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他还经常与吴延栋、何桂珍等人讨论理学，向邵懿辰请教今文经学。
这些朋友，在京城都颇有名气。同他们的交往不仅增长了学识，也大大提高了曾国藩在京城的个人声望。他在家书中称自己“昔在京颇著清望”。这也是他在京城迅速发迹的原因。
曾国藩在交新友的同时，也十分注意联络旧时志向相投的朋友。这一时期的学术观点和思想上比较相近的人主要有：刘蓉、郭嵩焘、江忠源、欧阳兆熊、罗泽南。
刘蓉，字孟蓉，号霞仙，湖南湘乡人。郭嵩焘字筠仙，湖南湘阴人。曾国藩在赴京科考途中在长沙认识了“少有志节”的刘蓉，又通过刘蓉认识了正在长沙参加乡试的郭嵩焘，于是三人“欣然联欢为昆弟交”。
江忠源，字岷樵，湖南新宁举人。在北京，经由郭嵩焘的引见，与曾国藩相识。交谈过后，江忠源告辞，曾国藩对郭嵩焘说：“是人必立功名于天下，然当以节义死。”当时承平日久，众人都十分惊疑。刘蓉称赞江忠源，“交友有信，与士卒同甘苦，临阵常居人先，死生患难，实可仗倚”。在与曾国藩的交往中，以有血性、有胆有识，被引为益友。曾国藩称赞他“儒文侠武”。日后江忠源果真成为湘军的主要干将。
罗泽南，字仲岳，号罗山，与曾国藩是同县人。他家境十分贫寒，却能“溺苦于学，夜无油炷灯，则把卷读月下，倦即露宿达旦”。他的道德学问，时人称他为有数的人物。他研究程朱理学，标榜自己为宋儒。年轻时，他连遭不幸，丧母、丧兄嫂相伴而来，继而长子、次子、三子连丧，其妻连哭三子之丧，双目失明。罗泽南并未因如此沉痛的打击而一蹶不振，反而“益自刻厉，不忧门庭多故，而忧所学不能拔俗而人圣；不忧无术以资生，而忧无术以济天下”。因此，曾国藩十分敬重他。常在书信中表示敬慕之意，称他为家乡的颜渊。后以儒生的身份带兵征战，立勋名于天下。颜渊，即颜回，孔子的学生，家境贫寒，一生没有做官，住在简陋的小巷里，用竹简吃饭，用瓜瓤喝水，却自得其乐。
欧阳兆熊，字晓岑，湖南湘潭人。曾国藩在果子巷万顺客店中，病情沉重，卧床不起，幸遇欧阳兆雄，在他的精心护理下，才没有死去。从此，二人成为好朋友。
曾国藩所交益友，对他的人生及事业起了重要作用。其中有给他出谋划策者，有赏识提拔者，有危难之时，两肋插刀者。从各个角度烘托着他的事业。因此，他比别人更深刻地体会到：“择友为人生第一要义。”
虽然广交朋友使曾国藩的平生事业打下了重要的根基，使他的事业辉煌兴盛，但“近朱者赤，近墨者黑”，曾国藩认为更重要的是交友不可不慎。他在给弟弟的信中写道：“一生之成败，皆关乎朋友之贤否，不可不慎也。”
在曾国藩看来慎交友的原因是“相友可知人”，“习俗染人”。他曾这样说：看到你的朋友，就可知道你的为人，朋友的好坏，是可以互相影响的。一个人在世上若有几个好朋友，相互帮助和交流，生活和事业就可能有好的局面，相反，若交了坏朋友，受到坏的习气的影响，生活和事业就可能出现坏的局面。所以人才总是一批一批的出现，在某一个时代人才辈出，在某一地区人才辈出。这并不是因为这个时代比另一个时代的人更杰出，这个地区的人比另一个地区的人更优秀，而是因为这个时代或这个地区的人团聚在一起，相互激发，相互砥励，才出现了一个令人钦慕的群星灿烂的好局面。
所以，要了解一个人，不一定非得观察这个人，只要看看他所结交的朋友就可以了。这就是“相友而知人”。
