愉悦了些，和人的交往也频繁些……这种变化是一个可爱又有魅力的姑娘带来的，她爱我，我也爱她。这是两年来我第一次享受到的幸福的时光。”以上见一八○一年十一月十六日信。可是他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首先，这段爱情使他感受到长期折磨他的残疾之痛，敏感的隐秘被再次戳伤，而境况的艰难，使他无法娶自己深爱的姑娘。其次，居奇亚迪是个风骚、幼稚而又自私的女人，这使贝多芬非常苦恼。一八○三年十一月，她居然嫁了加伦贝格伯爵随后她还厚颜无耻地利用贝多芬对她的感情，要贝多芬帮助自己的丈夫。贝多芬答应了。他在1821年与辛德勒的会见谈话记录中这样写道：“他是我的敌人，所以我更要尽力帮助他。”但因此贝多芬更加瞧不起她了，他用法文写道：“她到维也纳来找我，哭泣着，可怜兮兮的，但是我瞧不起她。”这样的爱情能给人心灵以毁灭性的打击，而像贝多芬这样早已被疾病折磨得异常虚弱的灵魂来说，这样的爱情无疑是一次灭顶之灾。他这一生，只有这一次到达了濒临死亡的崩溃尽头。此时，他正经历着一个绝望的苦闷时期。尽管如此，他还是从这个绝望苦闷的境地中回过神来。这从他写给自己的兄弟卡尔和约翰的遗嘱——《海灵根斯塔特遗嘱》中可以看得出来，他在其中详尽地讲明了事情的真实和细节，并注明：“请在我死后拆阅并执行”时为1802年10月6日。那是撕心裂肺式的呐喊，是困兽犹斗般的反抗。使人听之无不动容。他差点儿就要自杀，但是他那种坚毅的精神和顽强的道德意志挽救了他他在遗嘱里叮嘱说：“教给你孩子高尚的道德，使人幸福的是德行而非金钱。这是我的经验之谈。在患难中支持我的是道德，使我不曾自杀的，除了艺术以外也是道德。”他又在1810年5月2日的致韦格勒的信中说：“假如我不知道一个人在还能完成善的行为时就不该结束生命的话，我早已不在人世了，并且是我自行了断。”，不过他痊愈的希望也就此破灭了，“连一向支持我的卓越勇气也离我而去。噢，万能的上帝，请赐予我一天纯粹的快乐吧，哪怕就只有一天。我已经很久没有听过遥远而又欢乐的歌谣了。噢！是何时呢？噢！上帝呀！什么时候能在人类和自然的庙宇中感受到快乐呢？永远不能吗？不！噢！这太残忍了！”
这是垂死的哀鸣，临终的哭诉，可是贝多芬又活了二十五年。他坚毅的天性使他不甘在磨砺面前轻易屈服：“我的体能和智力与日俱增，……我的青春，是的，我感受到我的青春不过才开始。我已经看到那个隐约的目标，我每天都能离他近些。……噢！如果我能摆脱疾病的困扰，那我就能拥抱世界！……除了睡眠之外，我不知道还有其他的休息。遗憾的是我不得花费更多的时间来休息。但愿我能摆脱疾病的纠缠，哪怕能缓解一半也好，那时候……不，我不能忍受下去。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它永远也不能让我屈服。如果能够享受千百次的人生就好了！”据贝多芬《给韦格勒的信》，《贝多芬书信集》第18页。
这爱情，这痛苦，这意志，沮丧和骄傲交替的煎熬，这些内心的悲剧，都反映在一八〇二年所作的伟大作品中。如：附有《葬礼进行曲》的第二十六号奏鸣曲；称为《月光曲》或《幻想奏鸣曲》（作品第二十七号）；作品第三十一号中的第二奏鸣曲——其中戏剧式的吟诵体恍如一场伟大而凄婉的独白；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第三十号作品——提琴奏鸣曲；第四十七号作品《克勒策奏鸣曲》；根据盖勒特的词句所谱写的六支悲情的宗教歌曲，即第四十八号作品。而一八〇三年的《第二交响乐》则更多地反映他青春的爱情，从中可以感受到压倒一切的坚强意志，一股积极的不可抗拒的力量将情绪的阴霾一扫而空，曲终处则涌现一股沸腾的生命力。贝多芬执着地持有幸福的信仰，不愿相信自己悲剧的命运不可逆转，他渴望痊愈，渴望爱情，内心满是希望。
