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身养学是一个人一生的重要组成部分，修身是为了雕琢性情、陶冶情操，养学是为了开拓视野、提高自身素质。但若想达到二者兼备，非下一番苦功夫不可。曾国藩能达到“内圣外王”，自然是少不得“勤修”二字。也就是说，曾国藩把修身养学与一生的事业联系在一起，在成就事业的过程中，兼顾修身养学；在修身养学的同时，把事业发扬光大。
——同治二年十二月
1.花心思读书，用心思做事
曾国藩出生在一个耕读之家，他的父亲曾竹亭长期苦学，但却为科举考试所困，四十三岁时才补为县学生员。他的祖父没有读过多少书，但壮年悔过，因此对曾国藩的父亲督责最严，往往在大庭广众之下，就大声地呵斥儿子。至于他的父亲，他的才能既然得不到施展，就发愤教育儿子们。曾国藩曾回忆说：“先父……平生苦学，他教授学生，有二十多年。国藩愚笨，从八岁起跟父亲在家中私塾学习，早晚讲授，十分精心，不懂就再讲一遍，还不行再讲一遍。有时带我在路上，有时把我从床上唤起，反复问我平常不懂之处，一定要我搞通为止。他对待其他的学童也是这样，后来他教我的弟弟们也是这样。曾经说：‘我本来就很愚钝，教育你们当中愚笨的，也不觉得麻烦、艰难。’”
在这样的家庭里，曾国藩九岁时已经读完了五经，十五岁时，受教读《周礼》、《礼仪》，直至能够背诵。还读了《史记》和《文选》，这些恐怕就是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基础。他之所以少年能早早显达，推究其根源，实在是靠家学的传授。
但是，从根本上说来，曾国藩一生的学问功业，还是基于他自己的发愤苦读。
对曾国藩来说，美服可以没有，佳肴可以没有，华宅乃至女人也可以没有，但是不能没有书，不能不读书，读书成了他生命中的最重要部分。
曾国藩在青少年时代就酷爱书籍。1836年的那次会试落第后，他自知功力欠深，便立即收拾行装，怅然赋归，搭乘运河的粮船南下。虽然会试落榜，但却使这个生长在深山的“寒门”士子大开眼界，他决定利用这次回家的机会，作一次江南游，实现“行万里路，读万卷书”的宏愿。这时曾国藩身边所剩的盘缠已经无几。路过睢宁时，遇到了知县易作梅。易也是湘乡人，他与曾国藩的祖父、父亲非常熟悉，与曾国藩也相识。他乡遇故人，易知县自然要留这位老乡在他所任的县上玩上几天。在交谈中得知这位湘乡举人会试未中，但从其家教以及曾国藩的言谈举止中，便知这位老乡是个非凡之人，前程自然无量。他见曾国藩留京一年多，所带银两肯定所剩无几，有心帮助曾国藩。当曾国藩开口向易作梅知县借钱作路费时，易作梅慷慨应允，借与曾国藩一百两银子，临别还给了他几两散银。经过金陵时，他见金陵书肆十分发达，流连忘返，十分喜爱这块地方。在书肆中曾国藩看见一部精刻的《二十三史》，爱不忍释，自己太需要这么一部史书了。一问价格，使曾国藩大吃一惊，恰好与他身边所有的钱相当。他下定决心，一定要把这部史书买下来，但书商似乎猜透了这位年轻人的心理，一点价都不肯让，开价一百两银子一钱也不能少。曾国藩心中暗自盘算：好在金陵到湘乡全是水路，船票既已交钱定好，沿途就不再游玩了，省吃少用，所费也很有限。随身所带的一些皮袍冬衣，反正这时已是初夏也穿不着了，干脆送去当了，勉强还可够用。
于是曾国藩把一时不穿的衣物，全部送进了当铺，毅然把那部心爱的《二十三史》买了回来，此时，他如获至宝，心理上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平生第一次花这么多钱购置财物，这就是书籍。此一举动，足见曾国藩青年时代志趣的高雅。曾国藩的一生，不爱钱，不聚财，但却爱书，爱聚书。