古时候楚国就有一个这样的人。他给人看相十分灵验，名声很大，大得楚庄王知道了，把他传召到了宫中。庄王问他，“你是怎样给人看相的？怎样能预知他人以后的吉凶呢？他回答说我不会给人看相，不过是从他所交的朋友来判断他的未来。一般老百姓所交的朋友，如果是孝敬父母，尊兄爱弟，不违法纪，那么他家就会一天一天兴旺起来，所以可以判定他日后必有福。这就是所说的好人。一般当官的，如果他所交的朋友讲信用，重德行，那么他就会帮助君王做出许多有益于国家的好事来，所以可以判定他可以升官。这就是所说的好官。君主圣明，大臣贤能。如果君王有失误，大臣们会当着您的面直言劝谏。那么国家就会一天天兴盛起来，君主也一定受人尊敬，这样的君王才是好君王。
《史记》说：“不知其人，视其友。”实在是经验之谈。因此，虽然你是好人，若是交了坏朋友，也不得不时常防备别人也把你当成坏人，或是影响了自己事业，或是无辜的坏了自己名声。
曾国藩从习俗可染人出发，认为慎交友十分重要。
曾国藩曾经感慨道：乡间无朋友，实是第一恨事。他认为，没有朋友的环境，不仅是无益的，而且有更大的危害。这倒不是说，别人有意加害于他，而是说习俗染人！
在古代，为了给孟子一个更好的成长环境，孟母三次搬家。荀子说居必择乡，游必近士。”可见古人对习俗染人有很深的体认。
对一个现代人来说，居必择乡已非易事，能够搬几次家的人太幸运了，想住在哪里就搬在哪里，对一个城里人来说，无异于天方夜谭；然而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游必近士。
曾国藩对儿子似乎有更大的期望，他对纪泽说：“择交是第一要事，须择志趣远大者。”
所以交朋结友，不可不选而择之。古人对正反两方面的经验都说得至为透辟，不妨录而鉴之。
曾国藩语录精粹：
安得一二好友，胸襟旷达，萧然自得者，与之相助，砭吾之短。其次，则博学能文，精通训诂者，亦可助益于我。
——咸丰十年正月
6.扶植难抑止之人共成大事
对于那些有大才、有大志的人，千万别当绊脚石，不妨助之向上，引之向前。因为有大才大志的人是阻遏不住的。曾国藩待李鸿章之法颇值得世人玩味。
曾国藩与李鸿章曾有一段师生之谊，当李鸿章满怀希望地投奔曾国藩时，曾国藩却借口军务倥偬，没有相见。李鸿章以为只是一时忙碌，几天之内定可召见，谁知在旅舍中闲住了一个月，竟得不到任何消息。他心急火燎，李鸿章得知曾国藩幕府中的陈鼐，是道光年进士，与他有“同年”之谊，也充过翰林院庶吉士，又算是同僚，就请陈去试探曾国藩的意图。谁知曾国藩环顾左右而言他，不肯表明态度。
李鸿章既是曾国藩的得意门生，曾国藩何以对他如此冷落？这实在令人费解。就连陈鼐也不明所以，便对曾国藩说：“少荃与老师有门生之谊，往昔相处，老师对他甚为器重。现在，他愿意借助老师的力量，在老师门下得到磨炼，老师何以拒之千里？”
曾国藩冷冷地回答说：“少荃是翰林，了不起啊！志大才高。不是我这里的所能容纳的。他何不回京师谋个好差事呢？”陈鼐为李鸿章辩解说：“这些年，少荃经历了许多挫折和磨难，已不同于往年少年意气了。老师不妨收留他，让他试一试。”
曾国藩会意地点了点头。就这样，李鸿章于1858年进了曾国藩幕府。
其实，曾国藩并不是不愿接纳李鸿章，而是看李鸿章心地高傲，想打一打他的锐气，磨圆他的棱角。这大概就是曾国藩这位道学先生培养学生的一番苦心吧。自此之后，曾国藩对李鸿章的棱角着意进行了打磨，以使他变得老成世故，打下立是官场的“基本功”。
