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受着独立战争的鼓动。舒伯特的父亲在这件事的态度和贝多芬迥异，在1807年时他写了一章应景应时的音乐，取名为《献给拿破仑大帝》，且在拿破仑御前亲自指挥演奏。一八一三年，他写了一曲《威灵顿之胜利交响曲》，一八一四年初，又写了一章战士的合唱曲：《德意志的再生》，一八一四年十一月二十九日，他在众多君王前面指挥了一支爱国歌曲：《光荣的时刻》。一八一五年，他为联邦军攻陷巴黎写了一首大合唱——《大功告成》他在维也纳会议时写信给考卡说：“我不和你讨论我们的君王和国家，在我看来，精神之国是一切国家中最珍贵的：它是此岸和彼岸世界中最高贵最重要的第一个。”这些应时应景之作使他声名更隆，比别的音乐更能增加他的名声。布莱修斯·赫弗尔根据弗朗索瓦·勒特龙的素描所作的木刻和一八一三年弗兰兹·克莱因塑造的脸部模型，栩栩如生地展示了贝多芬在维也纳会议时的形象。他犹如狮子般的脸上，爬满了因愤怒与愁闷而生的皱纹，牙齿紧紧地咬着，显示出他最显著的特征——早年拿破仑式的意志。在讨论耶拿战争的时候他说：“真可惜，我在战斗方面不如音乐一样的在行！否则我将击败他！”但是他的王国不在于此疆域，正如他写信给弗朗索瓦·特·布伦瑞克时所说的：“我的王国在天空。”
光荣的时刻过后，最为艰苦的时期接踵而至。
维也纳对贝多芬从来就没有好感。在这个浮华造作，为瓦格纳所不耻的城市“维也纳，这不就说明一切了吗？——德国全部的新教的痕迹已经消失，甚至连民族的口语都已经意大利化了。德国的精神、德国的言行和德国的风俗，都被从意大利和西班牙引进的书本来解释……这里成了一个历史、学术甚至是宗教都被篡改的地方……轻率的怀疑把真理、荣誉和独立的精神都毁掉并埋葬。”（1870年《贝多芬传》，瓦格纳著）奥地利戏剧诗人格里尔巴泽说过，身为奥地利人真是不幸。凡是十九世纪在维也纳居住的德国作曲家，都会为全城笼罩着的勃拉姆斯式的伪善气息而感到苦闷。布鲁克纳在那里遭受长期的折磨，雨果·沃尔夫虽在此奋斗挣扎，也对维也纳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像他这样心高气傲、恃才傲物的天才是不会心平气和的。贝多芬只要有机会就想离开维也纳。一八〇八年，他有过离开奥地利的打算，希望能到威斯特法利亚王热罗姆·波拿巴（拿破仑之弟）的宫廷里去热罗姆国王希望给贝多芬600杜加的终身年俸和150银币的旅行费用，唯一的条件就是让贝多芬时不时在他面前演奏，并给不会很长也不会经常举办的室内音乐会担任指挥。贝多芬差点决定答应了。但是维也纳有如此丰富的音乐资源，以至于我们不能忽视那批高贵的音乐鉴赏家，他们深感贝多芬的音乐天赋，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国家失去如此优秀的天才而使国家蒙羞。一八〇九年，维也纳三个最有钱的贵族，即贝多芬的学生鲁道夫王子、洛布克维兹亲王和金斯基亲王，他们答应每年给贝多芬四千弗洛林的俸金，唯一的条件就是让他留在奥地利。他们说：“显然只有一个人在经济上没有顾虑时，才能全身心地投入到艺术创作中去，才能创作出为艺术增光的美好的作品，我们决定向路德威希·范·贝多芬提供物质资助，以扫清一切可能妨碍这个天才发挥的障碍。”