回家以后，父亲见他花了上百两银子买回一堆书，非但没有责备，反而鼓励他说：“尔借钱买书，吾不惜为汝弥缝（还债），但能悉心读之，斯不负耳。”父亲的话对曾国藩起了很大作用，从此他闭门不出，发愤读书，并立下誓言：“嗣后每日点十页，间断就是不孝。”
曾国藩发愤攻读一年，这部《二十三史》全部阅读完毕，此后便形成了每天点史书十页的习惯，一生从未间断，一部《二十三史》烂熟于胸。这样，自京师会试以来，就使曾国藩养成了对古文和历史的爱好，为以后更为广泛地研究学术问题，总结历代统治者的经验教训，参与治理国家和社会打下了基础。所以，他后来回顾自己的读书治学过程时说：“及乙未到京后，始有志学诗、古文并作字之法。”
当曾国藩供职京师的时候，正是中国内乱外患交迫之时。曾国藩所关心的，在外有“英夷”，在内有太平天国。所以，他读书更侧重经世致用之学，特别是舆地之学。在闲暇的时候，曾国藩对于军政大计，以及各种庶务，通过大量的并有所选择性地阅读古代史籍，尽量把现实的问题考究详尽。一旦当权，便能把平时读书得来的学问，拿出来应用。后来太平天国声势大盛，曾国藩以一书生带兵，终能镇灭洪、杨，一般人都引以为异。我们只要知道他十多年的京师生活，十多年京师名流之间的交往互教，十多年京师期间坚持不懈地刻苦攻读经世致用之书籍，是如何地准备着应付事变，如何地关切时务，如何地虚心研究！便可知道曾国藩的成功，绝不是侥幸得来的了。
当时掌理全国庶政的六部，除了户部之外，曾国藩担任过礼、吏、兵、刑、工五部的侍郎，在为官期间，对照自己所任各部的工作特点，他专心潜读《通典》和《资治通鉴》，由此而洞悉了清代的政情利弊、官场风习、山川形势、民生疾苦和武备良窳。曾国藩由内阁学士升为礼部右侍郎署兵部左侍郎时，遍阅清代道光以上历朝文献，目睹时局危急而政风颓靡，遂因皇帝之下诏求言而先后参照史籍上了几道条陈时务的奏疏。体现了他明道经世的抱负。
在曾国藩读书榜样的示范下，湘军将帅们则是把孔、孟、周、张、程、朱，直到船山的“圣贤学脉”、“儒家道统”作为自己的思想信仰，从中国传统文化宝库中广搜博取，以求治国用兵之道，为其军政实践服务。
正如郭嵩焘所说：“军兴以来，湘人起文学任将帅，肩项相望。一时武健强力，多知折节读书。军行所至，闻弦歌之声。”大批湘军将领多是从“一介书生”、“布衣寒士”而投笔从戎，从文书、幕僚或中下级军官，一跃而成为统兵作战、独当一面的高级将帅，不少人成为巡抚总督一类的封疆大吏，有的甚至成为清朝中央政府的尚书、军机大臣、大学士。
曾国藩于读书学习尤为可贵的是，把它作为生命中重要的部分，相伴终生。
同治十年（1871），曾国藩的身体每况愈下，可以说一天不如一天。理学修养甚深的他，在一月十七日写了几句箴言，警示和鞭策自己读书不要放松。这几句话语是：“禽里还人，静由敬出；死中求活，淡极乐生。”他认为“暮年疾病、事变，人人不免”，而读书则贵在坚持，并在读书中体味出乐趣。因此，在二月十七日，他自己感到病甚不支，多睡则略愈，夜间偶探得右肾浮肿，大如鸡卵，这确是一个危险的信号，他却置至一旁，晚上照旧读书不废。疾病缠身，这已是难以摆脱的困扰，“前以目疾，用心则愈蒙；近以疝气，用心则愈疼，遂全不敢用心，竟成一废人矣”。但药疗不如读书，他离开了书的话就是一个废人了。
如此看来，曾国藩的一生可以简单地概括为：把读书当成生命中不可分割的部分来看待！
曾国藩语录精粹：
读书之道，朝闻道而夕死殊不易。易闻道者，必真知而笃信之。吾辈自己不能自信，心中已无把握，焉能闻道？