曾国藩很讲究修身养性，规定了“日课”，其中包括吃饭有定时，虽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而且，按曾国藩的规定，每顿饭都必须等幕僚到齐方才开始，差一个人也不能动筷子。曾国藩、李鸿章，一是湘人，一是皖人，习惯颇有不同。曾国藩每天天刚亮就要吃早餐，李鸿章则不然。以其不惯拘束的文人习气，而且又出身富豪之家，对这样严格的生活习惯很不适应，每天的一顿早餐实在成了他沉重的负担。一天，他假称头疼，没有起床。曾国藩派弁兵去请他吃早饭，他还是不肯起来。之后，曾国藩又接二连三地派人去催他。李鸿章没有料到这点小事竟让曾国藩动了肝火，便慌忙披上衣服，匆匆赶到大营。他一入座，曾国藩就下令开饭。吃饭时，大家一言不发。饭后，曾国藩把筷子一扔，板起面孔对李鸿章一字一板地说：“少荃，你既然到了我的幕下，我告诉你一句话：我这里所崇尚的就是一个‘诚’字。”说完，拂袖而去。
李鸿章何曾领受过当众被训斥的滋味？心中直是打颤。从此，李鸿章在曾国藩面前更加小心谨慎了。
李鸿章素有文才，曾国藩就让他掌管文书事务，以后又让他帮着批阅下属公文，撰拟奏折、书牍。李鸿章将这些事务处理得井井有条、甚为得体。深得曾国藩赏识。几个月之后，曾国藩又换了一副面孔；当众夸奖他：
“少荃天资聪明，文才出众，办理公牍事务最适合，所有文稿都超过了别人，将来一定大有作为。‘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也许要超过我的，好自为之吧。”
这一贬一褒，自然有曾国藩的意图。而作为学生的李鸿章，对这位比他大十二岁的老师也真是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对人说：“过去，我跟过几位大帅，糊里糊涂，不得要领，现在跟着曾帅，如同有了指南针。”
李鸿章在未入曾幕之前，曾先后随团练大臣吕贤基及安徽巡抚福济，此二人既非战乱之才，对于领兵作战更是缺乏经验，李鸿章在他们手下带兵及处幕，自然没有本领可学。曾国藩所以能在举世滔滔之中发生砥柱中流的作用，就是因为他能以子弟兵的方法训练湘军，使他们成为一支能征惯战的队伍；而他自己所拟订的通告全局、十道分进、对太平天国展开全面防堵围剿的战略方针又极为正确，因此方能使他在对太平天国的战争中掌握主动，步步进逼，终于使太平天国政权完全倾覆。假如曾国藩也像一班督抚大帅那样不能高瞻远瞩，那么，曾国藩不免也会像向荣、和春、胜保、福济等人一样碌碌无成，李鸿章也决不能从曾国藩那里学到卓越的打仗要领。曾国藩死后，李鸿章作联挽之，说：
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方为门生长；
威名震九万里，内安外攘，旷世难逢天下才。
此联的上联，充分道出了李鸿章师事曾国藩而尽得其军事政治才能的事实。然而李鸿章入居曾幕，实在是他一生事业的重要关键，拜相封侯，悉基于此。至于曾国藩赏识李鸿章，除了曾国藩素知李鸿章才气过人这一因素外，下面一件事，也是重要的原因。
李鸿章居曾幕时，曾为曾国藩草奏严劾安徽巡抚翁同书，最得曾国藩的欣赏。其时曾国藩因翁同书对苗沛霖的处置失常，以致激成大变，他本人又在定远失守之时弃城逃走，有愧封疆大吏的守土之责，极为愤慨，意欲具疏奏劾而难于措辞。翁同书是前任大学士翁心存之子，翁心存在皇帝面前的“圣眷”甚隆，门生弟子布满朝列，究应如何措辞，方能使皇帝决心破除情面，依法严惩，而朝中大臣又无法利用皇帝与翁心存之间的关系，来为翁同书说情，实在很费脑筋。他最初使一幕僚拟稿，觉得甚不惬意，不愿采用，而自己动手起草，怎么说也不能稳当周妥。最后乃由李鸿章代拟一稿，觉得不但文意极为周密，其中更有一段极为警策的文字，说：
臣职分所在，例应纠参，不敢因翁同书之门第鼎盛，瞻顾迁就。
