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大宋状元，什么文曲星下界，狗屁！”程老蔫一边奋力向街道旁洒着石灰，一边嘀嘀咕咕地骂道。
石灰的味道很呛人，纵使带着布遮口（类似于口罩，但较口罩肥大），也熏得人鼻孔里边直冒火。想想自己只是因为向院子外丢了半簸箕垃圾，就被罚干如此辱没身份粗活，心头上的气更不打一处来。
闹瘟疫了，家里但凡有点儿存粮的城里人，谁不是躲起来不出门，等到瘟神走了再出来活动。但程老蔫偏偏没这个躲避的机会。按道理，他家在夫子巷算个富户，粗笨活不用自己动手。可家里的仆人病了，被大都督府开设的医馆捉去住院。程老蔫见家里垃圾积攒得实在太多，就趁着天黑丢到了巷子口。谁料到刚好被巡逻队抓了个现行，罚了三钱银子不说，还要他无偿做劳役十天。
虽然每天的任务只是用石灰将街道两边有积水的地方垫平，可这活儿实在不是程老蔫能干的，从小娇生惯养的他才干了三天，手上就被石灰烧起了口子，晚上回家摘手套时，血连着皮肉，撕心裂肺般地疼。
“还得过天书呢，要我看，是狗屁不懂。闹了瘟疫，那是因为为政者不修德行，不赶快写诗祭祀瘟神，连带着让皇帝下罪己诏，洒什么这劳什子白灰。好好的石灰不去抹墙壁，非向里边上扔，劳民伤财！”又洒了几铁铲石灰，看看手中的簸箕空了，程老蔫骂骂咧咧地向领灰处走。
周围一同干活的人，有的是领了官府发的工钱，承担本段街道清理工作的。有的是和陈老蔫一样因为犯了小错，被罚服劳役的。更多的是刚刚入伍的破虏军战士，抗着铁锹，推着独轮车，忙得热火朝天。
街道死角处，不知道积累了多少年的垃圾山被推走了。供百姓们倒废水的排水沟也被强行添平。不远处，有一条宽阔的暗沟正在开挖，很多到城里逃避战火的佃户都在那边找到了事情做。福建大都督府讲信誉，每五天结一次工钱，给的不是交子和皮钱，而是足分量的大宋通宝。所以那些乡巴佬们都干得很欢，虽然城市中正闹着瘟疫，可没有人像程老蔫这些城里人一样，怕得不敢出门。
“德行，就跟着文疯子瞎胡闹吧。如果挖暗沟能防止瘟疫，我的程字就倒过来写！”见没有人理睬自己，程老蔫愈发觉得忿忿不平。
“老蔫，省点吐沫吧。虽说大都督府有令，不得因言而治罪。你少骂两句，嗓子里也能少进些石灰！”一个声音在背后劝道！
福建大都督颁布的临时约法中，没有妖言惑众这条罪名。所以程老蔫骂起来才毫无顾忌，根本不怕别人举报。听有人绰穿了自己的心思，程老蔫脸色有些红，索性加大了声音嚷嚷道：“我呸，他那是行事不正，心里有愧！防民之口，甚于防川。我还不怕人抓呢，抓了，咱正好把他们那些鬼心思全说出来，咳，噗！”
一口浓痰随着骂声，被他吐到刚洒过石灰的街道旁。旁边几个工友看见了，厌恶地皱皱眉头，绕路走开。程老蔫见自己的行为惹了他人不快，心中郁闷稍解，得意洋洋走过去，刚欲用鞋底把痰蹭掉，身背后那个令他郁闷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随地吐痰，与随地便溺同罚，罚钱二十文或劳役五天，从本期劳役结束时算起！”
“姥姥！”程老蔫开口欲骂，猛然间觉得这个声音很熟悉，回过头，看见本区夫子巷里正钱老四手里拿着个小本本，冷着脸站在自己身后。
“老蔫，这是你的罚单。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原因你自己核实一下，是交钱呢还是干劳役呢，随你。明天一早开工前到区公所应卯，找帐房张叔销单子！”钱老四飞快地用炭笔在本本上写了几句，撤下罚单的下半联，不由分说塞进程老蔫手里。
“钱，钱四叔，四老爷，您，您大人大量，装没看见行不行！”程老蔫一下字慌了，涎着脸祈求道。
骂文天祥，诽谤新政，他无所顾忌。反正文天祥自己订的规矩就是，言论自由与真理无关。按程老蔫对此话的理解，就是想说什么说什么，想指摘谁就指摘谁，只要不带脏字，不辱及对方家人，官府就不能拿他怎么样。但随地吐痰被人抓了现行，在瘟疫流行期间可是个大罪过，要是被人扣上故意传播瘟疫的帽子，这场牢饭就吃定了。
“不行，单子都扯下来了，对不上底联，县丞大人唯我是问！”钱老四冷着脸，不依不饶地说道。