这样的作品有好几部，它们都给人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那就是充满战斗的节奏感和力量感。这种特色在《第二交响曲》的“快板”与“终局”中体现的尤为明显，而献给亚历山大大帝的奏鸣曲的第一章，更富于英武壮烈的气概。这种音乐所特有的战斗性，令人想起产生它的时代。大革命已经深入到了维也纳。贝多芬也卷入了时代的洪流中。骑士赛弗里德说：“他和亲密的朋友一起，很畅快地讨论时局，能够准确判断、目光犀利且观点明确。”他同情并倾心于革命党人。在他生命晚期和他最亲密的朋友辛德勒说：“他推崇共和的原则。他主张公民拥有无限制的自由，希望能早日实现民族的独立……他渴望大家齐心协力地建立政府、管理国家。渴望法国实现普选，希望拿破仑·波拿巴建立起这个制度来，替人类的幸福奠定基石。”他仿佛一个受着普鲁达克的熏陶的、热爱革命的古罗马人，梦想着由胜利之神建立的英雄的共和国，而这个所谓胜利之神便是法国的首席执政。于是他接连写下了和帝国有关的史诗：以波拿巴为题材的《英雄交响曲：波拿巴》最初的乐曲手稿上还写着“波拿巴”这个题目。但是在此期间，他得悉了拿破仑称帝之事而大发雷霆，嚷道：“那么他也不过是一个凡夫俗子！”盛怒之下，他撕掉了献词，换了一个报复意味很浓但是又很栩栩如生的题目：“英雄交响曲……纪念一个伟大的遗迹”。辛德勒说他以后对拿破仑的恼恨也消解了，只是把他看做一个值得同情的可怜虫，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伊加”。（希腊神话中的伊加用蜡把翅翼粘在身上，从克里特岛上逃出，飞近太阳，蜡为日光熔化，以致堕海而死。）当他在1821年听到幽禁圣埃莱娜岛的悲剧时，说道：“十七年前我所写的音乐正适用于这可悲的事件。”他很高兴地发觉，在《葬礼进行曲》对拿破仑这个英雄角色的命运有非常敏感的预感。因此很可能，在贝多芬的思想内，就像第三交响曲的第一章所表达的，是波拿巴的一幅肖像，当然和实在的人物不同，但确是贝多芬理想中的拿破仑，换言之，他要把拿破仑描写成为一个革命的天才。1801年，贝多芬曾为标准的革命英雄，自由之神普罗米修斯做过乐曲，其中有一主句，他又在《英雄交响曲》的终曲里重新采用。以及光荣的叙事史诗《第五交响乐》（一八〇五至一八〇八年）的终曲即C小调交响乐。这是一章真正的革命的音乐：其间跳动着时代的脉搏和灵魂，那么强壮，那么纯洁，在孤独的巨人的心中，当代巨大的变故总是显得强壮与纯洁的，这种印象即使在与现实接触之后也不会丝毫受到损毁。贝多芬艺术灵魂的面目，也染上了这种史诗般的战争色彩。在当时的作品里，处处都可以寻觅到这样的踪影，也许作者连自己都不曾觉察到，但在《科里奥兰序曲》（一八〇七年）内，有狂风暴雨的呼啸之声，而第十八号作品《第四四重奏》的第一章，和上述的序曲异曲同工，俾斯麦曾经这样谈论过一八〇四年的第五十七号作品《热情奏鸣曲》：“如果我能经常听到这首曲子，那么我勇气之源将永远不会枯竭”罗伯特·特·科伊德尔曾任德国驻意大使，著有《俾斯麦及其家庭》（1901年）一书。以上事实即引自该书。1870年10月30日，科伊德尔在凡尔赛的一架破旧的钢琴上，为俾斯麦奏这支奏鸣曲。对于这件作品的最后一句，俾斯麦说：“这是整整一个人整整一生的斗争与哀恸。”在所有音乐家中，他独钟情于贝多芬，他常常说：“贝多芬最能抚慰我的神经。”还有《哀格蒙特序曲》，以至于在第七十三号作品《降E大调钢琴协奏曲》（一八〇九年）中，最需要精湛技巧演绎的部分都是壮烈的，犹如万马奔腾而过的气势。而这也不足为怪，在贝多芬写作品第二十六号奏鸣曲中的“英雄葬礼进行曲”时，比《英雄交响曲》的主人公拿破仑更值得他讴歌的英雄——霍赫拿破仑曾攻陷维也纳两次。霍赫为法国大革命中最忠诚、勇敢、纯洁的军人，为史所称。1797年战死科布伦茨附近。将军，正战死于莱茵河畔，他的纪念碑像至今还屹立在科布伦兹与波恩之间的山冈上，即使当时贝多芬不曾知道这件事，但他在维也纳也已目睹了两次革命的胜利。一八〇五年十一月，当贝多芬的歌剧——《费德丽奥》首演时，在座的便有法国军官。于兰将军，巴士底狱的胜利者，当时就居住在洛布科维兹家里，作为贝多芬的朋友兼保护人，贝多芬将《英雄交响曲》与《第五交响曲》题献给他。一八〇九年五月十日，拿破仑驻扎在舍恩布伦贝多芬的寓所在维也纳的城堡附近，拿破仑攻下维也纳时曾炸毁城墙。1809年6月26日，贝多芬致布赖特科普夫与埃泰尔两位出版家的书信中说道：“何等野蛮的生活，在我周围多少的废墟颓垣！只有鼓声、喇叭声，以及各种惨象！”1809年有一个法国人在维也纳见到他，保留着他的一幅肖像。这位法国人叫做特雷蒙男爵。他曾描写贝多芬寓所中凌乱的情形。他们一同谈论着哲学、政治，特别是“他的偶像，莎士比亚”。贝多芬几乎决定跟男爵上巴黎去，他知道那边的音乐院已在演奏他的交响曲，并且有不少佩服他的人。不久贝多芬便憎恶了法国的征略者。但他对于法国人史诗般的功绩，依旧狂热欣赏和崇拜着，所以没有他这种有切身感受的人，根本无法真正理解他用来歌颂军功和胜利的作品的涵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