但是诺言并没有完全兑现。这笔资助没有如数提供，到后来就直接停发了。并且从一八一四年的维也纳会议之后，社会风气随之大变。社会关注的焦点转向了政治，艺术被忽略了，维也纳的音乐口味也打上了意大利的风格，当时人们崇尚的是罗西尼意大利作曲家罗西尼创作的《唐克来德》震撼了整个德国。根据鲍恩费尔德的日记里关于1816年维也纳沙龙里面的看法：“只有老一辈的人才会欣赏莫扎特和贝多芬这样的老气横秋的学者，直到罗西尼的出现，我们才知道什么是旋律。《费德丽奥》是如此的差劲，真不明白为什么还有那么多的人不厌其烦地去听。”——贝多芬最后一次钢琴演唱会是1814年。，贝多芬被看做是“腐儒”。
贝多芬的朋友和保护人飘散的飘散，死亡的死亡。金斯基亲王死于一八一二年，李希季洛夫斯基死于一八一四年，洛布克维兹死于一八一六年。拉苏莫夫斯基，这个贝多芬曾给他谱写美妙的四重奏的人，在一八一五年二月举办了最后一场音乐会。也就是这一年，他和童年的朋友，埃莱奥诺雷的兄弟斯特凡·特·布罗伊宁失和同年，贝多芬的弟弟卡尔死了。他写信给安东尼·布伦塔诺：“他对生命是如此的执著，而我刚好相反。”，从此之后他深陷孤独那时只有玛利亚·范·埃尔德迪伯爵夫人还和他保持着友情，但是她也患上了不治之症，她的儿子暴卒于1816年。贝多芬题赠给她的作品有1809年的两支三重奏（作品第70号）、1815年到1817年的两支大提琴奏鸣曲（作品第102号）。他在一八一六年的笔记里面说道：“这个世界上我已经没有朋友了，只有我一个人孤零零的。”
这个时候贝多芬已经完全失聪了除了听不见之外，他的健康状况也逐渐恶劣起来。从1816年10月起，他感染了风寒。1817年夏天，医生说他患上了肺病，这年的冬天，他就是饱受肺病的折磨。1820到1821年患上关节炎，1821年是黄热病，1823年又患上结膜炎。自一八一五年开始，他只能通过笔与人交谈。最早的谈话记录见于一八一六年要注意的是，以作品第101号位代表，这年贝多芬的音乐创作风格发生了变化。他的谈话手册共有一万一千页，如今保存在柏林图书馆。1923年瓦尔特·诺尔开始整理出版1819年3月到1820年3月的谈话记录，但是后来出于不知的原因便停止了。对于一八二二年的《费德丽奥》的演出，我们可以参考辛德勒的一段描述：“贝多芬要求指挥最后一次彩排……从第一幕的第二部唱起，他已经听不到台上的演唱了。他把乐曲的速度放慢。乐队跟着他的指挥棒进行，但是台上的演员却自顾向前。然后场面相当的混乱。乐队的常任指挥诺姆劳夫没有说什么理由，只是建议大家休息一下，在和歌唱者简短交流之后，接着开始演奏。但是场面仍然是极度的混乱，不得不再次暂停演奏。毫无疑问，贝多芬是不能继续指挥了，但是怎样才能让他明白这个窘况呢？谁也不能对他说：‘退下去休息吧！可怜的人，你不能再继续指挥了。’贝多芬开始不安，东张西望，企图从大家的脸上看到症结的所在。但是大家都安静地不做声。他突然用命令的口气呼唤我，我走到他的身边，他在记录本上示意让我写，在上面我写下：‘求您别再继续了，等回家了我再给您解释。’于是他跳上舞台，对我说：‘走吧！我们快点回家去。’他一口气跑回家，进门就倒在沙发上，双手捧着脸，一直到晚餐的时候，他都保持着这种痛苦的表情。吃完晚饭，我向他告辞，但是他示意我他不想一个人孤零零地呆在家里。分手的时候，他求我陪他一起去看那个很有名的耳科医生……在我和贝多芬的所有交往中，没有哪天能够与十一月的致命的这天相比。他内心受挫，甚至于到死亡的那一刻都不能忘记这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可怕的一幕瓦格纳在《贝多芬传》里面关于贝多芬耳聋的事情，有很传神的记录。”
