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国藩好用“平实”二字教育人，我们从他的《批牍》中可以知道。他曾在《批管带义字营吴主簿国佐禀》中说：“本部堂常常用‘平实’二字来告诫自己。想来这一次必能虚心求善，谋划周全以后再去打，不会是像以前那样草率从事了。官阶有尊卑，阅历有深浅，这位主簿一概置诸不问，本来是个生手，但自充是熟手，没有学问自夸有学问，志向很高但不去实践，气虚几乎是不能审，让他去办的事情都不行，更何况于打恶仗那样的危险呢？
世人所说的豪杰人士，基本是抱着济世之才，矢志不渝，利禄不能动摇他的心，艰难危险也不能使他失去士气。曾国藩的部下，大多是血性忠义人士；他为了实现“取人为善，与人为善”的思想，总是用砥砺志气的话相互勉励。如：“自古圣贤立德，豪杰立功，成功还是不成功，一开始是难以预料的，只是日积月累，全在你自己了。孔子所说的‘谁敢侮’，孟子所说的‘强为善’都是这个意思。”这里说的是人要自强。
又如：“凡是做一件事，无论艰险还是平易，都必须埋头去做。掘井只要不停地去挖，终究会有一天会出水的。……如果观望犹豫，半途而废，不仅对于用兵会一无所成，就是干别的事也是因自己停止而完不成。”这里说的是人应当有恒。
又在给李元度的回信中说：“军事兴衰，全在于一两个人的志气，所以我的意思是希望阁下暗暗的进行激励吧。”
为了去掉好胜好名的私念，曾国藩常用“不忮不求”作为治心的重要内容。他说：“我这一辈子粗读儒家经典，看见圣贤教人修身，千言万语中最重要的是‘不忮不求’。忮，就是嫉贤害能，妒功急宠。所说‘怠惰的人自己不能修养，忌妒人的人又怕别人有修养’的人就属于这一类。求，就是贪利贪名，怀士怀惠。所说‘没得到的时候想着得到，已经得到了又怕失掉’的人就属于这一类。‘忮’不常常表现出来，每逢发生显露都是在那些名声事业相等，权势地位相当的人之中；‘求’也是不常表现出来的，每逢发生显露都在货物相互承接，升迁相互妒忌的时候。要想造福，先要去掉‘忮’心，所说‘人能够完全没有害人的心，那么仁就用不完了。’要想树立品德，先要去掉‘求’心，所说‘人能完全没有偷窃的心，那么义就用不完了。不去掉‘忮’，满怀都是荆棘；不去掉‘求’，满腔天天都是卑污。我对于这两项常常加以克服，只恨没能够扫除干净。
要想心地干净，应当在这两项上狠下工夫，并希望子子孙孙世世代代都警惕，每天都在功利场里，能够不忮不求的人，真可以说是大彻大悟了。
曾国藩语录精粹：
捻窜运东，大局日坏，恐言路不仅纠弹丁公，抑或波及阁下，尚望忍辱负重，徐徐图之。……彼时颇怀郁郁，只此不耐烦之一念，遂至久无成效，至今歉然。阁下若遇棘手之际，请从“耐烦”二字痛下工夫，鉴仆之失，或可了仆所不能了也。省三有过人之聪明，所虑者亦恐其棘手之际，或不耐烦。
——同治六年五月
8.事关成败要敢于抗上
在传统社会，做个忠臣很难，只是在思想上做到忠心是不够的，因为每一件事都要为上级考虑，有时候，上级非但不理解，不领情，甚至还比较反感。即便这样还不能放弃。猥琐小人对于上级一般投其所好，他并不真的考虑什么对上级真正有利，有时，还专门要把上级引到不利的境地，而后，自己在充当好人让上级心存感激。曾国藩的顶头上司是朝廷，确切地说是皇帝。皇帝可以决定任何人的生死荣辱，谁敢忤逆皇帝的旨意，谁也就把身家性命交出去了。有时，皇帝的意见也不一定完全正确，若真心为了国家的长远利益，那么作为一个忠臣，也不得不以自己的身家性命为代价，把皇帝从错误的泥潭里拉出来，救国家于水深火热之中。
能这样做的忠臣历史上出过许多，但并不是什么人都能成功。除了忠心之外，还要有胆识，有策略。曾国藩对于朝廷的一些不合理的命令，他根据情况采取“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为了全局利益软硬兼施，因此，朝廷对他也没有办法。