——咸丰九年二月
2.学而求变，以变创新
“古人不见今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无数事实证明，那些名垂千古，为人推崇的人往往不是那些墨守成规的人，而是那些主张因时而变，敢开创新风的人。曾国藩具有“继承与发展”、“守旧与革新”的双重性格，可以说他的“发展”与“革新”，是站在时代的最前沿，放弃夜郎自大的盲目自重观，开启了一代学西方先进科技文化的风气之先，给黑沉沉的满清王朝带来了一缕“自强”的曙光。
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是教人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紧紧结合的自觉性。齐家、治国、平天下的追求和“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箴言，已经成为社会认可的理想人格和道德规范。曾国藩晚年被封为武英殿大学士，位尊为“相”而居汉大臣之首，但按照清代政制，这仅是没有实权的尊号。在其事业的鼎盛期，他虽是节制几省军务的主要军事统帅，但其实职始终是地方大吏——直隶总督、两江总督。按照忠不出其位的原则，他完全可以循规蹈矩，以完成本职工作为满足。可是，他一再发出建立机器局、派遣留学生等倡议。这些行动只有一个合理的解释：急于改变国家贫弱面貌的爱国热忱超越了个人成败得失的考虑。
他曾同李鸿章说过：“鄙意北方数省因循已久，……东南新造之区，事事别开生面……制器造船各事，皆已办有端绪。自强之策应以东南为主。阁下虽不处海滨，尚可就近处理，购办器械，选择人才，本皆前所手创，仍宜引为己任，不必以越俎为嫌。”在专制制度下，越俎代谋小则招怨，大可惹祸。据内容看，此信大约写于1867年李鸿章被任命为湖广总督后。曾国藩一生谨慎，平定太平天国后又恐权重位高招忌，加上健康每况愈下，因而一再要求归田以保晚节。如果不是出于考虑国家安危、开创一代风气，是不会有这一行动的。他一生谨慎，但却要求李鸿章敢于“越俎”，表明他敢于担当大事的品格。
其次，因时而变、实事求是的精神是推动他学习西方的基本因素。儒家的经世致用派一贯强调从实际出发，这种学风代代相传，成为这一流派的人物历来较有成就的重要原因。曾国藩继承这个传统，也一再强调：“不说大话，不骛空名，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禁大言以务实”。理学家们沉溺于心性之学，热衷于从考察思想动机中去鉴别君子与小人。而曾国藩对此作了重大的修正。他说：“恒言皆以分别君子小人为要，而鄙论则谓天下无一成不变之君子，无一成不变之小人。今日能知人，能晓事则为君子，明日不知人，不晓事即为小人。寅刻公正光明则为君子，卯刻偏私暧昧即为小人”。
历史上许多有成就的人物如果专注某一方面，可能会取得更大的成功。曾国藩经常慨叹：古往今来有大作为者，他们的才智只发挥到三成，而七成却没有用上。所以他信天、信运气。梁启超作为近代的改革家无疑是时代的骄子，但他的变法事业没能推进下去。他在文学、历史、文字学等方面也造诣非凡。但他在临终前谆谆教导子女们：以他的博杂不专为戒。后来他的儿子梁思成专攻建筑，成为当代中国建筑学的开山祖师。
曾国藩生平处世的成功，可以说是读书的成功。他治学有方，通过读书，走上了仕宦之途，广交了益友，领会了行军打仗之术，树立并实践了报效国家、明道经世的远大志向。