“四叔，咱们一个巷子里住着，低头不见抬头见的，您还来真的啊！”陈老蔫见钱四叔转身准备离开，赶紧上前拉住对方衣袖子，温言好语地祈求道。
“不行，放了你，被人举报了，我自己脱不了干系！”钱四叔狠狠摔了下袖子，将程老蔫的脏手摔到了一边。
“上次选举，我还投了你的朱签呢！”陈老蔫见求情不成，跺了下脚，翻起了旧帐。
“承蒙大伙看得上，让我当这个里正。拿了这分俸禄，就得干这分事。就得行正，走直，不能让人背后戳我的脊梁骨，给文丞相丢脸！”钱四叔笑了笑，自顾走开。
“德行，下次，我叫上老拙、八爷、小六子他们，都不把朱签投给你！”程老蔫冲着钱四叔的背影悻悻地嘀咕了几句，灰溜溜地拿起簸箕继续洒石灰去了。
此刻，对两年前的那次失误，他心中充满了后悔。当年，破虏军初入福州，一切规矩都重新改了。原来的衙门、从吏全部解雇，县令、县丞皆从地方士绅中推举。并且把福州府称分成了东、南、西、北四个区，每个区又按街道分了十几个里，要百姓们自己选能识文断字的区长和里正出来，协助官府做事。
夫子巷在夫子庙边上，读书的人家较多。但大伙谁也不愿意当这个里正。无论大宋和大元，底层小吏都不是有良心的人能干的。没有俸禄不说，催粮催款的事还都落在头上。一旦催出个错来，或把钱交得迟了，就得吃官司挨板子。
夫子巷前一任保长就是因为替官府催款催得急了，逼死了钞户，被抓去蹲了大牢。家产也被冲了公，抵了亏欠的款项。（酒徒注：钞户，是元代的一大发明。专对没有田产的城市人口而设，每人每年要交一定数量的钱，履行做草民的义务！）。
所以，几个大族私下核计了，找那些家族人口少的外来户来应差。在福州，陈、程、黄、王都是大姓，有上百年家族史。钱、杨、冯是小姓，属于外来人。所以，第一次选里正、区长时，各家代表们把表达民意的朱签，全部投到了几户小姓候选人的竹筒子里。
等选举完了，大伙才知道，原来大都督府的官制与大宋不同。区长、里正都算官府职位，每月有固定的俸禄拿。只需要想办法为所辖区域做事情，不需要协助官府摊粮派款。并且还有弹劾府、县官员的权力，只要他们不犯律法，县太老爷都不能将他们罢免掉。
这种好事简直是天上掉下来的，几个大族叫苦不迭，可又没地方买后悔药去。发誓下一届选举推自己人上。可一届是五年之期，下一届选举，谁知道届时大丞相府会玩什么新花样。
反正，那些花样程老蔫儿是看不懂。就像这次瘟疫，往常的时候，官老爷们早做了船到海上避瘟疫去了，可文丞相没走。虽然他不肯自请降职，也不肯写文章烧给瘟神娘娘请罪。但这份直面瘟疫的胆量，让人在指摘他的过错同时，难免心生几分敬佩。
那些对付瘟疫的手段，也是百姓们闻所未闻的。如生了病的人不准在家养着，必须全到固定的医馆去治疗。不准人乱丢垃圾，乱倒废水。还有喝水必须喝烧开了的井水，不准从江河里挑水喝。用石灰垫道路和宅院，百姓日常的生活垃圾不准随便丢，要倒到指定地点，每天由官府派人装车收走，拌上大量的石灰拉到野地里深埋。
最让人无法弄明白的是，灾难当前，丞相府却大兴土木。把福州城内臭了几十年的排水沟全部填平了。一边填，另一边开挖新的，几丈深，一丈多宽。据说邵武、剑浦、漳州、泉州都在这样做，一直要通到大海深处去。完工后，还要用水泥铺了底，盖了面，
皇上家也不敢这么花钱啊，很多习惯了节俭的老人摇头叹息。据说，这种“无节制”的奢侈行为，让皇上身边的陆大人都看不过眼了，几次苦口婆心地劝。但那文疯子却像听不见一样，把准备给皇上修宫殿的钱，都砸了进去。
“疯子！”程老蔫洒一锹石灰，骂上一句。
“文大人要做的事情，决不会错！”钱四叔合上自己的小本，把上边发下来的炭笔（铅笔）小心翼翼的收起来，揣进怀中。
酒徒注1：关于好人不为吏的说法见于一本介绍民国初年基层政治得失的文章。具体名字酒徒忘记了。据说，最初，当村长一级都是由地方士绅来担任。这些最初的小吏大多数人品都比较正，村中有人交不上赋税时，他们会用自己垫付。后来民国征求无度，村长们垫不起了，纷纷请辞。官府为了完税，只好启用了一批地痞流氓来当村长。这样，税收立刻有了保证。新村长们不但能按期完成任务，还个个捞足油水。只是，百姓都活不下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