两年之后，一八二四年五月七日，他指挥（更准确地说是节目单上面所说的“参与音乐会指挥”）《合唱交响乐》即《第九交响曲》。时，对于全场观众热烈的鼓掌，他完全听不见。直到一个女歌唱演员拉起他的手，让他面对观众，他才看到全场观众都站起来向他脱帽致敬。一位名叫罗素的英国旅行家，在一八二五年曾看到过他弹钢琴的样子，说他想表现柔音的部分时，琴键没有发出声音，但是在这静寂中，只可以看见他情绪变化万千，脸部和手指都抽搐起来，指关节咔咔作响，这个场景真是令人动容。
他离群索居，沉寂在自己的内心世界之中，只有大自然能让他稍许宽慰，泰蕾莎·特·布伦瑞克说：“大自然是他唯一的知己”，是他心灵的庇护所。在一八一五年，认识他的卡尔·纳特说，他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像他那么热爱自然的人，花草，云霞，自然……他似乎就是靠这些而得以生存他喜欢并怜悯动物。著名的史学家弗里梅尔的母亲说，她很长时间都对贝多芬持有仇恨的心理，因为她小时候很喜欢捕捉蝴蝶，但是贝多芬经常用手帕将它们驱赶走。贝多芬自己也曾经说过：“世界上应该没有一个人像我这样爱田野……我爱一棵树甚于一个人……”在维也纳，他习惯每天围绕城墙走一圈。从黎明到黑夜，他一个人走在乡间，帽子也不戴，就这样顶着太阳或者冒着风雨。“万能的上帝呀！在森林里我很快乐，我很快乐，每棵树都传达着你的讯息，你的声音。天啊！这是何等的神奇。在这些森林里，在山冈上面——一片静谧，这是贡献给你的静谧。”
在自然的帮助下，他精神上的混乱暂时得以缓解，但是经济的困顿让他疲于奔波他总是感觉自己的住所不舒服，在维也纳的三十五年中，他搬家了三十次。一八一八年，他写道：“我差不多要沦落到乞讨了，但还是要装作生活还没有到捉襟见肘的地步。”他还说：“作品第一百〇六号的奏鸣曲是在情急之中而写的，为了糊口而工作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施波尔说，他经常不能出门，因为他的靴子已经磨破了路德维希·施波尔（1784—1859年），德国提琴家兼作曲家。他对出版商负债累累，而作品又卖不出价钱。《D调弥撒曲》开始预约发售时，只有七个预约者，其中没有一个是音乐家他曾写信给凯瑞比利求助，此人是同龄人中最为敬重的，但是凯瑞比利没有回音。凯瑞比利，意大利人，时为法国音乐院长，作曲家，当时在音乐界享有极高的声望。他创作的优美的奏鸣曲，每曲都要花费他三个月的时间，但总共也只能给他挣三四十个杜加。加利钦亲王让他写的四重奏（作品第一百二十七、一百三十、一百三十二号），也许是他作品中最深刻的，但是他的这些呕心沥血之作，并没有给他带来分文。生活的窘迫和无尽的诉讼使贝多芬饱受煎熬：或是为了得到拖欠的津贴，或是为了争取侄儿的监护权——他的兄弟卡尔一八一五年死于肺病，遗下一个儿子。
他对兄弟的满腔热情全部倾注到这个孩子身上。但是接下来，这个孩子给他带来的却是残忍的折磨和痛苦。犹如命运特殊的眷顾，特意给他增添一些苦难，不至于使他的天才缺乏营养。
首先他要做的就是与他那个不称职的弟媳争夺小卡尔的监护权。他写道：“噢！我的上帝，我的城墙，我的防卫，我唯一的庇护所！你洞察我灵魂深处所有的思想。当我使那些企图和我争抢卡尔的人受苦时，我内心的苦楚和酸痛，你是知道的。我不知道如何称呼你的神灵啊，请听我诉说，我是你造物时的可怜虫，请接受我的祈求吧。他写信给斯特莱谢尔夫人说：“我从不报复。当我不得不采取行动对付别人时，那只是出于自卫，或者是为了阻止他们做恶而已。””