曾国藩语录精粹：
为学之道，不可轻率评讥古人。惟堂上乃可判堂下之曲直，惟仲尼乃可等百世之王，惟学问远过古人乃可评讥古人而等差其高下。今人讲理学者，动好评贬汉、唐诸儒而等差之；讲汉学者，又好评贬宋儒而等差之；皆狂妄不知自量之习。譬如文理不通之童生，而令衡阅乡、会试卷，所定甲乙，岂有当哉！善学者，于古人之书——虚心涵咏而不妄加评骘，斯可哉！
——同治七年四月
3.以勤为铭，将勤补拙
曾国藩始终认为自己是一个资质一般的人，只有通过勤奋努力的学习和积累，才能达到大志的效果。为此他强调了勤奋的重要性，并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天下之事，有其功必有其效，功未至而求效之遽臻，则妄矣。
意思是说，功夫还未下到，就想求得效果马上达到，实在是荒诞的。
在人生的竞赛场上，天资一般的人靠什么与天资好的人相抗衡，甚至取胜于他？靠的就是一种“积累”。当初同在一个起跑线上的时候，人家也许还不如你，但是你却自恃聪明（也可能你是真的聪明）以此为傲，认为聪明天赋即是万能，不管别人怎样“积累”，你认为无论何时，只要你想去做的时候，你就能做到，甚至比他们做得更好。殊不知人家天赋一般的人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不知不觉地就和你拉开了距离，已经不知不觉地逐渐具备了远非仅靠“天赋”或“聪明”而能得到的某种地位、某种资源，以及某种能力或成就。
曾国藩反复告诫他的子弟，为学必须靠平时的积累。他说：“读书的道理，如杜元凯所说，就像大江大海一样长时的浸漫，像蒙蒙细雨时时滋润一样。如果所见所闻十分寡陋，含蓄蕴藉的程度浮浅，比如只有一勺水，绝对没有办法灌注得透彻，滋润得丰美。因此，君子是不能因微末之道而自我限制在一个地方的。知识在于积累，积累多了，自然能融会贯通。”
曾国藩由此推及到做文章诗词，他说：“大凡写作文章赋诗，应当在真挚的感情达到了极点，不能不一吐为快的时候。然而，也必须靠平时积累得多，那么写作时不用苦思冥想而能左右逢源。所讲的情理，足以表达作者内心最真挚、最切实的感情。写文章的时候，没有刻意揣摩字句的苦恼，文章写完后，没有不能表达心里所想的情况，这都是平时日积月累的功效。如果平时就敷衍了事，浅尝辄止，不得不临时再去寻思“义理”，而义理并不是一时就能学会学通的，那么就不得不求助于文字的功效，甚至于雕饰字句，花言巧语，取悦他人，所做的假饰更日趋拙劣。以后要想达到真情激发的时候，那一定要先看胸中所掌握义理程度怎样，如果能像取携带在身边的东西那么方便，顷刻而来，脱口而出，就可以了。不然，还必须临时寻求办法，那还不如不去作。强求自己去作就只能以巧言伪情取媚于人。”
在这一段话中，可以看出曾国藩对为学的要求十分严格，平时决不能敷衍了事，浅尝辄止。而是要善于积累，这样一到用时不必苦思冥想就能左右逢源。知识积累多了，就有可能融会贯通，以一推万，根据已知去发现未知的内容，想像与发挥的空间就大，思维便可信马出缰自由驰骋。
除强调读书勤奋外，曾国藩也很重视读书环境。他反复强调合适优良的环境，足能使人易于为善，正如恶劣、腐败的环境容易使人变坏、变恶一样。他以直隶为例。正因为直隶自古有豪侠之风，乃良好之风气，所以予以大力赞扬，并以此勉励直隶学人士子继承此种遗风。如果环境恶劣、风气很坏的地方，他认为不宜于人才的培养。他曾致书其弟说：“衡阳不可以读书，涟滨不可以读书，为损友太多故也。”
在治家教子上，曾国藩更是不厌其烦地强调“勤”字。他在信中曾对儿子纪泽说：