咸丰三年（1853），太平军打到了湖北的蕲、黄一带，武汉告急，咸丰皇帝下旨令曾国藩火速出兵增援湖北，曾国藩没有奉旨办事。同年年底，太平军大将胡以晃进攻安徽庐州，朝廷第二次下旨令曾国藩火速率兵救援，曾国藩再次拒绝。第二年的二月，太平军攻破黄州清军大营，朝廷第三次下旨令曾国藩立即赶到武汉救援，又一次遭到了曾国藩的婉拒。朝廷连下了三道意旨令其出兵，曾国藩一再抗旨不遵，他所承受的压力是常人所不能忍受的。
曾国藩并非有意和朝廷抗争，而是他比咸丰皇帝更清楚眼前的局势，深知目前所处的危机，太平天国运动绝非一般的农民起义，太平军是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很强，战术和战法都很高明的劲旅。是不能轻易铲除的，没有十足地把握，是绝对不能出征的。一旦轻易出征，后果不容乐观。不但达不到援助的效果，还会给国家、人们造成更大的损失。
事实证明，曾国藩的判断是正确的。胡以晃包围庐州城的时候，江忠源作为安徽巡抚，在城中死守。江巡抚不仅是曾国藩和胡林翼公认的两湖第一人才，而且还是曾国藩最赏识的人。况且泸州城的存亡存亡关系到湘军的前途和命运，曾国藩还能坐视不救吗？但曾国藩仍旧抗旨不尊，没有行动。这是为什么呢？
原来庐州城外，先后调来的清军人数已经达到两三万人，但是由于号令不一，互相掣肘，不但没有挽救败亡的命运，而且损失了大量的兵将。最终以胡以晃强攻得手，江忠源和曾国藩在京城时期的好友陈源兖，办团练的得力下属邹汉勋等全都被杀或自杀。湘军损失惨重。而城外的清军付出了重大代价，清军将领玉山阵亡，人马损失无数。由此可以推断，如果曾国藩冒冒失失来救援，也是同样的结果。
这样的事情相继发生过好几次。一次是李秀成大军突袭苏杭，江浙是清朝的赋税之源，这里的丢失与否，关系到整个国家的命运。当时曾国藩正在围攻安庆，清廷命令他率军增援，但是他仍然抗旨不遵，他考虑的是平定太平天国的大事。安庆是天京的北大门，地理位置至关重要，只要攻克了安庆，天京就大门敞开，直接暴露在清军的面前，就能很快扭转战局，如果贸然出军，正好中了李秀成的围魏救赵之计，不但救不了苏杭，也丧失了战略主动权，被对手牵着鼻子走，更危险的事，太平军擅长运动战，湘军一旦出动，等待他们的将会是更大的损失。从这个角度上考虑，曾国藩决定按兵不动，继续围攻安庆。不出他所料，李秀成包围苏杭，真正的意图是解救天京之围。他千里奔袭，打乱了清军的部署，不但攻下了苏抗，而且摧毁了清军张国梁、和春等主力。这支军队的覆灭，也给曾国藩湘军提供了一个千载良机，从此以后，他们不再是帮办的角色，而是清朝所能指挥的主力了。
此后，曾国藩在是否率军入川追击石达开和是否援助上，都采取了抗上的策略。事实证明，他的看法是符合清朝最大利益的。朝廷当时是不满，但是事情过后，也明白了曾国藩的良苦用心，不但没有怪罪，反而更加重用。
在处理和上司特别是朝廷的关系上，曾国藩不硬顶，而是软抗，朝廷也没有办法。
曾国藩《杂著》中总结古代“大失败者”在于一个“从”字，也即凡事没有主见，犹如一个木偶，任人摆布。他提倡凡事要敢争，尤其是在生死交关、成败垂成时，更要辨明曲直是非，如果一切盲从，后果当然要自己负。他还说，对于来自于上的命令，一般要不讲条件地服从，但如果上司是非不明，则不妨抗上，有时还能取得意想不到效果。
曾国藩语录精粹：
大抵初入仕途，每患议论之过激；阅历稍久，又患泾渭之太淆。若是非皎然于胸，而一毫不露，刚气常抱于内，而百挫不渝，斯则难能可贵。
——同治三年七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