这段话的立场如此方刚严正，不但使皇帝无法徇情曲庇，也足使朝臣之袒翁者为之无奈。所以曾国藩看了之后，大为欣赏，即以其稿入奏，而翁同书亦旋即奉旨革职拿问，充军新疆。就事论事，李鸿章此稿，深得奏议文字的“辣”字，使人无可置喙于其间。李鸿章有此吏才，足以使曾国藩对他刮目相看。
李鸿章在军务方面也常常为曾国藩出谋献策，1860年6月，清延命曾国藩署理两江总督，督办围剿太平军事务。曾国藩率大营进驻安徽祁门。祁门在长江之南，位于黄山之西，四周山丘环绕，形如锅底。曾国藩认为只要占领四周制高点，扼守要路，足以自守。但李鸿章则认为：“在这种地方扎营驻兵，乃是兵家之忌。这是兵法上所说的‘绝地’。不如及早转移，选择有利地形。以便进退自如”。
从纯粹的军事观点来看，李鸿章的话是颇有见地的。但曾国藩没有接受李的意见。李鸿章反复力争，坚持己见。最后曾国藩气愤地说：“诸位如果胆怯，可以各奔前程！”李鸿章见状便不敢再多言了。
其时，曾国藩军中又发生了另一件事，即李鸿章不同意曾国藩弹劾李元度，使李鸿章暂时离开了曾国藩幕府。
李鸿章的出走，从心理上说，是其雄心壮志久久不得舒展的情绪冲动。他追求青史留名，要的是拜相封侯，而不是屈居人后。他在诗中抱怨“昨梦封侯今已非”，做梦都想踞有一块地盘，对寄人篱下的状况感到不满。
李鸿章的出走，不排除功利驱使，而意气用事也是重要原因。李鸿章离开祁门，打算返回南昌哥哥家中。途中走访了胡林翼，并告知离开曾幕的缘由。胡林翼素知李鸿章有才略，就说：“君一定会发达，但希望不要离开涤生（曾国藩），若没有涤生，君何以进身？”李鸿章听后，不以为然，愤愤地说：“我初以为你是豪杰之士，不需要别人而可以发展，今天才知我看错人了。”言毕，拂袖而去。归到下榻之地，整装将行。胡林翼派人挽留，李鸿章脾气又来了，仍执意要走。后经胡林翼强留，李鸿章才放下了行装。过后，两人又每日饮酒畅谈，只是不提曾之事。尽欢多日，李鸿章方才离去。
送别李鸿章后，胡林翼即写信劝说曾国藩：“李某终将发达，不若引之前进，犹足以张吾军。”曾国藩经过冷静思考，认为胡林翼的看法很有道理，便于1861年3、4月间写信给李鸿章，请他出任南昌城守事宜、以抗拒南路西征太平军。李鸿章也未割断与曾国藩的联系，直接写信劝说或请胡林翼代劝曾国藩从祁门“及早移军”，“先清江西内地”。胡林翼支持李鸿章的主张，特地写信给曾国藩说：李鸿章之议“颇识时务”，左宗棠移驻九江之策“亦握形势”，“然涤丈未必采纳。能于湖日、东流驻使节，联络南北两岸之兵气，乃合使节之体裁，且功效必大。”他甚至委婉地批评曾国藩因小失大、不顾战略全局。曾国藩随即移节东流。
李鸿章滞留南昌期间，曾给同年沈葆桢去信询问福建情况。有意去闽任道员之缺。沈葆桢回信劝阻：“闽事糜烂，君至徒自枉才耳！”另一位同年郭嵩焘也致函李鸿章，“力言此时崛起，必有因依，试念今日之天下，舍曾公谁可因依者，即有拂意，终须赖以立功名，仍劝令投曾公。”李鸿章“读之怦然有动于心”。1861年5月18日，曾国藩乘机写信给李鸿章，情词恳切地请他回营相助称：
鄙人遍身热毒、内外交病、诸事皆废，不奏事者五十日矣。如无醴酒之嫌，则请君速来相助为理。
曾国藩敦促李鸿章出山，意在为自己罗致建功立业的助手。李鸿章环顾左右，也确信当今可依靠“赖以立功名”者只有曾国藩，因此捐弃前嫌，重新投身曾幕。
李鸿章第二次入幕曾府，曾国藩对其“礼貌有加于前，军国要务，皆与筹商。”吴汝纶撰《李鸿章江苏建祠事略》中说：“曾国藩前后幕僚，多知名之士，其能争议是非者，李鸿章一人而已。”虽不全是事实，但李“认真”的品格确为老师所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