“噢。上帝！请救救我吧！你看！因为我不愿与非正义妥协，我被全人类遗弃！请接受我的祈求，至少能让我和卡尔生活在一起！……噢！残酷无情的命运，无法撼动的命运。我的苦难永无尽头。”
但是，这个被呵护和宠爱的侄子，显然辜负了他伯父的信任。贝多芬写给他的信充满了悲怆和感慨，就像米开朗琪罗写给他兄弟们的信，但是更加天真，更加感人：“难道我得到的是又一次的卑鄙的忘恩负义？算了吧，如果我们之间的关系要破裂，那就随他去吧！一切有正义感的人知道了事情的真相，都会鄙夷你的。……如果我们的关系使你的行为受缚，那么就按照上帝的意志去做吧。我将你交给至高无上的神明面前，我已经竭尽全力了。站在最高审判前面，我问心无愧……见《贝多芬书信集》第343页。”
“你是一个娇生惯养的孩子，但是努力学习做一个真诚朴实的人对你是没有坏处的。你对我的虚伪行径，让我痛苦万分，无法释怀……上帝可以给我作证，我只想与你相隔千里，远离这可怜的兄弟和令人厌倦的家庭……我再也不会相信你了。”下面的署名是：“你不幸的父亲。或更好：不是你的父亲见《贝多芬书信集》第314页。”
但是宽恕接踵而至了：
“我亲爱的儿子！什么都不要说了，回到我的怀抱里吧，我不会再对你严厉苛责了……我会像以前一样爱你。对于你的前程，我们可以好好地商量。我以我的名誉担保，绝对不会有责备的言辞！因为那是毫无意义毫无用处的。我能给你的就是最深切的关怀和帮助，来吧，来到你父亲温暖的怀抱里面。来吧，看到这封信就赶紧回家吧。”（他在信封的旁边又用法文写道：“如果你不回来，我就不能活了见《贝多芬书信集》第370页。”）
“别对我撒谎，不要欺骗我，”他哀求道，“永远做我最亲爱的儿子！你如果用虚伪来报答我，如同他人一样，那你就太过分了！……别了，我虽然不是你的亲生父亲，但是我将你抚养成人，并在心灵上培育你，我对你的爱超过了父爱，我真心希望你能走上善良和正直的宽阔大路。你忠诚的父亲见《贝多芬书信集》第362—367页。另一封信是1819年2月1日的，从信中可以看到贝多芬热烈希望侄子成为“一个对国家有益的公民”。
对于这个不乏聪明的侄儿，贝多芬对他的前途有很多的考虑，本意是让他接受高等教育，但是经历了诸多的筹划之后，最后只能答应让他经商。然而卡尔经常出入赌场，欠下不少债务。
这些现象很奇怪，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伯父伟大的情操不但没有对侄儿形成有效的帮助，反而对他有害，促使他因恼羞成怒而产生抗拒心。正如他自己所言：“伯父越让我上进，我就越是要变的更坏。”这种忤逆的话，可见出他浪子般的丧尽天良。一八二六年，他在自己头上开了一枪。他没有死，但这件事情几乎让贝多芬送命：此事给他带来的难堪使他从此萎靡不振了辛德勒当时看到他，说他一下变成了七十岁的老人，精神恍惚，意志消沉。如果卡尔死了，他也必死无疑。——几个月之后，他果然病倒了。
卡尔伤好了，继续活着让伯父受苦。伯父的死，也未必与他没有关系。贝多芬临终的时候，他居然不在身边。贝多芬在去世前几年，曾在给侄子的信中说：“上帝始终没有抛弃我。将来总会有人替我合上双眼。”但是那个替他合上双眼的，竟然不是被他称为“我儿”的那个人。
他沉沦于悲苦的深渊中，但仍然歌唱欢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